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破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起源，探寻中华文明的历程，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为此国家启动了“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工程，以促进夏文化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夏文化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还是一个人类学文化的概念，这是需要学者首先明确的问题。夏文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都只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课题，它还不是一个实际确定了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要从考古遗存中确定夏文化，首先要从辨识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遗存入手。而要确认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则应当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夏王朝存在的年代范围及地域范围的基本确定；第二个条件是夏王朝地域范围内及其相关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及概差绝对年代框架的建立：第三个条件是有若干能与文献记载的夏人礼制习俗和技艺水平相吻合的遗存发现。
在主流学界对夏文化研究还没有取得令人信服成果的情况下，将夏文化定义为夏王朝活动区域内的居民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叫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是主要夏文化研究对象，显然是极其错误的。夏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源头，是中华文化的根脉，夏文化不只是物质文化，还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在夏王朝存在于哪里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把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作为主要夏文化研究对象，更是一种盲人摸象的思维。
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的认知模式，成为当前学术界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固定观念，也就是说，华夏文明是以黄河中原地区为中心而发展形成的，其他地区只是花瓣为“中原中心”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为此投入巨大的国家学术资源与资金资源，进行田野考古与学术研究，以图求证“中原中心”的正确。
“我们想找出夏氏族或部落所活动的区域，就需要从古代所遗留下来的传说中去寻找……由于夏代离现在很远，所保留的史料已经不丰富，尤其是里面包有地名的史料。徐旭生约略地统计一下：在先秦书中关于夏代并包含有地名的史料大约有 80条左右……仅只不到 30条关于夏后氏都邑的记载……在研究这些名称的基础上，他们认为有两个区域应该特别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一带。”（张光直）。也许这就是把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作为主要夏文化研究对象的根本原因，从而否定其他地区发现的夏时期考古文化为夏文化遗址。
从公众的角度而言，大禹治水、禹铸九鼎……耳熟能详，深植于记忆中。我们古老的文明是否可以得到确凿的证明，关系到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历史尊严。虽然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的结果未必令所有人信服，然而寻找夏代，寻找更加古老的文明，一直都在进行中。
在2019年度和2020年度，在安徽的腹地发现了两处与夏时期和夏王朝有着密切关系的考古遗址——三官庙遗址和禹会村遗址。
根据考古成果显示，三官庙考古遗址“此次发掘出土小件遗物共400余件，包括石器、陶器、铜器、玉器、骨蚌器、绿松石等，种类丰富，为安徽地区同时代遗存中所罕见。” “依据出土陶器形制，结合目前已有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我们认为遗址主体年代应当在二里头四期。” “陶器有较强的地方特色，也有浓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遗址的发现，对完善安徽江淮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具有重要价值。”。三官庙考古遗址大量铜器的发现，不仅是我省首次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夏代铜器群，也是全国范围内除二里头遗址之外发现这一时期铜器最多的地点，还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上单次发掘夏商之际铜器数量最多的一次。
《尚书》记载“成汤放桀于南巢”，《国语》云“桀奔南巢”，三官庙遗址正是位于南巢地区，巢湖的西北方。在三官庙遗址中发现的三具遗骨和高规格兵器，以及遗址的绝对年代为夏商之际，不仅让人们把它与夏商之间的战争联系在一起。文献典籍记载与考古发现显示，三官庙遗址是一处夏末时期的战争遗址。
最新考古成果显示，在淮河涂山南麓的禹会村遗址，发现了龙山早中期的城垣遗址及大型聚落生活遗址，其年代在4400-4100年前。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南部的龙山文化核心分布区发现了大型城址。目前的考古工作显示，2007年至2010年禹会村发现的大型礼仪性建筑“祭祀台”为龙山文化城址东北角的一部分。“祭祀台”与2017年发现的两段台基以及若干解剖点构成了闭合城垣。其中，西城垣和南城垣被淮河侵蚀，北城垣现存长度约300米，东城垣现存长度约600米，根据城墙走向推测城址原有规模至少18万平方米。
考古综合分析判断，禹会村遗址的年代可上溯至距今7000年前的双墩文化时期，主要分布于遗址北部区域，聚落规模较小。龙山文化时期，禹会村遗址规模剧增，总面积达200万平方米，其核心区以南部新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为代表。这体现了龙山时代淮河中游地区人口加速增长和集中化的社会背景，同时是淮河流域史前城市化的反映。
《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记载 “夏之兴也以涂山”，是中国文献典籍中记载关于大禹、关于夏王朝最确切可信的史料。禹会村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是史料与考古发现的真实体现，显示了夏王朝、夏文化的奠定者大禹与禹会村的密切关系，反映了史料记载关于夏信息的可信性，是夏王朝建立初期夏人的生活遗址。
禹会村考古遗址与三官庙考古遗址年代分别属于夏王朝的初期与末期，位于安徽的腹地，是夏王朝建立与结束时期的遗址。但要说禹会村考古遗址与三官庙考古遗址之间及周边100公里地区是夏王朝的中心，恐怕是主流夏文化研究者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事情。否则，百年来建立起的中国考古学体现将土崩瓦解，一篇篇夏文化研究宏伟巨著将成为一堆堆废纸！禹会村考古遗址与三官庙考古遗址只能服务于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夏文化研究，进入不了夏文化研究的基础遗址地理坐标。
“禹会村遗址填补了夏王朝建立前期的空白，明确了淮河流域古代文明进程以及华夏文明多元一体化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和地位”，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禹会村遗址与三官庙遗址的在夏文化研究中的基本定位。要取得“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工作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仍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楚之所义行也。”《战国策》。研究夏文化，不仅要研究夏王朝时期与地域内的物质文化，更要研究夏王朝时期与地域内形成的非物质文化；不仅要研究黄河流域的考古遗址，更要研究“蛮楚之所义行”“ 蛮夷之所义行”的具体内容。夏文化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研究清楚华夏文化的主根主脉，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才能走入正确方向，以体现中华文化历史的尊严。（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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