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 中国民族科学家）在追溯中国历史与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文化研究中，殷商王朝时期的殷墟遗址发现为推进中华文明历史研究，提供了关键的考古证据，实证了中国夏商周三代王朝中殷商王朝的具体存在。殷墟考古遗址也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与发展的里程碑。
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历史时期被称为商朝，因商汤灭夏后的二百多年国都频繁迁移，先后五次迁都而称为早商时期；在盘庚迁都到殷墟后商朝国都才固定下来，商王朝的后期也称为殷商王朝。因此，殷墟考古遗址只是商王朝后期273年的历史见证，而商王朝其他时期与其他地区的历史研究与历史信息却相对较少。
商王朝作为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继夏王朝后的正统王朝，可以想见在商王朝后期273年历史中，殷墟遗址决不会是商王朝统治全国的唯一统治管理中心的大城大邑，必然还有其他的商朝大邑管理着一定地域。“商人”之所以成为我们今天对做生意、做贸易、做市场人群的称谓，必有其特殊的深刻的历史原因。
中国文献典籍中对商王朝的500多年的历史记述甚少，500多年商时期的历史信息决不应只是文献中的那点寥寥数语，更多的商王朝历史信息需要我们去发掘去研究去破解。这是深化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的重要工作，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延续不断发展提供重要历史支撑。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朝歌一举消灭了商纣王拼凑的70军队，商纣王自焚而死，殷商王朝因此而灭亡。在近年出土的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原始文献中，其中有一段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被大多数学者错误理解，认为周武王“既克”的“大邑商”就是周武王以武力军事攻灭的殷商王朝最后都城殷墟城。实则不然！“大邑商”是另有所指。
关于“克”字的含义，除了攻下、战胜、打败等武力击败的意思外，如克伏、克伐、迭克名城、克平、克胜等；还有一种重要的含义是克制、制服、压制的意思，如克服、克心、克治等，是一种和平方式下的让对方驯服顺服。因为何尊铭文的总体含义为周成王训诫王室宗亲，发扬先辈优秀品质，用心建设新成周，贯彻好周武王定下的方针政策，管理好天下民众。因此，何尊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中的“克”字含义更贴近于和平方式下的收复“大邑商”，实现周武王“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治国方略，将“大邑商”改造建设成西周王朝统治天下的东都成周城。
周武王武力消灭商纣王，军事占领殷商王朝的都城殷墟城，已为天下共知；周武王通过方式收复殷商王朝的“大邑商”就缺乏故事性，不为史料所记述。消灭了商纣王后殷商王朝所属的各个大邑皆归周武王所有，但一些商朝大邑并非能完全臣服，周武王采取和平方式收复对西周王朝统治相对重要的商大邑来稳定天下，就是周武王消灭商纣王后的首要任务。因此，史料中人所共知的周武王武力剿灭的殷商都城与何尊铭文中的“武王既克大邑商”，实为殷商王朝时期的两个不同城池，一个武力剿灭毁灭，一个和平收复建设为西周成周城。
《史记·殷本纪》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因统治阶级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商朝王室内部为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局面不可避免，这一期间商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内乱不止，致使外患不断。在盘庚迁都殷墟之前，商王朝经历了五次迁都，可以说每次迁都皆会留下一个商大邑，留下一些商遗民。一般把盘庚迁都之前的时期称为商王朝，盘庚迁殷后称为殷商王朝。“武王既克大邑商”并非是以殷墟为标志的殷商都邑或者代表殷墟为统治中心的商王朝统治，而是殷商王朝统治地区的一个与殷墟城相当级别的商王朝大邑城。因为“大邑商”城独特的地理位置，被周武王相中为统治管理东方的东都成周城。
虽然西周成周城的具体地理位置，中国史学界与考古界至今没有找到明确答案，但是西周周宣王时期的青铜器兮甲盘，却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具体的地理范围——南淮夷地区。兮甲盘铭文“王令甲征治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有入蛮宄贾，则亦刑。”。周宣王命令尹吉甫去成周征收管理赋税而到了“南淮夷”，显然成周城是南淮夷地区的一座大城或者是接近南淮夷地区的大城，直接管理着淮夷地区与淮夷人，并限制淮夷地区的所有物产物质的贸易。换一句话说，广大淮夷地区的所有贸易，必须到成周城来进行；对于违反规定不到成周城“即市”交易者“则即刑扑伐”，对于胆敢去蛮族地区贸易者“则亦刑”。
从兮甲盘的铭文来看，西周成周城已经成为东方淮夷地区的唯一贸易城、商贸城；成为西周时期从事商品贸易、物品交易的商人集中地；成周城已经成为以“商人”为标志的维持西周统治的经济中心与商贸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周城已经成为西周王朝的大邑商贸城，控制管理着东方淮夷地区的经济贸易与商品交换。结合何尊铭文中“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判断，殷商王朝的“大邑商”城与西周王朝的成周商城，不仅有历史、地理上的渊源关系，而且具有商王朝与西周王朝统治管理富饶的淮夷地区的相同市场功能。“商人”称谓的历史来源，或许正是来自于商周王朝在同一个地方延续数百年的商王朝“大邑商”与西周王朝成周城。
只有经济的繁荣，才能促进文化的形成、发展与繁荣；只有优越的地理、自然环境，才能造就经济的繁荣与文化发展。“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得中原者得天下”，商周王朝在整个历史时期与淮夷地区的关系都是王朝统治的主旋律。虽然中国文献典籍更多地记载了商王朝西周王朝与淮夷人之间的战争，而根本冲突却是因为经济资源利益。争抢资源与地盘，不仅是王朝统治者永恒的追求，而且也是所有动物生存的永恒目标。当今社会对资源的侵占，已经不是通过武力争夺，而是更多地是通过欺骗来实现。在中华文明起源与中国历史文化等许多问题的探究上，历史的欺骗与隐瞒是造成中国许多历史文化之谜产生的根本原因。
由西周周宣王的大臣尹吉甫采集的中国第一部民歌总集《诗经》，也就是受周宣王之命来到南淮夷为西周王朝征收淮夷“成周四方”赋税的“兮甲”，在南淮夷地区采集的《诗经》篇幅里有《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在《诗经··商颂·长发》篇幅里有“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在《诗经··商颂·殷武》篇幅里有“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不仅说明了《诗经》由尹吉甫在“南淮夷”采集，而且说明了南淮夷为商王朝之“商邑翼翼，四方之极”“邦畿千里”“正域彼四方”“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同时也证明了商王朝设都于大禹治水的“南乡”、设都于大禹夏王朝的故址。商王朝的“邦畿千里”“正域彼四方”“设都于禹之绩”的地方，即是现今淮河流域的四方湖古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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