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意大利研究人员发现，早在3000多年前，古人就知道在攻城掠池和自我保护时使用这一手段。
赫梯王国是一个位于安纳托利亚，即古代小亚细亚的亚洲古国。赫梯人以骁勇善战著称于史，不仅将若干小国统一成一个强大帝国，并曾与埃及展开过激烈的争 霸战争。 意大利学者西罗· 特雷维萨纳托专门对赫梯人最强大时期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他在《医学假说》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称，将感染了兔热病的绵羊放入敌方城市或阵营，导致对方人员染上这种致命疾病，是当年赫梯人无往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特雷维萨纳称，赫梯人在公元前1325年攻打腓尼基人城市士麦拿的时候，“第一次出现所谓‘赫梯瘟疫’的说法，而且这种称谓在数份历史资料中都曾出现过。”他认为这决不是巧合，因为那时恰恰有了对兔热病的第一次记载。特雷维萨纳认为，赫梯人在遭到外敌入侵时也曾使用过同样的手法。
“赫梯历史上国运不济的时候，曾经遭到邻国阿尔扎瓦王国的进攻。就在那段时间，一些绵羊神秘地出现在阿尔扎瓦的街道上。当地居民将这些羊抓起来吃掉。就这样，兔热病在阿尔扎瓦蔓延，对赫梯的进攻就此失败。”特雷维萨纳说，据史料记载，阿尔扎瓦人当时就曾怀疑在城中蔓延的瘟疫和这些羊有牵连。这位意大利学者断言，“赫梯人最早使用了生物恐怖手段”，而“染病的绵羊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859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作战时，15000人中有12000人患霍乱而丧失战斗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首先研制和使用生物武器（当时称为细菌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仅一年半的时间内，交战双方患病毒性流感者达5亿之多，有2000多万人死亡，比战死人员数量高出3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研制生物武器，并在中国东北建立研制细菌武器的工场－731部队，曾对中国10余个省的广大地区施放鼠疫、霍乱、伤寒和炭疽杆菌等10余种战剂。鼠疫最严重的是湖南常德和浙江宁波。他们甚至拿活人做细菌试验，仅此一项就杀死中国军民3000多人，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
在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就广泛研究和使用生物武器，组建了专门的细菌作战部队，即731部队。
1940年7月，日军在浙江宁波用飞机投撒了70公斤伤寒杆菌，50公斤霍乱弧菌和5公斤带鼠疫的跳蚤。1942年夏，又在浙赣铁路沿线投放了霍乱、鼠疫、伤寒等病菌，污染水源和食物，造成疫病流行，致使我大量无辜平民死亡。
美国研制生物武器始于1941年，其规模超过德国日本。1950年，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多次使用鼠疫、霍乱菌和脑炎病菌，伤害中朝军民。
在朝鲜战场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挽回失败的结局，曾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生物武器近3000次，造成我志愿军和朝鲜平民感染死亡。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生物武器的杀伤力是相当大的，1979年苏联位于斯维洛夫斯克市西南郊的一生物武器生产基地发生爆炸，致使大量炭疽杆菌气溶胶逸出到空气中，造成该市肺炭疽流行，直接死亡1000余人，并且该地区疫病流行达10年之久。这仅仅是一次泄漏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专家估计，如果一颗装有炭疽杆菌的弹头导弹在一个顺风的天气落到华盛顿市区，就可造成3—10万人死亡。如果一架载有100公斤炭疽菌培养液的小飞机，在华盛顿上空撒下这种培养液，可造成100万人死亡。在这一点上，生物武器比核武器毫不逊色。受生物武器感染，病人极其痛苦，常常在受尽病苦折磨后死去，并且病菌具有传染性。从理论讲，它的杀伤力是无限大。
许多病菌在作为武器使用以后，可以长期存活在土壤和水中，遗患无穷。二战期间，英国在格鲁尼亚岛试验了一颗炭疽杆菌炸弹，至今该岛仍不能住人。
生物武器制造和使用比起化学武器更为方便，只要少量的菌种，在特别的容器中培养就行。即使实验室规模的生产也可造出足够军事使用的生物武器。再有生物武器不需保存，只要少量菌种冷藏起来即可，战时，可在短时间内培育出大量生物武器。
自70年代以后，分子化学的突破性进展，使以基组技术为代表的遗传工程应运而生。人们把遗传工程又称为基因工程。基因是细胞中起遗传作用的物质，生物性状就靠基因代代相传。
当基因工程刚刚问世，就同任何高新技术一样首先很快被应用于军事领域，一些军事大国竞相投入大量经费和人力研究基因武器。研究基因武器，无疑是人类自己打开了地狱之门，因为我们无法预料通过这种方式，将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基因魔鬼。可以说在这个领域的每一个设想都有可能成为现实，而每一个现实都会使人类走进灭绝的深渊。
托夫勒在《未来的震荡》里说“时钟滴答作响，我们正在向‘生物学的广岛’靠拢。”说的正是这样一个现实。
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重大项目秘书长杨焕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就连我们这么小的实验室都能做这样的事，把艾滋病毒跟感冒病毒连接到一起，多可怕!有人常说过，这个世界不是毁在几个不懂法的流氓手里，要毁就毁在科学家手里。”
艾滋病毒虽只通过性交和血液，尚且在世界范围有如此巨大的感染人群，如果打一个喷嚏就可以传染艾滋病，恐怕人类早就灭绝了。
再有，如果把引起鼠疫的鼠疫杆菌的基因或致癌基因移入大肠杆菌中，令其繁殖，同样可以轻松地毁灭全人类。还有一种叫“热毒素”的奇特基因武器，只需20克便可致全人类于死地。
如果上述这些基因武器研究成功，即使实验室操作失误所引起的泄漏，都会引起全人类的灭绝。这些超级病毒或细菌一旦开始传播，纵然是这些病毒和细菌的制造者也束手无策。有人猜想艾滋病毒可能就是德国或日本在二战期间制造的生物武器。
生物武器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初始阶段，主要研制者是当时最富于侵略性，而且细菌学和工业水平发展较高的德国。主要战剂仅限于少数几种致病细菌，如炭疽杆菌、马鼻疽杆菌等，施放方式主要有特工人员人工投放，污染范围很小。
第二阶段自本世纪30年代开始至70年代末。主要研制者先是德国和日本，后来是英国和美国。战剂主要仍是细菌，但种类增多，后期美国开始研究病毒战剂。施放方法以施放带生物战剂的媒介昆虫为主，后期开始应用气溶液撒布。运载工具主要是飞机，污染面积显著增大，并且在战争中实际应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生物战剂是军事行动中用以杀死人、牲畜和破坏农作物的致命微生物、毒素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的统称。由于以往主要使用致病性细菌作为生物战剂，早期它被称为细菌武器。随着科技的发展，生物战剂早已超出了细菌的范畴。
现代生物战剂按照形态和病理主要分六大类：
一、病毒类，如天花病毒、各种马脑炎病毒、热病毒等；
二、细菌类，主要有炭疽菌、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等，这是二战前后使用得最多的生物战剂；
三、立克次氏体类，一种能导致斑疹伤寒、战壕热等流行疾病的特殊病原体；
四、衣原体类，主要有鸟疫衣原体；
五、真菌类，主要有球孢子菌、组织孔孢浆菌等；六毒素类，主要有葡萄球肠毒素、肉毒菌毒素、真菌毒素等。六、毒素类，主要有肉毒杆菌毒素、葡萄球菌糖毒素等。
按伤害程度和分为 一、致死性战剂，病死率在10％以上，甚至达到50～90％。炭疽杆菌、霍乱狐菌、野兔热杆菌、伤寒杆菌、天花病毒、黄热病毒、东方马脑炎病毒、西方马脑炎病毒、班疹伤寒立克次体、肉毒杆菌毒素等。
二、失能性战剂，病死率在10％以下，如布鲁氏杆菌、Q热立克次体、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等。
按生物战剂有无传染性可分为两种：
一、传染性生物战剂，如天花病毒、流感病毒、鼠疫杆菌和霍乱狐菌等。
二、非传染性生物战剂，如土拉杆菌、肉毒杆菌毒素等。
过去主要利用飞机投弹，施放带菌昆虫动物。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将主要利用飞机、舰艇携带喷雾装置，在空中、海上施放生物战剂气溶胶；或将生物战剂装入炮弹、炸弹、导弹内施放，爆炸后形成生物战剂气溶胶。
传统的生物武器以细菌为主，主要有鼠疫杆菌、炭疽杆菌、霍乱弧菌、兔热、Q热、肉毒等。这些细菌都可感染人体，炭疽杆菌感染者死亡率为80%；鼠疫的受害者在1—3天发病，死亡率达90%；杀伤力弱一些兔热和霍乱，至多在10天内可对感染者产生影响，死亡率5%—50%不等。
Q热是一种全身性感染细菌，急性发病，寒颤高热，伴有头痛、肌痛，不经治疗时，死亡率低于1%，可经呼吸道、消化道、皮肤、蚊虫叮咬传染，其传染性强。Q热病虽然死亡率低，但恢复较慢，可使病人长时间丧失活动能力，是失能性战剂。
1.致病性强，
传染性大生物战剂多为烈性传染性致病微生物，少量使用即可使人患病。在缺乏防护、人员密集、平时卫生条件差的地区，因其所致的疾病极易传播、蔓延。 2.污染面积大，危害时间长直接喷洒的生物气溶胶，可随风飘到较远的地区，杀伤范围可达数百至数千平方公里。在适当条件下，有些生物战剂存活时间长，不易被侦察发现。例如炭疽芽孢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可数十年不死，即使已经死亡多年的朽尸，也可成为传染源。
3.传染途径多，生物战剂可通过多种途径使人感染发病，如经口食入，经呼吸道吸入，昆虫叮咬、伤口污染、皮肤接触、黏膜感染等都可造成传染。
4.成本低，有人将生物武器形容为“廉价原子弹”。据有关资料显示，以1969年联合国化学生物战专家组统计的数据，以当时每平方公里导致50％死亡率的成本，传统武器为2000美元，核武器为800美元，化学武器为600美元，而生物武器仅为1美元。 5.使用方法简单，难以防治生物战剂可通过气溶胶、牲畜、植物、信件等多种不同形式释放传播，只要把100公斤的炭疽芽孢经飞机、航弹、鼠携带等方式散播在一个大城市，就会危及300万市民的生命。投放带菌的昆虫、动物还易与当地原有种类相混，不易发现。
6.有限性生物武器易受气象、地形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烈日、雨雪、大风均能影响生物武器作用的发挥。此外，生物武器使用时难以控制，使用不当可危及使用者本身。
生物武器有极强的致病性和传染性，能造成大批人、畜受染发病，并且多数可以互相传染。受染面积广，大量使用时可达几百或几千平方公里。危害作用持久，炭疽杆菌芽胞在适应条件下能存活数十年之久。带菌昆虫、动物在存活期间，均能使人、畜受染发病，对人、畜造成长期危害。但生物战剂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在使用上受到限制。日光、风雨、气温均可影响其存活时间和效力。采取周密的防护措施，也能大大减少它的作用。
生物武器有较强的致病性和传染性，前方和后方、军队和居民、人员和牲畜都可能受到袭击，发病后又可能互相传播。因此在组织防护时，要做到军队、地方结合，军民兼顾；军队与防化、工程等有关勤务部门密切配合。
主要防护措施是：
1.做好经常性的防疫工作。如进行防疫、防护的宣传教育，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贯彻各种防疫制度,有计划地接种各种疫苗等。
2.组织观察、侦察和检验，及时发现敌生物武器袭击。各种观察哨均兼有观察生物武器袭击的任务，发现袭击征象，及时通知部队进行一般防护。专业防护人员进行现场侦察，采集标本进行检验，确定生物战剂种类，通报部队采取针对性的防护措施，并从政治上揭露敌人。
3.做好个人防护和集体防护。发现敌人进行袭击，接到防护指令后,立即戴上或防菌口罩,扎紧裤脚、袖口,上衣塞入裤腰，颈部围上毛巾，战斗情况允许时,可进入工事，减少受染。受染后要抓紧时间，利用个人消毒包擦拭暴露的皮肤；利用战斗间隙，到进行，消灭服装、武器和车辆上的生物战剂；服用预防药物，补充接种疫苗，并定期接受医学观察。
4.对污染区要及时标示范围，监视疫情，控制人员通行。发
动广大军民对工事、住房、仓库和交通要道，进行消毒、杀虫和灭鼠。 5.加强疫区管理，控制传染病向外传播。发现鼠疫、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人时，要尽快封锁疫区，组织好检疫工作，检疫时间根据传染病潜伏期确定。传染病人原则上应就地隔离治疗，不作远距离后送，以防传播。
为了更有效地防止生物武器的危害，在可能发生生物战的时候，可以有针对性地打预防针。对于清除生物战剂来说，可以采用的办法有：
1.烈火烧煮。
高温是消灭生物战剂最彻底的办法之一。
2.药液浸喷。
药液浸喷是对付生物战剂的主要办法之一。喷洒药液可利用农用喷药机械或飞机等。用做杀灭微生物的浸喷药物主要有漂白粉、三合二、优氯净（二氯异氰尿酸钠）、氯胺、过氧乙酸、福尔马林等。对于施放的战剂微生物，由于它们可能附在一些物品上，既不能烧，又不能煮，也不能浸、不能喷，对付的办法就是用烟雾熏杀。此外，皂水擦洗和阳光照射以及泥土掩埋等也是可以采用的办法。
生物武器是各种武器中面积效应最大的武器．自用于战争以来，给人类带来了恐怖性灾难。1925年，在国际联盟主持的日内瓦裁军大会上，有关国家签署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的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1972年 4月10日签订的《禁止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1975年3月26日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84年11月15日加入该公约。中国曾是生物武器的受害国之一，中国坚决支持禁止生物武器的主张，奉行不发展、不生产、不储存生物武器的政策，并反对扩散生物武器。
国际上，从1979年4月苏联斯威尔德洛副斯克市的微生物与病毒研究基地发生的炭疽泄漏事件,造成1000多人死亡及很多人中毒的情况看军事大国始终没有停止生物战剂的研制和发展。由于生物武器比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易制造和走私，因此生物战剂的威胁不仅未消除，反而在不断增长。
１９２５年在日内瓦签署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它气体的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１９７２年联合国通过了《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中国曾是生物武器的受害国之一。中国坚决支持禁止生物武器 的主张，奉行不发展、不生产、不储存生物武器的政策，并反对扩散生物武器。
未来生物武器的发展，主要取决于高技术战争的需求和高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使生物武器的研制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其主要发展趋势有一下几个方面。
一、发展生物化学战剂
生物化学战剂是各种高级生物活性的生物化学物质，如小分子量的生物毒素、细菌蛋白质素和肽类生物调节剂等。这种战剂的毒性高于现有的化学战剂100-1000倍，并难于检测和核查。这类生物化学战剂将成为今后研究的热点，并很可能成为未来生物战剂系列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研制基因武器
针对人类基因的差异，可能制造出专门攻击某个民族、某个种族、某种身高、某种特征的特殊基因武器。
基因武器的研究是人类自己为自己掘的坟墓。某种意义上讲，它比核武器对人类的危险要大得多。核武器灭绝人类尚需一定的爆炸当量，而基因武器灭绝人类则完全没有量的要求，只要有1个人感染了某种超级病毒或细菌，他可能会在没发现之前传染给更多人，或者到了无法控制的局面，最终灭绝整个人类。此外， 它不需要导弹和轰炸机运载，一个间谍拿着一个瓶子就可以了。甚至一个国家遭到基因武器攻击多年，这个国家还没有发觉，或者发觉后也不能判断是来自哪个方向的攻击。
基因武器是在生物基因工程技术的基础上，按照某些人的设想，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在一些致病的细菌或病毒中接入
能对抗普通疫苗药物的基因，或者在一些本来不致病的微生物体内注入一些致病基因，培养出杀伤危害极大的战剂，将其放入施放装置中，就构成了基因武器。 由于基因武器成本低，使用方法简单，施放手段多，杀伤力大，持续时间长，难防难治，可能产生不可制服的致病微生物，从而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国外有人将基因武器成为“世界末日武器”。
正如侏罗纪公园的作者迈克·克里顿所说“如果你想用一颗原子弹毁灭人类， 这绝非易事，但通过基因工程就变的轻而易举。”研究基因武器是人类的死亡游戏，所有关注人类命运和前途的人都应大声呼吁国际社会在死亡之路上停下愚蠢的脚步
三、继续提高生物战剂气溶胶杀伤效应的技术
施方生物战剂气溶胶，将成为进行生物战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因此，提高气溶胶的发生率、稳定性、感染力和控制气溶胶粒度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
四、肉毒素可成生物武器
肉毒毒素作为生物武器并非新鲜事。美国、前苏联和伊拉克均曾研究将毒素用作生物武器，但因无法用于导弹等热兵器上而放弃。日本奥姆真理教和“基地”组织据报亦曾作类似研究，但因技术不足而告吹。
肉毒毒素早年一般用作治疗偏头痛或运动创伤，近年开始应用到抗衰老美容范畴，“Botox”则是当中最为人知的商品化名称。然而由于毒性剧烈，全球只有8家公司获准生产，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亦实施严格监管。
不过2006年，俄罗斯出现一些声称来自车臣、由非正式渠道生产的廉价毒素。美国情报官员及安全专家遍查东欧、中东和亚洲，相信有大量毒素山寨厂运作，并透过网上出售。专家担心这些厂可能成为恐怖分子新武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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