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拳入门，错了一生 （作者：马明达马廉祯）

明代是中国武术大发展大变化的时代，也是少林武术迅速成长并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的时代。在明代，少林武僧被国家正式编列为“乡兵”，少林僧兵曾多次接受朝廷征调参加战争，著名的少林僧将三奇周友应运而生，成为少林武僧的代表人物，他的赫赫战功对扩大少林寺的知名度起了很大作用。此外，整个明代少林武僧的个人活动也显得十分活跃，关于少林武僧的故事比前朝突然增多起来。少林寺有了名，自然一些其它寺院的游方僧人——特别是那些通晓武艺的僧人——便会冒称少林和尚，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所以明清文献中有记载的少林武僧未必都是可信的，还需要我们小心求证。

明代中期，东南地区倭寇肆虐，沿海百姓遭受了极大的苦难。此时，在大大小小的御倭战争中，涌现出了许多民间勇士，他们凭借一腔热血和一身武艺，勇赴国难，不惜以身报国。而一些僻居尘外的少林武僧也走出丛林，主动走上抗倭战场，产生了多位名垂青史的武僧。《明史》卷91《兵志》载:“倭乱，少林僧应募者四十余人，战亦多胜。”其实当时应募参战的少林武僧不止此数，而其中最有名是天员、月空、孤舟、智囊等。他们是三奇周友以外另一批少林武僧中的精英。
嘉靖三十三年（1554），浙江都司韩玺率领一支由各地的乡兵所组成的混合军队攻打盘踞在南汇（今）的倭寇，据载，这支军队里就有远道应募而来的少林武僧数十人。八月十三日，韩玺率军与倭寇战于白沙湾，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一个胜仗。关于此战，明代公私著述多有记载，其中以《吴淞甲乙倭变志》载之最为简明清晰，我们不妨引录如下:

时倭方驻白沙湾，都司韩玺率各路兵及僧兵御之，大战，斩贼百余。贼队有巨人穿红衣舞刀而来，领兵僧月空和尚遍视诸僧，皆失色，独一僧名智囊，神色不动，即遣拒之。兵始交，智囊僧提铁棍一筑跃过红衣倭左，随一棍落其一刀，贼复滚转。又跃过红衣倭右，又落其一刀，倭应手毙矣。群贼皆跪白乞命，或溃散走，而所屯巢遂空。中有四僧，了心、彻堂、一峰、真元者，乘胜追斩其级，为贼所乘，被杀。

实际上僧兵参战并不是只此一回，在此之前，就曾有八十多名僧兵在韩玺统率下与倭寇作战，僧兵大有西堂、天移古峰等二十一人英勇殉国。
明代，特别是明中后期，少林武僧名播天下，以至于出现了“天下武艺出少林”的说法，我以为这与少林武僧自发参加抗倭战争有很大的关系，具体说与天员、月空、孤舟、智囊以及了心、彻堂、一峰、真元等一大批武僧的英勇事迹密切相关。在套子武艺日益滋衍，民间武艺严重出现“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的虚花倾向的明中后期，少林武僧的抗倭义举，不仅张扬了少林寺追求正义、捍卫正义的传统精神，而且证明少林武艺依然保持着纯朴实用、不尚虚花的价值取向，保持着中华武学的“正脉”。这在社会腐败、武风萎靡的明中后期，是非常之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如此，明清间的多位武艺经典著作家，包括戚继光、俞大猷、郑若曾、程冲斗、程子颐、吴修龄等，都对少林武艺给予了肯定，这些人都是学养宏深、文武兼长的军事家或武学学者，与游街走巷、高声叫卖的民间江湖把势（“拳棒手”、“卖艺的”、“耍拳的”之流）绝不可以同日而语，而他们的评价代表着中华武学主流派的观点，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由于少林武僧的赫赫威名，当时一些官员也纷纷召募起僧兵来，希望僧兵能协助地方抗御倭寇。于是，便有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故事，有了本文标题的“花拳入门，错了一生”八个字的产生。明末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下《拳棒僧》条载云:
董青芝祠部闻倭儆，集教师数十人讲武事，与一少林僧角拳，皆仆。僧曰:“此谓花拳入门，错了一生矣。”祠部惘然，亦不复谈。

董青芝祠部，应该就是董份，浙江乌程县人，明代一位名宦兼学人，但《明史》没有他的传。乌程属吴兴，当地有座青芝山，故以青芝代称地望，称他为董青芝。“祠部”是礼部的代称。据雍正《浙江通志》卷179载:

董份字用均，乌程人，嘉靖辛丑进士，由庶常历官礼部尚书。古文诗词书法并有高出一世之概，著有《泌园集》。

嘉靖辛丑即嘉靖二十年（1541）。《泌园集》37卷，见收在《四库存目丛书》中，是他的孙子董嗣茂为他选编的。
董份是个典型的文人，不用说他并不清楚武艺之道，更不了解社会上以武艺自鸣者其实大多是些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打虎将”、“张铁臂”之流，并没有多少真实的功夫。显然董份所召募的“教师数十人”都属于此类，不然便不会在与少林僧的“角拳”中竟然全数吃了败仗。而这位“少林僧”也不详其名号，但我宁愿相信他是一位真正的少林武僧，而非一般的江湖假冒者流，理由是，一、他确有真才实学，居能使数十位教师“皆仆”;二是他的一句“此谓花拳入门，错了一生矣。”道出了一个重要武艺现象，并且透露出古代武学的一个重要理念，一句至理名言。仔细体味，颇有禅机。

“花拳”、“花棒”一类词语，至少在宋元时代就已经出现，它所反映的历史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武术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象征着一个转型历程的开始。举一个著名的例子。请看创始于南宋临安的书会先生、大致成型于元朝的古典小说《水浒传》的第一回，此回写史进与禁军教头王进比棒，被王进打败，便一心要拜王进为师，重新学艺。王进感念史家父子的厚待之情，也愿意收这个少年雄健的弟子。他对史太公说:

既然令郎肯学时，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学的全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小人从新点拨他。

王进的话道出了“花棒”一类武艺的实质:一是“好看”，二是“上阵无用”。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专门用来“人前饰观”的表演性武艺，此类武艺的表演形式主要是套路，故又被称之为“套子武艺”。
我曾经把这种主要用于表演的“武艺”归之于民间武艺体系中的“流俗派”，现在看来这个结论缺乏具体分析，有一概而论之嫌。其实这种花法武艺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原因和必然性，不能一概加以否定。但在注重武艺的实用价值的古代，军旅武艺家们，或是努力追求实战之效的民间武艺家们，都瞧不起这类东西，一个“花”字便毫不掩饰的表露出对它的鄙夷。一直到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花拳绣腿”、“花架子”等，都溯源于此，这些词至今也仍然是贬义的。
80年代初，在《读〈水浒〉随笔·花棒》一文中，我曾对古代花法武艺的产生及其发展趋向等有过一番分析，我的主要观点都摆出来了，因此我不想再做重复之论。下面，我仅对少林僧的“花拳入门，错了一生”八个字谈点认识。
至少到了明代，民间花拳之类已经相当发展，成为足以与军旅实用武艺分庭抗礼的一个流布宽广而内容庞杂的“花法武艺”领域。花法武艺的兴起，给军旅军艺带来一定消极影响，甚至产生了某种冲击，以至于兵学家们将这类东西视为军中禁忌，公开加以批评。戚继光就是花法武艺的批评者，他禁止军中习练“周旋左右、满片花草”式的“花法”武艺，然而他所罗列的几十种“古今拳家”名目中，就未必没有这类东西。显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晚年的戚继光在重新整理《纪效新书》时，竟将被民间拳家奉为武学圭臬的《拳经捷要篇》全部删除。其实，这是有点矫枉过正了，反映了戚继光认识上的局限性。明人何良臣在《阵记》卷2《技用》篇中也曾说过:

外如花刀、花枪、套棍、滚权之类，诚无济于实用，虽为美看，抑何益于技哉？是以为军中之切忌者，在套子武艺。

然而，我们至今还不清楚明代是否有过相关的禁令，我以为即使确有禁令，其作用也必定很有限，大概只能在军旅中起作用，却完全不能禁止花法武艺在民间的传播与发展。广大的民间，特别是城镇市民阶层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正是花法武艺的“用武之地”，在那里，花法武艺因其体育的和观赏的价值而拥有大量爱好者，从而不断滋生繁衍，得到充分发展，并且明显开始发生某种变异，出现了其说不一而形式各异的非武艺化倾向。我相信，明清两代民间武艺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已经不同程度的虚花化了，兵械是如此，拳法更是如此。入清以后，众多拳派的蓬然兴起，而且许多都依托于神秘主义，依托于无从考实的高古人物，这就是一个重要标志，是古典武艺大面积走向虚花的必然结果。
在火药武器的优势已经赫然显露的明代中后期，古老的武艺的确出现了种种变化，无论是军中或是民间都是如此。面对这些变化，一些优秀的武学学者，包括身在军旅的俞大猷、唐顺之、戚继光等，也包括身在民间的程冲斗、石敬岩、程子颐、吴修龄等，总之多是具有高深武学学养和文化责任感的武艺家，他们都曾经有所思考，对真伪错杂、良莠不齐的民间武艺重加审视和抉择，并试图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求重加整合。他们所做很多事情，甚至包括从异国引进新的技术系统，但如果从本质上看，其核心思想是要努力保住以战斗实效为基点的中华武学的古老传统，保住中华武学渊源深长、内容宏博的文化本体。试图防止它发生流失，发生衰变，以至游离固有的文化本位而变成一种似是而非的媚俗的浅薄的江湖把戏。那时，这种“江湖把戏”之类已经是随处可见，有识之士不能不为之忧心，我们细读程冲斗、吴殳的著作，都能从中感受到他们的忧虑。
而这中间，少林寺武僧群体的武艺动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少林寺武僧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们是介乎军旅与民间之间的一个特殊的武艺群体，正由于此，少林武艺便会兼有军旅武艺与民间武艺两方面的内容。少林寺不是兵营，自然不会有兵营般严格的训练与管理制度，封建国家也绝对不会允许它发展成为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不仅不会允许，相反一些敏感的朝臣对少林僧人的活动十分注意，因为他们不会不知道历史上武装僧徒给国家带来祸患的事例。所以，朝廷对少林寺僧兵一定有严格的限制，有某些具体的规定，只是这些规定目前尚不为我们所知而已。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明朝又确确实实允许少林武装存在，并且将少林僧兵纳入到国家的“乡兵”系统，时时征调他们参加战争。明代前期有这样的事情，到明末崇祯皇帝镇压张献忠的战争中，还曾征调过少林僧兵，也确有少林武僧甘愿为捍卫大明王朝献出生命。最著名例子的便是“僧官守备”洪记，他是明末大枪名家刘德长（也曾经是少林僧人）的高足弟子，游踪曾到江南。后来“流寇”祸起，他毅然脱下僧装，身着铁衣，在河南沁水下头村之战中阵亡，吴殳称赞他“奋斗以死，不负所学”。处在这种状态下的少林武僧群体，尽管完全有可能受到民间花法武艺的浸染，但从总体上看，在武艺取向上却明显具有重实效而轻虚花的倾向，显然，寺僧们不为虚花所动，世守着中华武学务实务真的根本，并且形成若干自己的特色。我们相信，少林寺在明代名声大盛起来，这与寺僧们严守武艺本源而不趋时媚俗的武艺取向是相关联的。这方面的文献证据很多，不但明代中后期少林武僧的活动多数具有这样的特征，明代晚期的例证就更多了。
在大略叙述了明代“花拳”的背景和少林武僧的武艺取向后，我们再来审读“花法入门，错了一生”八个字，就会感悟到，这看似直白简单的八个字，其实是蕴藏着一个相当深刻的武学理念，一个武艺主张，一个为少林武僧所遵循的价值观。我们得承认，花法武艺是中国武艺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花法武艺的泛滥有其历史原因，绝非少数江湖把势所能营造得起来。早在明代，当传统武艺逐渐失去军旅战阵这块安身立命之地，而花法武艺已经渗透到军旅之中时，实际上古典武艺已经面临着某种程度的危机，戚继光提出“既得艺，必试敌，切不可以胜负为愧为奇”的训练原则;后来又强调“先自舞，后比试”的竞技原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练打结合”的原则。这正是戚继光的杰出之处，其实质是继承和完善武艺的竞技方式，用不断增加的体育因素来尽可能多地保存传统武艺的真义，特别是保存其中所蕴涵着的丰富的武学精义和人文精神。当然，中华武艺从来都不是静态不变的，相反，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它的内容和形式都在不断地因时而变。我的理解，戚继光“先自舞，后比试”的竞技原则，意味着要有取有舍，有所改革，因为一成不变不足为法，也断无可能，也不符合戚继光的一贯的思想。“自舞”是必要的，是基础，是大多数学习武艺者的必由之径，也是许多普通习武者感知武艺、享受武艺的主要形式；但“比试”是必不可少的，少了这个环节，就不成其为竞技，虚花便成为不可避免。舍弃“比试”而只存“自舞”，本质上就是舍本逐末，舍朴实而求花巧。现代所谓“竞技武术”，以个人演练取代“两两比试”的传统竞技方式，以蹦蹦跳跳取代脚踏实地的功力展现，以对表演的打分评议来冒充胜负分明的比赛，如此这般，真可谓花中之花，虚之又虚，乃是明清以来花法武艺的极至，其虚花的程度，恐怕就连数百年前游街串巷的花拳老祖宗们也会瞠乎其后，自愧弗如！
如今，有人还在努力设计着各式各样的花巧动作，美其名曰“难度”。我想，谁要是攀着这样的“难度”去寻求中华武术的真谛，实在是无异于缘木求鱼，我要送给这种“难度”的设计者和追随者们数百年前少林僧人的八字真言:“花拳入门，错了一生！”

作者简介：

马明达，男，回族，著名历史学家。祖籍河北沧州，1943年生于甘肃兰州。现任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华南师大体育科学学院客座教授、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客座教授，广东省武术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小龙研究会会长，广州市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会第一副会长，广州民族体育学会第一副会长。

马明达教授出身中国武术世家，父亲马凤图、叔父马英图都是民国时期全国闻名的武术家（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军威名赫赫的“大刀队”就是由马凤图、马英图昆仲训练出来的）。兄长马颖达、马贤达、马令达都是著名武术家，弟兄四人在武术界被推誉为“马氏四杰”。马明达教授自幼师从父马凤图求学，文武并修。1959年初，获甘肃省青少年武术比赛冠军。1967年毕业于甘肃师范大学。1993年到广州暨南大学工作至今。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和教学，断代史研究上侧重于元、明、清三朝。担任主编和副主编的书有《中国武术大辞典》、《中国回族辞典》等。历年来发表中国古代史、民族史和武术史论文一百余篇。曾在央视百家讲坛讲授《钤记中华》《千年少林》。

马廉祯，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传统体育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