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黄巢之乱”后，大批中原人为了躲避战乱，举家迁徙到南方地区，在北方游历的著名诗僧贯休也因此回到了浙江老家。为了得到吴越王钱镠的引荐，贯休为钱镠写了一首名为《献钱尚父》的诗词，钱镠看后虽然十分欣赏，但是嫌弃“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的“十四州”太过小气，想要让贯休改成“四十州”。贯休以为这样做不符合吴越国的现实疆域，因此毅然选择拒绝了钱镠的改字请求，然后飘然入蜀。
虽然说贯休的这首诗词在今人看来多少有拍马屁之嫌，但它还是多少能够体现当时的冷兵器在古代社会之中的地位，比如“一剑霜寒十四州”，指的很显然就是奋发向上的钱镠只用一把宝剑就横扫了两浙十四州。那贯休为什么不用“刀”或者其他冷兵器来形容钱镠建国的光辉历史呢?很显然，剑在中国冷兵器历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礼仪与文化，堪称中华冷兵器的无冕之王。
如果只从文献资料上来考证，剑这种武器最早应该是蚩尤所造，据《管子·地数》记载：
“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
如果从蚩尤部落的起源和发展来看，蚩尤是南方部落的首领，并且曾经和轩辕黄帝大战于涿鹿，因此后来的史学家们金属兵器的发明归功于“兵神”蚩尤自然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尽管传说的记载并不可全信，但是从“蚩尤造剑”的故事之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在金属冶炼技术没有出现之前，石器时代的人类是不可能制剑的，因为石器本身质地脆弱，很难制造出修长而坚硬的剑身，因此这一传说也只能为中国古剑的出现划分出一个大致的出现时间，至于剑本身到底是什么人、何时所发明的，如果仅凭古代文献的记载是很难弄清楚的。
从考古发掘上来说，最早的青铜剑是2006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朱开沟遗址的鄂尔多斯青铜剑。据年代测定，这把直柄青铜器的制造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整体长度约25.4厘米，此时剑的长度和样式更加类似于“匕首”的形态，这主要是因为在商周时代，剑主要作为一种防身武器进行使用，更远距离的冷兵器有着戈或者矛作为替代。因此对于“剑”字的由来，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是这样解释的：“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可见在商周时期盛行车战的情况下，类似于剑之类的短兵器在军队战斗之中并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
到春秋早期，剑的外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增加剑身的刚度和强度，“柱脊剑”开始大行其道，所谓“柱脊”指的就是铸剑时，在剑柄处铸有一个圆柱形的剑基，剑基向前延伸，从而在剑身上形成凸起的“剑脊”，两者天然结合，在剑的铸造上呈现出浑然一体的美感。此时剑的主要构造主要有首、茎、格、刃、脊、锋等部分构成，有的甚至还在剑茎上加装剑箍，以彰显剑这一冷兵器的特殊风格。
另一方面，从春秋到战国时期，剑身的长度也在不断增加。春秋前期的青铜剑剑身长度大约在28至40厘米之间，这一时期的剑依然只适合直刺，并不适合用于劈砍，因此又被称之为“直兵”。这一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依然以车战作为主要攻击方式，尽管剑的长度得以增加，但是它的使用方式却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比如在洛阳金村大墓出土的铜镜之中有着一幅名为“勇士刺虎”的画像，它形象生动的描述了春秋时期剑的使用方法：一只凶神恶煞的老虎正准备扑向一位全副武装的骑马勇士，勇士拔出手中的短剑，蓄势待发准备随时刺向猛虎，可见当时剑的使用依然以防身为主，并非主流的格斗冷兵器。
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剑的制造技术率先在南方的吴、越等地达到顶峰，由于江南一带多崇山峻岭和泥泞沼泽，路上交通十分困难，兵车难以在这一代发挥作用，因此江南各国都十分重视步兵以及步兵武器的发展。在短兵相接的情况下，不灵活的中原长兵武器，如矛、戈等非常不便于实战，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之下，吴越地区的青铜剑铸造技术自然得到了长足发展。
在春秋时期的吴越宝剑之中，越王勾践剑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把出土于湖北江陵的绝世宝剑全长已经达到了55.7厘米，刃口轻盈而浅薄，剑身布满黑色菱形花纹，在靠近剑格的地方有着两行使用篆书书写的铭文：“越王鸩浅(勾践)自乍(作)用剑”。除了剑身的制作精良之外，制造者还在剑格的两面分别镶嵌有蓝色玻璃与绿松石，这把宝剑基本上可以代表春秋时期越国的最高铸剑技术。
当然，有了锋利的宝剑还不能代表剑这一兵器在吴越地区的兴起，因为再好的宝剑也需要搭配高超的剑术才能够发挥自身的威力，而“越女”就是吴越地区剑术传播的先驱者。据《吴越春秋》记载，越女长期生活在山林之中，练就了一手高超的剑术，越王勾践听说她的大名之后，就邀请她前往王都为自己讲解剑术之道。按照越女的说法，剑法的精髓在于“内动外静，后发先至”，掌握了高超的剑术之后可以“一人当百，百人当万”，越王对此表示深以为然，于是将越女留下来训练自己的军队，最终奋发图强灭亡了吴国，从而一雪前耻。
到战国时期，随着车战的迅速衰落、步兵的迅速崛起以及私人冶铁业的发展，剑在战争之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甚至一度成为步兵标准作战的武器之一。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荀子在《议兵篇》曾经记载道：
“魏氏之武卒……置戈其上，冠胄带剑，嬴三日之粮，日中而驱百里。”
可见当时的战国士兵已经将剑作为行军打仗的必备武器之一。
战国时期剑的结构和制作技术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总结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1、剑身长度的进一步增加。春秋早期的青铜剑，长度最长也很少有超过50厘米，为了增加剑刃的杀伤范围，战国时期剑的长度被进一步加长，到秦始皇时期，剑刃的长度已经达到90厘米左右，因此在荆轲刺杀秦王的时候，秦始皇腰间的长剑因为太长而一时之间无法拔出。
2、战国时期的铸剑工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和进步。据《周礼·考工记》记载，战国时期剑身的金属主要由合金制造，各种金属元素的比例已经趋向于稳定，如秦始皇兵马俑坑之中曾经出土了一些由不同材料制造而成的青铜剑，它代表了中国青铜剑铸造技术的巅峰：剑身表面和剑体内部铜锡合金的比例各不相同，它的硬度已经可以媲美现代的中碳钢，故而攻击性能也大大增加。
不过问题在于，铜以及青铜合金制成的兵器，它们的机械性能是远远不如钢铁的。随着战争对兵器要求的逐步提高，钢剑逐渐取代了青铜剑走上了时代的舞台，并且在西汉时期得以大放异彩。
钢铁兵器约在春秋时期登上了中国兵器历史的舞台，到春秋晚期，中国古代墓葬之中已经出现了钢剑作为陪葬品。作为江南地区的大国，楚国走在了制造钢剑的前列，在《史记·范雎列传》之中，秦昭王曾经对范雎私下说道：“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恐楚之图秦也。”可见当时楚国的铁剑技术已经引起了秦国国王的担忧。此时楚国的铁剑铸造技术已经初具规模，相比于同时代的青铜剑，铁剑的长度已经不短于70厘米，不少铁剑的长度甚至已经达到了1米以上。
战国时期，高强度的铁剑和含碳量极少的钢剑率先在燕国兴起，在1965年河北易县燕国古墓群之中发现了大量铁质兵器，考古专家对其中的3把剑进行了技术鉴定。经测定，其中两把剑是由碳含量不稳定的钢铁制造而成，并且很有可能经过了淬火工艺，这是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的淬火钢剑。尽管淬火钢剑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兴起，但是受限于冶炼技术、钢铁产量等因素，钢剑的产量依然不足以取代青铜剑。直到西汉时期，钢铁兵器才逐步取代了青铜兵器，成为战场历史上的主角。
西汉初年，“百炼钢”的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所谓“百炼”就是人们在敲打钢铁的时候，有意识的叠加锤锻次数，一块钢铁往往需要经过多次锤打和煅烧才能达到理想的强度，这种技术提升了钢剑的质量。举例来说，考古专家在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发现了一把钢剑，该剑的低碳层厚度仅为0.1毫米左右，并且刃部经过淬火，它和未淬火的剑脊结合起来，拥有极强的综合性能，达到了刚柔并济的效果。
两汉时期的钢剑，剑身不仅更加修长，并且剑锋的夹角也在逐步增加，可见两汉时期剑的能力除了直刺之外，还有着使用刃部进行横向或者纵向劈斩的能力，因此在两汉时期，钢剑是步兵的重要近战武器。汉景帝时期，晁错向汉景帝进言整顿军备时，曾经在奏折之中列举了“长戟”、“矛”、“剑”、“盾”等几种重要武器，并且特别指出，在地形狭窄的峡谷之中，剑与盾搭配装备可以发挥步兵最大的作战能效。
从战国到秦汉时期，骑兵在大型战争之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骑兵的高速机动交锋之中，骑兵们往往更喜欢使用弯刀进行劈砍，而剑的直刺功能却很少被使用。因此自东汉之后，刀逐渐取代了剑，成为了骑兵对决之中的主要武器，而剑逐渐从“兵器”转变为一种“礼器”，尽管它的需求量日趋减小，但是制作工艺却愈加精炼。此后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之中，剑的主要作用大约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其一，剑是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从东汉以来，自天子至文武百官无不佩剑，剑成为了舆服制度之中的一项严格规定。此时的礼仪佩剑，只要求剑的外观华丽而严谨，至于剑的刃口则不做要求，甚至很多礼仪佩剑使用木剑，如《晋书·舆服制》：
“汉制，自天子至百官无不佩剑……晋世始代之以木，贵者犹用玉首，贱者则用蝽、金银为饰。”
至隋唐时期，佩剑作为官员的舆服制度一种形式被严格规定下来，其具体佩戴内容要根据官员的品级来确定，据《隋书·礼仪制》记载：
“一品：玉具剑，佩玄山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并银装剑，佩水苍玉……”
可见装饰用剑在中国传统礼仪服饰上的滥觞。
其二，剑还作为古代宗教行为的一种法器，在祭祀活动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道教和剑有着极其深刻的渊源，比如南朝梁时的著名道学家陶弘景为梁武帝制造了“凝霜”等十三把宝神剑，在这些道家所使用的宝剑之上刻有蚩尤神形、北斗二十八星宿等等，梁武帝认为它们能够驱邪避害，并对此深信不疑。
其三，历代文人侠士都重视剑的佩戴和使用，如唐朝著名诗人李白，年轻的时候就跟随大师学习剑术，留下了“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传世名句;而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曾经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中也有“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的描述，可见唐代社会所盛行的侠客风气。故此，在东汉之后，剑作为“兵之君子”，逐渐成为了中国武道与传统礼仪文化的象征符号，其实战意义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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