个体移民在一个特定的国家也许会变得重要，这样他们的后代就能完全融进对他们祖先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文化。泰王国提供了这样的例子：一个波斯家族——波纳家族在17世纪定居在大城，并且在19世纪成为该国最重要的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在泰国官方至今仍地位显赫)。还有其他不符合一般模式的情况。马六甲的华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移民的后代生活在一个特别的世界，其中一半是华人一半是马来人，从来没有一个族群完全占据过优势。他们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们不认为自己是马来亚的永久居民。今天小编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
与此类似的是，菲律宾的华人密斯蒂佐社区在马尼拉非常出名，他们深深扎根于这片外国人的土地。到了18世纪，这个密斯蒂佐社区变得很重要，而且华人和菲律宾联姻的后裔至今仍在菲律宾的生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相对于一般模式存在一些例外(包括来自中国清朝统治时期的难民，他们在17世纪逃到越南并且定居在那里)，但是整个东南亚的情况有一个广泛的统一的特点。在港口城市以及并不非常内陆的城市中心有少量移民社区，他们从事大多数东南亚人不愿意从事的商业活动。
在这些移民社区中，华人是最重要的。华人的商业和金融利益的范围是巨大的，但是他们的数量与大规模移民的后期阶段相比，则是有限的。例如，18世纪末，巴达维亚(雅加达)城内及其周边的华人大约有2.2万人。这个数字使之成为整个东南亚两个主要的殖民城市，另个是马尼拉。其余城市的数字则较小。在19世纪，变化到来了，原因有很多。关于亚洲移民的影响，没有地方比后来被称为海峡殖民地(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英国殖民地表现得更明显的了。
其中，新加坡在关于19世纪东南亚的亚洲移民如何改变以前存在的政治和人口平衡方面，提供了即使不是典型的也是最有戏剧性的例子。当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在1819年代表英国皇室接管新加坡的时候，他的行动“清除”了一小撮来自马来人世界的渔民和海盗。根据他与柔佛苏丹国(新加坡岛在其领土之内)存在继承争议各方中的一方签订的协议，他宣布了他行动的法律基础。把这些理由放在一边，莱佛士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国际贸易中心的目标有非常直接的后果。
把新加坡变成一个转口贸易港需要人力，岛上100个或者200个马来渔民一方面不乐意，另一方面数量也不够。华人，以及更少量的印度人，乐意这么做。新加坡的人口统计数字证明了这些。在港口建成5年内，新加坡的人口上升到超过1万人。马来人的数量增加到4500人以上——对比1819年的情况，这是一个显著的增加，而且这个数字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40%。但是将来的趋势已经很清楚了，因为当时新加坡华人差不多有3500人(超过30%)，而这里以前根本没有华人定居者。
在新加坡建立后的25年内，英国殖民地的华人已经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了。在19世纪40年代，5.2万名居民中，不少于3.2万(或者61%)是华人。19世纪中期描述新加坡的作品非常明确地指出，不断发展的定居点是如何依靠华人移民的劳动和服务的。来自中国的新来者似乎填满了每一个行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移民成为有产一族，与那些也在新加坡找到良好前景的欧洲商人一样富有，甚至比后者更富有。由于曾经是一个几乎无人居住的岛屿，新加坡在整个东南亚是个特别的例子。
在该地区，没有其他地方经历同样的组合：商业成功以及华人移民最终形成了一个新国家的基础。在这个新国家里，华人的后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种族群体。不过，即使新加坡的经历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也不应该贬低19世纪华人移民对东南亚其他地方的重要意义。例如，在新加坡的邻居—马来半岛，从19世纪后半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期间，大规模移民到该国的华人引发了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的政治问题。
在19世纪中期，马来西亚一新加坡世界的政治版图与今天非常不同。英国管理着其中的三个领地：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但是后来成为英属马来亚的半岛地区则在英国控制之外。到了19世纪中期，新加坡的发展促使英国卷入此前不愿涉及的半岛上各个马来苏丹国之间复杂的事务中。柔佛的苏丹国，通过不到一里的浅水与新加坡隔开，它是半岛上与新加坡产生重要联系的第一批马来国之一。
从经济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看，19世纪中期的柔佛也许可以被视为新加坡的腹地。尽管柔佛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变成新加坡新鲜淡水和产品的主要供应者，但是通过与新加坡有密切联系的华人定居者，它的农业得到了稳步扩展。尤其是在19世纪中期，柔佛成为生产黑儿茶(用来生产黑色染料的一种植物)和种植胡椒的一个基地。看完文章后，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积极留言评论，与其他人一起分享你的见解，对内容感兴趣的也可以关注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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