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余年间的温暖、欢娱和力量
——中央电视台八集电视纪录片《京剧》解说词摘编
《京剧》剧照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从这一天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上，将多了一个以这座城市命名的一种古老戏曲的名字：京剧。
京剧是国粹，这是中国人由来已久的共识。然而，当“国粹”写入“遗产”，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我们无从回答。
站在北京城南的永定门向北望去，仿佛可以看到天边。二百年前，从南方来的徽班也许就是从这里，陆陆续续地走进北京城开始了他们的辉煌之旅。就是这样一座宽广的城市，为百年来众多京剧艺人的粉墨登场，提供了最坚实的舞台。
在老北京的传说里，京剧是从茶楼到戏园子几代中国人一脉相承欲罢不能的疯狂沉醉与痴迷，忘我的追捧、山呼的喝彩，在那些有情和无情岁月里，京剧之于大多数北京人、中国人，既是各层人士沉浸其中乐此不疲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温情慰藉。
在好奇的外国人眼里，京剧也许首先是一个神秘而优美的梦境。仅仅八十年前，当来自中国的国色天香在太平洋彼岸的纽约百老汇舞台首次绽放，大多的西方人认为，京剧艺术无疑超越了东西方之间所存在的障碍。八十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票通过，把中国京剧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京剧百年，这个舞台曾经见证了太多粉墨登场的艺人无以掩饰的光荣或梦想、得意或失落。程长庚、谭鑫培、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正是这些熟悉或陌生的名字，成就了一个王朝的跨越世纪的欢娱，也成就了京剧自身的灿烂与辉煌。
当所有的繁华已成过往，所有的热闹归于沉寂，关于京剧，关于那些将自己的精魂映射在舞台之上的戏梦人生，我们的讲述，就从这个早已陨落的王朝开始……
第二集《宇宙锋·呐喊》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爆发。一个月后，革命从武昌城头传递至上海。在攻打江南制造总局的战斗中，担任总突击队的全部是上海新舞台的京剧艺人，总队长是潘月樵和夏月珊。这些曾经用一出出时装新戏点燃台下观众内心革命火焰的伶人“戏子”，终将命运的耻辱与愤恨，化为无可阻挡的革命激情与熊熊烈焰。
上海光复后，京剧艺人潘月樵被授予少将军衔。孙中山批准成立上海伶界联合会，亲笔题赠“现身说法”的匾额一幅，夏月珊为首任会长。时代的转换如这块世纪舞台的幕启幕落，伴随着这段从梨园伶人到革命少将的梨园佳话的书写完成，京剧的另一个百年开始了。
1912年底，65岁的谭鑫培又一次来到上海演出。在明亮如白昼的舞台灯光照耀下，传统戏曲舞台“一桌二椅”的摆设显然已有些孤单，取而代之的是新奇的舞台机关布景。真刀真枪的舞台交锋演绎着情节曲折的连台本戏，京剧的“听戏”时代，已率先在这座城市向“看戏”时代让渡。
当时装新戏的热潮随革命的结束而快速引退，以动作丰富、“做打”见长的武生、架子花脸、刀马旦，也迅速取代一板一眼、擅长“唱念”的老生、青衣，而成为沪上戏迷的新宠。在登临这座城市不到半个世纪后，京剧在这崭新舞台上生长、浮现出别样的生命印记，“海派京剧”的说法也由此而来。
当讲究一招一式、有板有眼的“京派”首次遭遇新生的“海派”，演出的效果或结局，似乎已可以料想。在刚刚兴建营业的“新新舞台”，伶界大王谭鑫培拿手的传统老生戏还没演完，沪上戏迷的满场倒彩已经此起彼伏。
仅仅几个月后，十里洋场的华丽舞台，迎来了又一位来自京城的京剧艺人，这个人就是年仅十九岁的梅兰芳。也正是在此次上海的演出以后，梅兰芳这个名字开始风行大江南北，成为无数中国人爱上京剧、走进戏院的理由。
从某种意义上说，谭鑫培和梅兰芳二人一前一后结局迥异的演出，构成了京剧发展史上又一个百年的真正起点。
第三集《借东风·传承》
清末民初时期的京剧演出市场已日渐红火，戏班、科班、戏院、茶楼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蔓延，京剧的西皮二簧腔已然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巨大的利益驱使下，由来已久的科班“打戏”之风更是愈演愈烈。作为一个传统科班，“打戏”自然也是富连成的常事。不过，对于那些从科班私利出发、拔苗助长式的“打戏”，班主叶春善却向来深恶痛疾。为了从小培养科班弟子严谨自爱的作风，叶春善与科班总教习萧长华共同制定了富连成“学规”，即“四要”与“四戒”，并以此时时检点各自学艺和做人，规定各科弟子每天早起练功时都得集体朗诵：“自古人生在世，须有一技之能，我辈既务斯业，便当专心用功。”
“我辈既务斯业，便当专心用功”，这样的口号是那个时代的写照。特别是注重童子功的梨园行，似乎更没有什么别的捷径可走，用功是成功的惟一前提，从日出到日落，从寒冬到酷暑，所需要做的就一个字，练。这不仅是富连成，也是所有京剧科班的根本诉求。
北京前门外的广和剧场，一百年前称为“广和楼”。民国初年，富连成东家把这里包了下来，作为富连成科班对外演出的固定戏楼。戏楼前台旁，有一间侧对着舞台的账房，每逢科班演出，科班班主叶春善就会端坐在此，静静观摩查看舞台上学生的演出，每当有让他眼前一亮的科班弟子，演出结束后，他都要特意叫人传唤到跟前，给小演员们送上一个红包以示奖勉，俗称“小份儿”。然而，也有孩子站到叶春善的跟前时，却是一脸的沮丧，叶春善会告诉孩子，你倒仓了，要另谋出路。
“倒仓”是京剧艺人的行话，指大多数人年少时的一段生理变声期。对于吃开口饭的京剧艺人而言，“倒仓”既是一道“鬼门关”，更不啻为一条命运分界线。
京剧百年，从余叔岩到马连良、程砚秋，其实都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倒仓”往事。马连良17岁从富连成出科后不久就遇到倒仓。倒仓后的他只好远赴福州去唱戏，经过一年多的调理之后，在福州唱红的马连良再次入科富连成。
三年后当马连良第二次走出富连成的大门，以一出唱念、做功俱佳的《借东风》风靡茶楼戏院。或许，正是因为少年“倒仓”期这段难得的苦练，往后的马连良才得以在谭鑫培之后，被大多数专家戏迷公认为京剧史上最为全面的老生大家。
第四集《大登殿·绽放》
1919年，曾经的梅党成员、年近花甲的罗瘿公领着一位少年走进了梅兰芳居所。以一幅由徐悲鸿绘制、罗瘿公题诗的《天女散花图》为厚礼，这位少年从此拜师梅氏门下。这个少年，就是往后的“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
京剧史上，罗瘿公以一部《鞠部从谭》垂名于世，而在鲁迅先生眼里，他还是民国早期的“诗文第一人”。在投师梅兰芳之前，罗瘿公对程砚秋的栽培已经整整三年。此时的程砚秋，真正需要的仅仅是伶界大王的一次提携。
几个月后，梅兰芳把自己的一出私房本戏《贵妃醉酒》的一招一式全部传于程砚秋，并在日后的营业演出中有意让程砚秋代为登台。靠着这出《贵妃醉酒》，程砚秋在京师戏园一炮打响，从此跻身京城著名旦角儿的行列。
1922年10月，程砚秋率领自己成立不久的“和声社”首次登临上海的舞台。在程砚秋开启沪上之行前，罗瘿公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为程砚秋的演出先进行了一番密集的造势。沪上戏迷早已翘首企盼。演出当天，戏园之外停放的汽车就达二百余辆、马车则不计其数。
半个月后，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棚，迎来了刚刚红遍上海滩十里洋场的著名旦角儿程砚秋。伴随着徐徐转动的唱盘，程砚秋留下了他演艺人生中的第一张唱片：《大登殿》。从此往后，程砚秋和梅兰芳这两个名字，开始被大江南北的戏迷票友习惯性地联系在了一起。
第五集《生死恨·抗争》
在京剧歌声的送别中，当年慷慨奔赴前线的二十九军大刀队曾经给无数中国人带来过振奋和鼓舞。
无极刀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李尧臣的天桥艺人。民国初年，原本在京城镖局担任镖师的李尧臣来到天桥，开设了一家名为“武术茶社”的茶馆。因为武功超人，“武术茶社”很快吸引了不少前来学艺讨教的京剧艺人。相传京剧大师杨小楼为京剧《安天会》安插身段，曾经在“武术茶社”向李尧臣学过猴拳，而梅兰芳因为《霸王别姬》的排演，也曾向李尧臣讨教过“剑舞”中的剑术。
1937年北平沦陷。异族的入侵可以带走一段属于京剧的黄金岁月，却抹不去人们对这块舞台的共同向往。
在老北京的记忆中，一出《霸王别姬》不仅奠定了“虞姬”梅兰芳领袖群伦的梨园地位，更成就了“霸王”杨小楼京剧武生第一人的梨园公论。
京剧史上，杨小楼以“武戏文唱”的舞台风范著称于世。除了嗓音嘹亮、声腔激越，舞台之上的杨小楼身手灵便、工架优美，身段处处带戏。
北平沦陷前的1936年底，已经移居上海四年的梅兰芳曾经短暂返京，与杨小楼再度合演过一次《霸王别姬》，整整十四年的舞台合作中，这是杨、梅二人最后一次同台亮相。
虞姬离了霸王，虞姬不复为当初的虞姬，霸王又岂能为曾经的霸王？为此，梅兰芳力劝杨小楼随行南下，他说：“您现在不给汉奸唱戏还可以做到，将来北平变了色怎么办？不如趁早也往南挪一挪。”杨小楼坦然答道：“很难说躲到哪儿去好，如果北京也怎么样的话，我就不唱了。”
第六集《凤还巢·坤伶》
北京前门外的天桥一带，自古就是民间艺人卖艺求生的热闹所在。清末民初，京剧坤伶已不再为社会新鲜事物，但在远较上海传统保守的京师，这里依然是女性艺人登台演出的唯一合法去处。
新任大总统的袁世凯首次允许坤伶与男性艺人合班演出。武生名角俞菊笙的儿子俞振庭闻风跟进，组建“双庆社”，首开男女同台演出之风。
女性走入剧场能够获得看戏的权利，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它代表着妇女地位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京剧是男人创造的剧种，基础的流派都是由男人创造的，因此觉得这是男人的艺术，女人总是没有分量唱不好。再加上教女徒弟易有绯闻，怕惹是非，所以干脆不收女徒。当一堵“传男不传女”的高墙横亘眼前，偷师学艺也就成为女性艺人跻身舞台、精进技艺的无奈选择。
关于偷师学艺，著名的程派传人、当年的“四大坤旦”之一新艳秋曾经在1982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程砚秋先生每有演出，我和我哥哥必去“偷”戏。我们躲在华乐园楼上的角落里，哥哥专记胡琴、唱腔的工尺谱，我强学全出戏的唱、念、身段。戏散人静后，我和哥哥步行回家，一路上研究刚才看戏所得，说着说着我们两人在路上就比划起来。
程派子弟延传至今洋洋大观，当年这位偷师学艺的年少女子，竟无意中充当了毫无争议的程派第一传人。
第七集《荒山泪·江湖》
1931年6月，杜家祠堂在上海浦东外高桥镇落成，典礼当天，当时声名显赫的京剧名家，几乎都被上海大亨杜月笙请来了。
此次空前绝后的京剧大堂会，有两位名角儿不屑一顾。一位是北京的老生大家余叔岩，另一位则是有江南第一武生之称的盖叫天。盖叫天10岁开始登台演出，以短打武生戏闻名京剧舞台。因伶界大王谭鑫培取艺名小叫天，于是自取艺名盖叫天，意思是盖过谭鑫培，此举可见盖叫天桀骜不驯的性格。
1934年5月，上海“大舞台”戏园，成名多年的盖叫天生平第一次跌倒在舞台之上。一出拿手好戏《狮子楼》，46岁的盖叫天已在舞台演出多年，然而，当他从两丈多高的高台上翻身跳下，为了躲开配戏同行，他只能选择伤害自己。
沪上名伶夏月珊兴办的“第一舞台”，有一位名叫赵黑灯的二路武生搭班演出，同样的一招高台“吊毛”，据说摔落舞台之上的赵黑灯每次都要昏死过去，夏月珊对赵黑灯说：“你下次可不用摔了，我们还是照用你。”赵黑灯回答：“咱们梨园行干这个的哪个不是摔得梆梆响，再说你也不能养我一辈子，我答应你不摔了，可把我的名声唱坏了，出了你的门，别人就不用我了。”
不久，在汉口跑码头的赵黑灯再次昏死在舞台之上，这一次他永远没能苏醒过来。
第八集《群英会·新生》
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正式成立，由梅兰芳担任院长、程砚秋担任副院长，“新中国实验京剧团”随即并入旗下，成为国家事业机构内一个完全国营化的演出团体。从此，往日自赚自销、自负盈亏的艺人，转身变成拿国家工资的演职干部，持续百年的传统班社制由此开始淡出历史舞台。
迎面而来的时代风潮，将两位曾经的舞台打擂竞争对手再次安排到一起，当然，作为当年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正副院长，此时的梅程二人已不复为当年的艺人，而是并肩战斗的同志。
伴随着新中国社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各行业、各领域的深入推进，京剧改制工作开始渐进高潮。1955年1月，中国京剧史上的第一个国营化大型演出团体：中国京剧院宣告诞生。众星同台、好角儿云集，这是新生的中国京剧院留给当年的每个人最普遍的印象。
历史的机缘造化，为躬逢其盛的一代新人的脱颖而出，建构起一座更加宽广的舞台。立于这样的舞台之上，每一位京剧艺人都已是这个时代的歌者。京剧已从一种仅属个人的谋生技艺，转而成为属于国家和人民的文化事业。江湖游艺成为永远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这门艺术、这个群体为时代而歌的一份职责、一种使命。
群英际会，众芳争妍，在这个蒸蒸日上的时代，古老的京剧终以自己的新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四世同堂的黄金岁月。而京剧《群英会》的故事也从京剧鼻祖程长庚开始一直演到了今天的大型新编历史剧《赤壁》。
时光的流逝，将一份百转千回的美丽时尚，变成了一份博大精深的厚重遗产。时至今天，京剧已经走过了两百年漫漫征程。两百年的卑微、屈辱或荣耀、风光，两百年的苦闷、彷徨或呐喊、抗争，京剧如同一个无所不在而又不知疲倦的精灵与使者，以自己载歌载舞且歌且行的亘古姿态，既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奉献了两百年的温暖、欢娱和力量，更见证、亲历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从黑暗贫穷向光明富强的艰难转型。(纪录片《京剧》撰稿人：温细鎚；本文摘编：董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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