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灿 朱 帆
一、三星堆博物馆修复的青铜神坛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是一个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史前遗址，它以出土了大量造型怪异、工艺超群的神话人物或青铜器而闻名世界。在这两个器物坑的青铜器里面，最能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那件被称之为“神坛”的青铜组合模型。
这件在中国目前发现的单件文物中造型最复杂、包含历史信息最丰富的青铜器，在被掩埋前遭到过重物击压和烈火焚烧，不仅构件离散，而且被烧熔变形，给修缮复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鉴于三星堆铜神坛这件文物的重要性，以及复原方案的差异给修复和研究带来的问题，2006年夏，有关部门召开一个小型专题会议，召集对三星堆铜神坛有研究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文物修复专家，专门讨论这件铜神坛的修复问题。学者们就神坛的修复问题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正式启动青铜神坛这件珍贵文物的修复工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修复专家杨晓邬，带领3名中青年业务人员，经过4人两年时间的努力，将100多件残缺生锈，变形严重的青铜神坛碎片修复成器。
如今，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第五单元“千载蜀魂”中，向游客重新展现一件国之重宝--青铜神坛。此器残高53.3厘米，可分三层：底层是一对头尾相向的神兽，中层为四立人及头顶的山峰，上层有建筑及人物、飞鸟造型等，建筑额间有人首鸟身神像。其竖向垂直展开的时空序列像征天、地、人“三界”，全器似呈意念中的旋转动势。神坛以立体的实物模型这一物质形态，造型神异奇特，内涵高深莫测，体现出古蜀先民的神话宇宙观。
二、民间收藏的神坛
考古发掘研究表明，古蜀文明是独立完备而流传有序的文明。古蜀文物代表了长江流域商代青铜器、玉石器文明的最高成就。美轮美奂，绚丽繁荣的古蜀文化突然从成都平原消失，这是天灾还是人祸所致？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我们知道，成都平原地平河缓，水患一但出现，便是一片汪洋，形成绝地之势。根据古蜀文明的消失及地理环境判断，古蜀三星堆古城就是历史上多场罕见的洪水覆没的。四川凉山的古籍《勒俄特依》里，有在“居木”这一代，洪水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的记载。《西南彝志·卷五》中说：“洪水泛滔滔，遍地上凡间，鸭头触着天，群鱼吃松毛……人类灭绝了，没人祭天地，没有祭祖宗”。以彝文古籍中对洪水泛滥的记述，洪水产生的大致年代，同洪水泛滥后彝族人从蜀中南迁的路线来分析，这种记载更符合古蜀文明的消失系水患所致的逻辑。
四川大学教授林向在《论古蜀文化区》中说：“三星堆遗址第七层是20—50厘米厚的富水淤泥层，它就是洪水滞留，造成国破城迁的证据”。
成都理工大学教授刘兴诗认为，古蜀文明三星堆鼎盛的三四千年前，正值人类气候的转变阶段，干旱无雨，白花花的太阳烤得大地龟裂，这样的情况持续了100年左右。然而，是一场或几场突袭性的洪水使三星堆的古蜀国毁亡。他说：“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虽然择水而居，孕育了古蜀国的繁荣，但是一旦洪灾泛滥，位于三星堆遗址的古蜀国必然被毁灭。”
四川省博物院研究员赵殿增在其著作中说：“一个地区的文化堆积不可能是连续的，考古学上很少有每个时期的文化堆积都连同这种现象。具体到三星堆遗址本身，有可能是商代以后便废弃了，一直到明代都没有人在这里居住。清代也是少量的人在这里居住。说明这个地方后来淹没了、消失了、失落了，被大家遗忘了。从这种情况看，商代至明朝之间没有什么堆积层是个弱点。但这也是件好事，它保住了3000年前的大体面貌、大体地形，可以更好地为我们展示这个地方的大体地形地貌。”
图（1）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神坛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正是洪水淹没了古蜀国三星堆遗址，在距今3000年的商代以后古城便废弃,一直到明代,将近2500年间无人在这里居住。清代也是少量的人在这里居住的事实，才使三星堆祭祀坑以及大量的古蜀文化玉器得以穿过四五千年的时空隧道，令今人能一睹古蜀先民杰作的芳容。
据不完全的统计,民间几位收藏家有材质均为四川龙溪玉的古蜀文化玉神坛60余件,最小的高26厘米,最高的4米,重达600多公斤。大多数神坛的高度均在50——70厘米之间。除底座外，有一层、二层，更多的是三层、四层神坛，还没有发现四层以上的神坛。它们硕大的体积、繁多的种类、丰富的内涵，以及鲜明而自成体系的地域特色，足以令人叹为观止。现作如下举例说明：
其一、一个高61厘米，宽12厘米的四层神坛。底座上站立2个神兽。它们头部大,吻部宽扁,立耳,独角向前内卷,四蹄,尾下曳至圆座,另有一翅翼向上扬起,翼端上下歧开。全器中空,前、后肘及尾部纹饰镂空。第一层是两个背部相靠的站姿人首鸟身神人，4只头朝四方的沟喙鸟头，仿佛在眺望前方的目标。第二层为两个双手托天，两背相靠的跪在两条头部相反的蛇身中部的神人。第三层为一个布满纹饰的四瓣花蕾。第四层为上宽下窄的梯形容器，似乎是一个方形的匣盒。匣盒前后左右浅浮雕4个手抚膝盖的跪人，他们可能是古蜀国的巫师，通通盘着头，穿着祭祀用的长裙，双手呈环状。顶端系一个龙首，左右2只站姿小鸟。神坛每层平台东南西北各浅浮雕5个乳钉纹，每层20个，四层共计80个乳钉纹。
其二、一个高50厘米，宽14厘米的二层神坛。第一层站立4个男性壮汉，他们的脸跟纵目面具一样，威严肃穆。剽悍的身体上，套着一件紧身的对襟衣。一手抚胸，一手摸生殖器。民间古蜀文化玉器中的男女生殖器图案并不少见。古蜀先民以男女生殖器为崇拜对象，是原始社会人类重视生殖的习俗的艺术表现。第二层为一个纵目面具，双耳上方是一个四瓣花蕾上，各站2只凤鸟。旁边是4个太阳轮。收缩的台阶，四个侧边平行。底层的座子左右有2头神兽，一个头朝前、一个头朝后,二者首尾相反。中部2个站在花蕾上的鹰钩状鼻，嘴角弧状向上, 鸟展双翅的人首鸟身神人，形成4个支点，共同承托第二层的方形平台。第二层为4个面朝东南西北的纵目人头。第三层为上宽下窄的梯形容器，上方中部束颈圆形深口。容器前后各是2只两喙相对的站姿凤鸟。左右为深浮雕的2个双手揖于腹前的跪姿神人。第四层为4只头朝四方的站姿沟喙神鸟。
神坛7级台阶的四周,第一圈围有8个高60厘米的戴冠呈立正姿势的神人。第二圈围有16个高55厘米，手捧牛头、龙头、鸟头、鱼、猪、尊的神人。第三圈围有个头稍小的32个手舞足蹈的跳舞男女。第四圈、第五圈分别是坐姿、跪姿男女。令人遗憾的是，这样多姿多彩的立人、跪人仅保存下来50余个。
站在这一个玉神坛旁边，目睹四五千年前古蜀先民举行祭祀的壮丽情景的缩影：在古老的祭祀台上，摆放着巨大的神坛，下面是一片虔诚祭拜的古蜀先民，气氛宁静，肃穆，神圣。巫师宣布祭祀大典开始，鼓乐齐鸣，大火冲天，先民们仰天长啸：请神接受我们的奉献，愿天上地下的神灵保佑子民平安幸福。此时，天与地，神与人，灵与肉交融在一起，多么神圣，何等壮观！
三、有关神坛的研究
神坛，作为古蜀国的宗庙神器及国之重宝，以立体的实物模型这一物质形态，充分显现了古蜀先民的精神实质及神话宇宙观。神坛是古蜀宗教理念、政治原则、宗庙建筑等诸多文化要素的信息集结，反映了古蜀国的政治、宗教、文化及古蜀人的天文认知、空间意识及数理观念等。而其上层建筑，则具有“玄宫”及原始庙堂性质。解读神坛，对于了解古蜀先民的神性思维，探求古蜀国原始宗教内核、古代宗庙制度等方面颇具参照意义。为此,不少人对神坛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1，神坛系古蜀先民在三重丘台上祭祀的“昆仑”。据四川民间一位资深收藏家研究认为，“昆仑”系古蜀先民祭祀的器物，即今人所称的——神坛。昆仑原型究竟是什么模样？数千年来人们都在苦苦追寻。他在文中写道：昆仑在其初期，其名与山无关，而是以丘、虚称谓。尤其是在《山海经》中，不是称昆仑丘，就是称昆仑墟。直到汉代，昆仑才与山联系起来，被称作昆仑山。我国名山、名峰众多，在古代、现代，无一山一峰被称作丘或墟。
图（2）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神坛
丘墟之义含有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自然的丘墟，是指地层表面自然形成的丘墟；另一个是文化形态的丘墟，是指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人创造的一种名为丘墟的文化现象。昆仑之丘与昆仑之墟实指文化现象，是指由人工垒成的丘墟，而丘墟之上，是人们祭祀的器物，即是昆仑。昆仑丘，在神话中为三重山。《尔雅·释丘》说：“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水经·河水注》中讲：“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三曰层城，一名天庭。” 《楚辞.天问》中，有如下文字，“昆仑悬圃，其凥安在？……西北辟启，何气通焉”？昆仑为“帝”与众神之都，西北有天门，与天相通，因地势高，故而神明之气可上通下达。正如《淮南子.本经训》所载，“龙登玄云，神栖昆仑”，谓云、山之高、灵。《春秋.命历序》说：“天体始于北极之野，地形起于昆仑之墟。”宋均注：“北极为天之枢，昆仑为地之柄。”这是昆仑在古人心目中具有崇高无比的地位的根本原因。《海内西经》说：“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郭璞注谓昆仑居“天下之中”。
在中国上古时代，先民们的心灵中最重要的山，和群神所居之山，最值得崇拜的山，莫过于“昆仑”之山。《淮南子·地形篇》云：“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此段文献明确的指出昆仑之丘是太帝所居之处，又是群神上天的必经之路。
古蜀三星堆古城位于成都平原中部，与《海内经》以广都为天下之中的地望相合，神坛铸巫祭山通天之像，则明确表示古蜀国以岷山为“地中”天梯而上应中天。“天下之中”即“宇宙轴心”。在古人的神话意识中，多认为自身所处之地为大地中心，所以中国古史记载中的“天下之中”。当因族属及地望的不同而各有所指，并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替换，但总是指其境内的大岳高山。以“中”为尊位的观念，源于农业定居后巫考极星所得天象启示及斗极崇拜。就人文背景而言，则是古代统治者居中登高而凌驾四方的天命论依据，“昆仑”的命名内涵即与此相关。
昆仑神话的关键，在于它是极近天宇对应北极的高山，因其高大故作为地“中”象征的“登天之梯”。毕沅谓“昆仑者，高山皆得名之”，颇得其意。高山被作为地中天梯，即当暗示对应中天并深寓以中央为神圣的意义。昆仑三重之说，也与后世的社坛“昆仑”三重相符，后世沿袭而为。例如，现在北京天坛、地坛。即天地江山，国家社稷，举凡大事节气，无不举行祭祀。
古蜀文化玉神坛制作之精良，让人震撼，它们所表达出的文化内涵，让人会联想到《山海经》中对昆仑的描绘，眼中会浮现出当时古蜀先民祭祀时的壮观情景。
综上所述，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古蜀文化玉神坛应是四五千年前古蜀先民在垒成的三重丘台上，摆放在正中央祭祀的昆仑，用于宗庙和宫殿的祭典。《左传·宣公三年》记有：“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使民知神奸”是古蜀文化玉神坛本身蕴含的宗教意义。古蜀文化玉神坛就是让古蜀先民在祭祀的烟火燎烧中迎接神灵的降临，让这些“百物之形”或兽面具代表着各种自然神灵，人们用祈祷和献祭的方式，祈求这些自然神灵护祐善良，驱逐邪恶，消除祸咎，造福人类，以期“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2，神坛在古代称“一茅三脊”，是一套完整的组合礼器。另一位研究者则提出截然相反的意见，认为神坛不是古代“昆仑”，而是称“一茅三脊”，是古蜀国同姓诸侯祭祀三十位先王时使用的一套完整组合礼器。他讲述的大意如下：
在古代典籍中，神坛的称谓主要有：鬼中、葙馆、一茅三脊等。其华丽的造型显示了古蜀国的宗庙形象，包括宗群与社稷以及国土来源。翻阅《史记·封禅书》一书,可知一茅三脊的由来。其大意是,齐桓公三十五年葵丘之会后,吕小白欲行泰山封禅，管仲设事以难之，言封禅者应有“一茅三脊”神坛。这个神坛共分三层。底层是叫不出名字的怪兽。中层是4个立人，手中拿的物品已残断，无法猜测是什么东西，留下千古疑问。
图（3）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神坛
最上一层的中心标志是人首鸟身像，像是一个欲展翅高飞的人。在人首鸟身像的下方一圈跪坐人像，共20个，依然是神灵的形象，手中握着玉璋、玉璧之类的礼器。可见展示了人与神这一主题。《史记·封禅书》等所说的“一茅三脊”，是言其大致外观造型。有上脊、中脊、下脊。脊，《正字通》云：“背心也。手足之所不及故谓之脊”。借喻为房屋的收顶处屋脊。一茅三脊者，可以理解为纤巧的房屋有三顶和一藉茅之处。
古蜀文化玉神坛正属此式造型。相互对照分析，一茅三脊之下脊位于二妻龟之上、执弓的4个铜人的足下。其中脊位于执弓铜人头顶，有倚之几座下。其上脊位于鸟身人面像身后、象执无的主小铜人头顶。“一茅”或曰葙馆，即为四座有倚之坐几处。《周礼》说，祭祀先王即毁主用玉几。古蜀国鬼中的有倚之坐几，应为玉几，祭祀时置藉神器之茅于此处。《周易》云：“藉用白茅”。祭祀时藉茅于馆神之器，是馆毁主之神也，馆神之器简称神器。因此认为，古蜀国君祭祀中有代替鱼凫执掌神器的内侍之臣，即“鸟足人身形铜人”，他的身份应当为司巫。
茅或称白茅，属禾本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有记载称天子用它来分封诸侯。《初学记》说：“天子大社，以五色土为坛。封诸侯者，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各以其方色，以立社于国，故谓之授茅土”。群巫接毁主之神应用干茅，以表示其曾有国土。新生之茅在于侯社，为毁庙先王的当政裔孙所有。社之祀曰稷，有社稷者示其有土。祭祀中接神用茅必取之于社。
古蜀文化玉神坛的整体造型，取象于蚕陵幕山附近的不周山。《山海经·大荒西经》云：“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有两黄兽守之”。据解释,不周山是姬昌意之子帝颛顼与共工氏孟翼争帝决战之处，“共工氏伯九洲”以致天柱折、地维缺，高襟神女娲“炼石”以补之，天柱即不周山。可见不周山曾为天子之镇山，古蜀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皆朝此方向。有记载表明，不周山下守山的两黄兽，即为姬蜀鬼中下的二敷之象。姬蜀之土得之于蜀山氏，立社植茅于蜀山氏故土，故其以蜀山氏之象“两黄兽”为姬蜀宗庙神器之基。
《幼学琼林》叙述：“蜀犬吠日，比人所见甚稀”,并注释：“蜀地山高少日，日出则群犬吠之”。蜀犬一名曰毂，《说文》云：犬属，腰以上黄，腰以下黑，食母猴。或日毂似烊羊，出蜀北嚣山中，犬首而马尾，二字皆从犬从谷。它们也许是两汉时期的成都人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所写的：“神兽有麒麟和角端”。另一种说法是，神兽,其形态是具有兽的四足和身体、鸟的冠子和翅膀，兼有鸟和兽双重特征的动物。这种形态的动物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飞廉”最为相似。屈原在《离骚》中描述自己升天时的情景：“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关于飞廉的形象,汉代的高诱解释为一种“长毛,有翼”的兽。晋灼解释为：“身似鹿,头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的外形。
管仲所说的一茅三脊外形的神坛在于“江淮之间”，包括古蜀国等同姓诸侯国。古蜀国太祖蚕丛与熊楚太祖老童为帝颛顼之子、黄帝之曾孙，故其国宗庙有曰鬼中者之神器。于齐桓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已见闻，至楚灵王十二(公元前529年)犹存。故此，古蜀国的玉神坛，应为蚕丛王的传国之物，见之于古蜀三星堆遗存和民间藏品，毁之于殷商武丁之世，此与异地再封有关。所以，青铜神坛毁损尤其为严重。
四、玉神坛诠释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
据最新公布的考古资料表明，以古蜀三星堆城址为中心围绕四周辐射15---25公里的范围内，共发现商代--西周遗址10处，约200平方公里范围的遗址群，是和周围众多聚落遗址相互结合而存在的。从已经出土的文物等级来看，在四五千年前，一个以古蜀族为主体的上古文化、古代城池和古蜀国家，在成都平原创造了一个强大的文明。这里曾经是傲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文明中心，一个持续了1500年以上，消失了2000多年，以前我们几乎毫无知晓的伟大文明。
图（4）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神坛
从民间收藏的古蜀文化玉神坛上大量用圆雕，浮雕，阴刻，线刻手法雕琢的人物、动物、植物、飞禽等，造型栩栩如生，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和珍奇之感的图案里，可以寻找到很多的物证。古蜀文化玉神坛造型的独特性、怪异性中，蕴藏着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历史内涵。古蜀先民通过神坛等玉石器物，向我们传递了大量来自远古的信息，在诠释了古蜀先民的物质世界的同时，也诠释了他们非常丰富的精神世界。
1,形象地反映古蜀先民超越现实的渴望。古蜀文化玉神坛无论高矮大小，其基本构架均为，自下而上，竖向垂直，展开为地界、人界、天界。玉神坛证明了古蜀先民在空间意识上已经有明确的上下之分,而且确立了神灵在人的上空的天界宗教观念。位于最下层的2--4个鸟首兽身的神兽，也许是中层巫师们往来于人神之间的坐骑。其上端的2--4个立人，是装扮成鸟形的代表联系人间与天上的巫师。而顶端的尊形、匣形器，则很可能代表连接天上人间的设施。整个玉神坛表现的都是巫师一类神职人员，从地上升登天上去供奉神灵的过程。玉神坛上的神人大都圆脸圆额，下颌宽圆，耳目外展，眉毛略突起，中央宽而两端收束，似新月，双眼镂空、鼻梁高直、大嘴镂空，嘴形略呈笑意，脸部丰满，表情温和。它们给人的感觉就是当时人的写照，具有一定的写实风格。
特别是神坛的人界图像，有巫师手操灵蛇,身着鸟纹衣,脚穿鸟爪鞋,头顶山形座,除了反映古蜀文化文化山崇拜、鸟崇拜的习俗外,还展现了古蜀先民要借助鸟的飞翔能力、借助山为工具，以达到天界与神沟通的意图。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这样的记载:“西南海之外,赤水之上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膑于天,得《九辨》与《九歌》而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古蜀文化玉神坛所表现的内容，与夏后启登天的传说有某种相似性,二者或许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大大小小的人像,头上戴着凸目面像,握着鸟首权杖，两只脚虽然好似鸟的爪子，他们似乎系装扮成人首鸟身神像的神职人员的形象。有的神职人员手持的物品可能丢失。有人推测,很可能表现的是楚国诗人屈原《离骚》诗中描述的景象：“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佩兮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也就是折断太阳神树的树枝,替太阳拂洗去天空的尘埃。这种神人手里持器物的现象，在大小古蜀文化玉神坛中极为普遍,构成了古蜀文化玉神坛造型的一个特点,十分鲜明，非常强烈地表达了古蜀先民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天地崇拜观念，以及古蜀先民在精神上的追求、超越现实的渴望。
2，借用鸟与上界的神灵或祖先沟通。古蜀先民似乎对鸟的喜爱非同寻常，在玉质器物中，玉璋的射部刻有鸟形透雕；在金质器物中，金杖的图案中部就刻有4只鸟，两两相对，好像驮着被箭射中的鱼；在青铜器物中，鸟或站立在神树的9枝，或站立在神坛的四角。在古蜀文化玉神坛上,鸟的形象比比皆是，或勾勒成鸟状饰纹,或以圆雕写实,或以轮廓线抽象,或是全身,或只有鸟头,神形各异,千姿百态。古蜀文化玉神坛中，几乎所有人像的面部均有人鸟同形的特征。从正面看,跪人像、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的双眼虽然不是十分夸张,但双耳呈尖状,向双边张开，凸目的特点是明显的。从侧面看，这些人面的鹰钩状鼻子和故意加宽的嘴,弧状向上的嘴角,活脱如鸟的尖嘴宽喙。一个神坛的中部雕琢有4个立人，他们头戴山形帽冠,帽檐周围饰有“丫”字形纹饰,帽的前方有一个长长的脖子,凸目尖耳的人头像,身着上下相连的衣裳,衣裳上饰有火纹。这些人的双足都穿着鸟爪形连体裤,他们装扮的正是鸟的形状。有人认为这是古蜀先民在进行巫术祭祀活动时常常装扮成半人半兽的形象,以求相似于他们的图腾祖先。古蜀先民崇鸟的原因是多样,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渴望具有或借用鸟飞翔的能力,达到与上界的神灵或祖先沟通的期待。从图腾思维来看，“鸟”已非自然实体，而是具有神灵观念、祖先崇拜、祥符瑞兆与宇宙生息等集体的族群精神意识。古蜀先民有可能通过山来观察太阳、月亮运转，进而通过山来祭天。神坛就是通过山之巅来祭天的器物。神坛四面顶上的鸟和神坛中间居有显赫的人首鸟身徽标，都显示了鸟能上天。其寓意即古蜀先民们在神山之巅祭天时，通过吉祥的神鸟来传递信息。这些鸟都各向一方，即东、南、西、北。它们是否代表祭祀南方的祝融、西方的蓐收、北方的禺疆、东方的芒神呢？
图（5）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神坛
很明显，神坛立于7级台阶之上，神界由人首鸟身主神和四方众神及四维凤鸟等构成，且面向四方拜祭，其中自然包含了祭祀天地、四方诸神的意义。威严庄重的仪仗让千万子民双腿发抖，众神的阶列使人全身觳觫。这是一种心理警示和精神控制：天、地、神三界在此，子民必须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俯首贴耳，顶礼膜拜。
3，四鸟逐日图案是“岁星”。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逐日”金饰,采用镂空方式,制作出光芒四射的太阳和四只绕日飞翔的神鸟，那充满动感的图案神奇绝妙，简洁洗练的表现手法更是精湛绝伦，堪称是世界古代艺术史上的瑰宝。四川一位藏家有一个高70厘米的古蜀文化玉神坛，中部阴刻一个与四鸟逐日金饰别无二致的图案。《论衡.说日》说：“日中有三足乌。”这说明三足乌是负载太阳运行的神鸟，也被称为阳鸟。《文选.蜀都赋》说：“阳鸟迥翼乎高标”。刘渊林注引《春秋元命包》曰：“阳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乌。乌者，阳精”。
我国古代术数观念中1、3、5、7、9奇数均代表阳气，故日中的鸟为三足乌。图案中空，内缘有十二支弧形齿长度一样、等距离伸向中心；若以中心的空白来说，则有十二个“弧形齿”伸向外缘顺时针方向，与4只飞翔的神鸟指向一致。这样一来，使人感觉中心的空白部分构成一个太阳，4只神鸟与十二条弧形光芒，很容易让人想到一年四季与十二个月。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呢？
有研究者认为，《尚书·尧典》最早记载，中国传统天文历法体系是从伏羲时代到夏商周期间完成的，也就是4400年前，已经采用干支纪日。十干与十进位制是同源的，都是人类十个指头计数的产物。十二支古称十二辰，它与天体的运行密切相关，像《淮南子》中所说：“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就是说，十二支是对于北斗星旋转规律的界定。我国在很早以前就运用十二支的概念，将周天由东向西划分为十二个等份。后来，古人根据岁星大约十二年运行一个周天的规律，也将天空划分为十二个等份，即十二支，用来纪年。十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干支相配，60年一个循环。由此看来，四鸟逐日图案，代表的不是太阳，而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天文历法。
我们从古籍中可以得知，古人认知世界的基本概念为天圆地方。《尚书·考灵曜》中记载：“二十八宿之外各有一万五千里是谓四遊之极谓之四表。”《白虎通》中说：“天左旋地右周犹君臣阴阳相对之义。”古蜀文化玉神坛上的四鸟逐日的图案首先应联想到“天”，大于“日”的概念。四鸟代表四方、四极等，“四鸟”分别对应3个芒齿，代表着四季和每季的三个月，旋转的“乌”和“芒齿”存在于玉神坛平面上，意味着一年四季十二个月完成一个循环。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详细阐述了传统天文历法旋转一周为一年的为“岁星”。
图（6）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神坛
《数术探秘》一书的作者在书中写道，1981年在四川珙县麻塘坝千子门出土一面铜鼓，鼓心为十二芒太阳纹。弗朗茨黑格尔［奥］著《东南亚古代金属鼓》记载：在他已经发现的156面鼓中，有144面鼓能看清太阳形图。据统计，其中有118面鼓有十二道芒线，占82％。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十二芒，也许与中国刻度基调十二律有关。
所谓星体，包括恒星、行星、卫星及彗星、流星等。太阳也是一种星体。他认为，铜鼓鼓面的星体图应是太阳图，十二条芒线应是太阳的光芒线（芒齿）。中国古代划分天空，起始于四象的观念。四象又称为四维，它最初根据方位的概念将天空划分为东、西、南、北四方区域，然后确定各个星座的归属。后来，四象的观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不但对应着空旷的四方，而且四方之中被嵌入了4种活灵活现的神兽，分别对应着苍龙、朱雀、白虎和玄武。除天地以外，明确说到了要祭祀东、南、西、北四方。古蜀文化玉神坛的四鸟逐日图案中有4只神鸟，分别列于圆形器物的四周，代表四方，象征东南西北四方都有神鸟飞翔。4只神鸟与一年四季的关联可能性比较小。四鸟逐日的图案信息包含了驱散黑夜、阴阳消长、天干、地支、节气等传统天文历法信息，其实就是“岁星”。
由此联想到四川民间玉石版的四鸟逐日器物,从大到小,有序排列,9个一组的物证, 可知我国古代术数观念中代表阳气的1、3、5、7、9奇数，在古蜀先民的生活中已经广泛使用。对于太阳运行的认识是中国古代宇宙观的开始。四五千多年前的古蜀先民，已经认识到自然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四鸟逐日图案象征光芒四射的太阳，而太阳崇拜正是古蜀先民精神。
结束语
古蜀文化玉神坛的大量出现，有力地证明了古蜀国的历史，孕育出古蜀文化无比辉煌的一页。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古蜀国祭祀的阵势雄浑、威赫森严的场景，反映出古蜀先民的巫神观念以及原始宗教意识、政权结构、社会形态。同时，古蜀文化玉神坛也为后世留下许多难以解读的谜团。
之一，古蜀文化玉神坛中，形状奇异的花纹、精准无比的圆孔令人叹为观止，无不为之折服。据日本专家研究，打磨和雕刻直径近1米的水平切割的玉石料，水平误差不过微米，即使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切割，也难以企及。
之二，古蜀文化玉神坛上减地浮雕的神树图案，神树由底座、树以及树上内龙组成。树分三层，每层有一方台相隔，每层有3枝，靠后1枝，左右两枝，一枝向下，向上的果枝站有一鸟，全树共有9鸟。玉神树图案反映了四五千年前的古蜀先民对数的概念。即0-9这10个l自然数的无穷变化。比如树枝3层，每层有鸟3只，3x3=9；花每层有4朵，3x4=12朵。现在尚不知古蜀先民是怎样知道数的变化的。
之三，古蜀文化玉神坛上，大量存在与三星堆博物馆部分陶器上类似的符号,如：A、D、S、X、e、k。有学者分析认为：“巴蜀文字可能是一种表音文字”，它们与现代英语有什么关系？逝者如斯，古蜀先民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谜团只有依靠今人去破解。
记得一位诗人说，一个家族要敬仰自己的祖先，一个民族要礼敬自己的历史。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怎么会知道自己到哪里去？不知道祖先走过的历程，不珍视自己的历史文化，自然是无法面对未来的。泰山不弃撮土故能成其高。让我们以一点一滴的实际行动去珍视、精心呵护包括玉神坛在内的古蜀文化玉器吧，因为，它们也许是了解我们的民族来自何方，去向何处的一个渠道，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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