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第93-101页。
李世涛，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提 要
朱光潜在后期的学术生涯中筚路蓝缕，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论著和西学基本文献及研究成果，极大地拓展了当代学术研究的视野、领域。同时，他独树一帜，撰写了数量可观的“译后记”，为介绍、传播、普及、研究这些论著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还把这种文体发展为内容丰富、富有学术含量、利于知识普及的一种成熟的现代述学文体，并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的独特现象。但是，学界出于对学术普及的偏见而严重低估了其重要性和实际意义，甚至缺乏基本的、必要的关注，更不能客观、准确、实事求是地评估其价值。为了正本清源，从其内容的四个方面逐一介绍、分析、总结、评价他的“译后记”，展示其翻译、研究活动的轨迹，也由此反映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历程。
关 键 词
朱光潜；“译后记”；文体；马克思主义美学；哲学美学；实践型美学；思想文化类著作
朱光潜译完《艺术的社会根源》后撰写了“译后记”，由此开启了一种写作的习惯或模式。他译完一部重要著作就撰写“译后记”附于书后，并把“译后记”发展成了独特、成熟的文体。“译后记”是其学术研究的一种特殊现象，不仅数量较多，还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学术和知识普及的价值。本文把“译后记”的内容分为四个方面，逐一介绍、分析、总结其结构、特点、风格和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美学论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光潜投入大量精力翻译、研究马克思主义重要论著，特别是美学、文论方面的论著，诸如哈拉普的著作《艺术的社会根源》、考德威尔的论文《论美》。甚至可以说，其当代学术之路就是从翻译、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开始的。
1951年，新文艺出版社（上海）出版了《艺术的社会根源》（美国纽约国际出版社1949年出版），该书是美籍学者路易·哈拉普（Louis Harap）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著作，由朱光潜翻译。哈拉普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观念贯彻到研究和著作的写作之中，他立足于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研究了诸如希腊戏剧、中世纪建筑、文艺复兴的绘画和现代的小说、电影等每个时代的代表性的艺术种类，揭示了社会物质条件是如何决定其内容和形式、艺术存在与发展的依据，满足了特定阶级的观众或读者的需求。作者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艺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破坏了艺术的纯洁性、严重阻碍了高雅艺术的发展，法西斯主义利用艺术为其罪恶的政治目的服务，摧残了艺术鼓励向善的道德功能，艺术家脱离现实、社会陷入了艺术独立的幻觉而不能自拔，这些因素导致了艺术的衰落。尽管如此，作者仍然提出了克服其危机的方案，即艺术家要从资产阶级的优秀文艺传统中吸收营养，尽量有所作为。哈拉普还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艺术的途径，即克服资本主义艺术的危机，辩证地吸收民族的优良传统，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工业化所产生的优越的物质、社会条件，满足广大人民的审美需求，创造艺术发展的新时代。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文论、美学擅长有效地揭示文艺的社会根源、社会性。哈拉普努力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思路、方法，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阶级分析的研究方法，创造性地研究西方艺术的发展。朱光潜极为认同作者的这种探索，他在写于1950年10月的《哈拉普〈艺术的社会根源〉译后记》中高度评价了该书的马列主义的研究视角、思路、方法及其探索的价值。而且，他还充分肯定了该书对于中国文艺界、文论界的现实意义和启发价值：“译者译这部书，觉得这是一个愉快的工作，不但从此对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有较深一点的了解，而且拿作者的问题和看法，来对照我们自己的当前一些文艺问题，也随时得到许多启发。”当然，该书也极大地影响了朱光潜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研究。朱光潜为方便读者掌握全书的要点，特意撰写了“各章提纲”附在书的后面，也顺便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些具体观点和基本看法，诸如，生产是艺术的基础，艺术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艺术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阶级社会的艺术都有阶级性，阶级意识反映生产关系，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辩证地利用传统，艺术趣味反映阶级需要，艺术具有意识形态性，等等。事实上，这些观点确实触及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方面，当时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相当有限，朱光潜的译介对于新中国普及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意义自不待言，对于翻译了本书并撰写了章节提纲的朱光潜来说想必有更大的意义。
1958年，朱光潜在《译文》1958年第5期发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克·考德威尔（Cristopher Caudwell，1908—1937）的长篇论文《论美——对资产阶级美学的研究》，同时发表了介绍这篇译文的文章《关于考德威尔的〈论美〉》，详细介绍、评析了考德威尔论文的基本观点、价值和缺点，特别理出了其主要线索，并及时指出了这篇论文对于当时正在进行的美学大讨论的意义。朱光潜从总体上肯定了考德威尔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思路及其现实意义：“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是有相当修养的，至少在他的主观愿望上是在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去解决艺术和美的问题。如果这篇文章对我们当前的美学讨论有所帮助，这种帮助或许主要在于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对立面辩证的统一，纠正我们过去割裂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毛病。”同时，朱光潜还肯定了考德威尔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第一，他把实践或劳动视为人（主体）对环境（客体、现实、自然）所产生的反应，即人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情感及其掌握的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来改造客观世界，结果，同时改变了环境和人自身。第二，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深刻地把握了人与环境的关系，即人包含着环境的因素，环境也有人的因素，研究人的反应，必须同时考虑到人、环境，而不能仅仅考虑人或环境，导致二者的孤立、顾此失彼。第三，他对近代资产阶级美学绝境的诊断。在他看来，近代资产阶级美学因为没能处理好这种关系而陷入了绝境：片面强调人、否定环境的“美的快感说”（机械唯物主义）；与前者相反的 “美的理念说”（绝对唯心主义）。虽然二者貌似相反，但所犯错误的实质相同，都片面强调一方而否定另一方。第四，他结合艺术、科学研究美，并把前两者都视为社会过程和劳动过程的产品，它们都是人对环境的反应，包含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人对环境的反应包括认识的指导和本能的推动，蕴含着改变环境的目标，这个目标融合了由认识决定的“可能的”和由本能的推动的“可愿望的”，它们构成了人的意识。意识源于反应与环境的矛盾，引发了主体、环境的变化，都包含了情感、认识的因素。社会过程、劳动过程有集体性，认识和情感也都不仅仅是个人的。第五，他从认识与情感、科学与艺术、真与美的关系中寻求对美的认识。人对环境的反应里渗透着认识和情感，科学与艺术、真与美的关系也非常密切。鉴于此，他这样看待美：“每逢以社会方式认识到的事物之中的情感因素表现出社会性的安排，在这里我们就有了美，也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有美。这种安排工作就是艺术。”第六，他从人与环境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看待自然美、艺术美，即二者都是人对环境或主体对客体的反应，不能仅仅局限于人或环境的视角。朱光潜对考德威尔肯定之处颇多，如果我们把他与美学大讨论时朱光潜的美学观相比就明白其原因了。一方面，他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实践论思想看待美的本质和西方美学研究的困境等问题；另一方面，朱光潜比较赞同他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具体的观点。这也是朱光潜译介考德威尔的美学思想的原因，通过介绍他的研究思路、方法、美学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服务于当时的美学讨论，建构自己的美学理论。他在写于1958年的《美学批判论文集》的“编后记”中也承认了这一点：“尽管他的见解和我的有些分歧，而在美为主客观统一这个基本论点上则是相同的。我觉得这篇论文颇有启发性，所以把它放在附录里。”
朱光潜翻译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论著，尤其是马列主义美学、文论方面的论著，还纠正了很多翻译的错误，甚至重译了有的重要论著的重要片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他还运用这些理论建构了基本的美学理论、美学研究体系。通过“译后记”，我们能够发现他对马列主义著作翻译研究工作做出的贡献、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引领作用和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研究的推动作用。
二、哲学美学著作
朱光潜长期从事心理学美学、经验美学研究，在美学大讨论中转而主要研究哲学美学，同时他也开始系统地研究西方美学。为此，他翻译、研究一些重要的哲学美学著作，他翻译了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黑格尔的《美学》，为中国学界普及、研究这两位思想家的美学理论乃至于整个西方美学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其中，“译后记”无疑是进入他们广博、深奥的美学思想的便捷路径。
新中国刚成立朱光潜就着手翻译柏拉图的美学论著，他参考柏拉图著作的英文、法文选本，挑选了八篇有关美学、文艺的重要对话进行翻译。很快，他编选、翻译的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就出版了：1954年５月，该书的初版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1956年11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版；1959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改订本；1963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1980年1月，又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重印。该书的后面附有“题解”，译者分别对《伊安篇》《理想国》《斐德若篇》《大希庇阿斯篇》《会饮篇》《斐利布斯篇》《法律篇》做了解释，主要介绍了各篇的写作情况、主要内容、阅读时需要具备的相关知识，并简明扼要、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柏拉图在具体问题研究中的正确和错误之处，很有参考价值。其中，《理想国》（卷二至卷三）、《理想国》（卷十）和《斐德若篇》三篇题解的篇幅都较大，介绍极为详细，有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理解每篇的重点。前两个版本都有朱光潜撰写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引论》，之后，他又增补、改写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引论》（定稿于1962年11月），将其成果作为附录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的增订本，并延续至今。写于1951年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引论》极为详细地介绍了柏拉图所处的时代及其《文艺对话集》产生的社会土壤、政治环境、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例如，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美学著作的区别、贡献，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社会，希腊文化的基本情况（包括诗歌、悲剧、哲学、思想与政治斗争），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关系，简要地概括、介绍了柏拉图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文艺的本质、来源、功用，即模仿说、灵感说、注重社会效益的评价标准，并做了画龙点睛式的评价。《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译后记》比《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引论》的篇幅更长，译者详细介绍了柏拉图的生平、著述情况、“对话体”文体的特点及其优缺点、美学（文艺）思想的现实与文化语境、基本的美学思想、美学思想的评价、美学思想的影响，以及这部译著的编选、翻译、注释的情况。与《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引论》相比，“译后记”最大的不同在于删去了大量与柏拉图及其《文艺对话集》无直接关联的背景介绍，突出并细致分析了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即文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和文艺的社会功能，说明文艺来源的“灵感说”，还较客观地评析了柏拉图美学思想的贡献、局限，为全面而准确地理解柏拉图的思想（尤其是美学、文艺思想）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题解”“引论”和“译后记”反映出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注意从古希腊社会经济政治的状况和文化语境入手分析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及其现实根源，重视辨析其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性质，也注重分析其意识形态性，这些是朱光潜前期学术论著缺少或不太明显的特点，这种变化至少说明朱光潜有意无意地改变了其原来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可以说他已经有意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观念、方法进行研究了，他的“题解”“引论”和“译后记”的这些特点是此前翻译、研究《艺术的社会根源》中运用哈拉普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结果，其中以“引论”的转变最为突出，因为朱光潜写作此文的时间与翻译《艺术的社会根源》的时间可能有所重合，估计他翻译的时候受该著的影响很大，并明显地体现在其“译后记”中。
黑格尔经典著作《美学》具有世界性的影响，朱光潜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翻译、研究《美学》，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译的第一卷。1959年，他在《哲学研究》（1959年第8、9期合刊）上发表了长篇论文《黑格尔美学的基本原理》，详细地介绍了黑格尔基本的美学思想。1961年，他还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1年第5期）发表了论文《黑格尔美学的评价》，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公允地评价了黑格尔美学思想的得失。这些工作对接了他即将开展的《西方美学史》的写作，他在《西方美学史》中为黑格尔撰写了专门的一章。黑格尔的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一体，其语言风格的艰涩难懂导致掌握他的美学思想比较困难，朱光潜的《黑格尔的〈美学〉译后记》则为读者把握黑氏的美学、哲学理论提供了一条捷径。朱光潜在“译后记”中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入手，结合其历史发展观分析了他的辩证法的得失及其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他的辩证法与其特意设置的至高无上的客观唯心主义性质的“绝对”的矛盾，为理解其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及其矛盾做了铺垫。随即就转入了对《美学》的介绍、分析，这部著作是从概念或基本原则出发推导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美学体系，朱光潜抓住这个特点，逐一介绍了全书的关键：著作的结构、美的定义、理性的重要性及表现；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其认识和实践活动对自我（主体）、环境（对象）的改变，既实现了自我、导致了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又引发了环境（客体）的人化，实践的观点由此萌生、发展，尽管黑格尔的哲学是“手足倒置”的客观唯心主义，但因其立足于历史发展的立场，关注特定时代的一般世界情况和具体的“情致”，重视分析审美、文艺、文化现象及其现实根源，他的许多结论却仍然符合审美的、客观的事实，也揭示了审美、文艺反映时代的本质；随着理念的演变，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也出现了与之对应的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艺术类型；黑格尔在追求哲学体系和美学体系的自足、独立的时候致使其体系封闭，导致了其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对立，得出了艺术取代哲学的错误结论；黑格尔重视艺术美、轻视自然美的见解瑕瑜互见；《美学》重视客观事实、审美现象、艺术现象的解释，注重阐释审美、艺术现象的时代根源和具体环境的影响，有很多关于审美、艺术的真知灼见，取得了一定成就，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也存在着其难以克服的基本矛盾和一定的局限，这些都应该从其时代精神、历史背景中寻求原因和根源，其中，经典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其矛盾、局限性的揭示需认真对待。经典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属于青年黑格尔派，受黑格尔的影响很大（马克思郑重宣布过“我是黑格尔的学生”），他们在继承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思想的过程中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很多思想，诸如唯物史观对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和辩证法的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异化思想、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与艺术生产不平衡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资本主义时代不利于文艺发展，等等。在朱光潜看来，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不少观点都能从黑格尔的《美学》中找到源头，学习两者能够相得益彰。而且，清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迫切、重要。总之，朱光潜之所以殚精竭虑地翻译黑格尔的《美学》，一方面，黑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所具有的崇高的学术地位、《美学》的美学与文论思想的巨大价值及其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全面、准确地掌握黑格尔的美学和哲学思想，清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以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文论及其思想渊源。
朱光潜以翻译柏拉图、黑格尔的美学著作为契机转向了哲学美学研究，为当代美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译后记”反映了他研究这两位哲学大师的成果，推动了西方美学的研究，促进当代美学的发展。
三、文艺实践性的美学著作
朱光潜重视文艺实践，也非常关注研究文艺现象的西方美学家和美学论著，为此他翻译了莱辛的《拉奥孔》和《歌德谈话录》。
朱光潜较早开始关注德国美学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年），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他就节译了《拉奥孔》的重要章节并撰写了“译后记”，发表于《世界文学》1960年第12期。他还撰写了论文《莱辛的〈拉奥孔〉》，发表于《文艺报》1961年第1期。他为了给即将撰写的《西方美学史》做准备，1965年就译完了《拉奥孔》，但没能在当时出版。朱光潜在1960年代出版的《西方美学史》中充分肯定了美学家莱辛在德国从新古典主义转向浪漫主义时发挥的“重要中枢”作用，尤其是“他的基本立场是反封建反教会的，他的基本观点是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他还注意到，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梅林在《莱辛的传说》中驳斥了资产阶级学者对莱辛的改造、歪曲，高度评价了莱辛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其思想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鉴于此，他抽时间翻译了这部巨著，并在1979年出版的《拉奥孔》的“译后记”中介绍了这部著作及其翻译的情况、动机：第一，莱辛及其《拉奥孔》政治上的进步倾向。《拉奥孔》是德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成果，表面上研究诗（语言艺术）与画（造型艺术）的界限，其实是通过研究倡导建立一种吸收了德国民间文学、英国市民文学和希腊古典文艺资源的德国民族文学，积极回应了文艺服务于反封建、反基督教会、启蒙运动、新兴资产阶级的时代的政治任务。从精神谱系上讲，莱辛是苏黎世派、温克尔曼的继承者，他们都反对高特舍特移植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法国新古典主义文学，呼唤一种体现着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和审美需求，服务于德意志民族文化、政治统一的文艺。当然，他们的文艺观也存在着分歧，莱辛文艺观更为积极、进步。具体而言，莱辛反对诗画一致说，强调诗与画的差异、冲突，是为了反对斯彭司等人支持的诗画一致说及其新古典主义文艺，也是为了反对苏黎世派所支持的表现自然的描绘体诗歌，反对表现封建立场、宫廷趣味的寓意画、历史画，反对重视静态、气氛压抑、情绪感伤的抒情诗，倡导以动作情节冲突为基础、反封建、表现新兴市民阶级情感的“市民剧”，推崇行动实践而反对温克尔曼的冥想静观的人生哲学。第二，美学上的重要贡献。他深入、辩证地研究了诗与画的关系，结合历史语境给出了答案，他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艺的规律、特点，能够指导文艺创作、解释许多文艺现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在德国美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还结合作品和观众的心理广泛而具体地讨论了悲剧性、喜剧性、可恐怖性、可嫌厌性、崇高、美、丑等美学范畴，尝试总结规律，扩大了美学范畴研究的范围和角度，极具启发性。此外，《拉奥孔》的不少观点也很有价值、启发意义。他的美学摆脱了德国古典美学主观主义传统的影响，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现实主义的，并且具有辩证的因素，但却不彻底，存在着旧唯物主义的矛盾、缺陷，自然观属于唯物主义，但社会历史观却属于唯心主义。《拉奥孔》引发了德国美学界的热烈讨论，赞同、质疑、反对、反思的声音此起彼伏，极大地推进了德国古典美学的发展，他也由此成为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三，理论联系实际、辩证的研究方法。莱辛重视文艺实践，从现象出发研究理论，他对诗画关系的研究就是如此。他认为二者在题材、媒介、接受者的感官和心理功能、艺术理想方面的差异都很大，不能把画的规则硬性地套用到诗上，诗歌表现空间明显优于绘画。当然，也应该正视诗与画的相似性、联系，二者都是模仿的艺术，在特定条件下绘画能够通过选取情节高潮之前、能够见到前因后果、最有想象力的瞬间来暗示动作情节。诗歌也能够通过化动为静、以美的效果暗示美、化美为媚三种方法用动作情节描绘事物。而且，从莱辛尚未出版的遗稿看，他后来更深入地研究二者的联系。这样，他在《拉奥孔》中就摆脱了德国的主观主义的热衷于抽象推演概念、命题的习惯，能够辩证地、联系地看待问题，提供了就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范例，其研究方法值得肯定。第四，其思想、美学对进步思想家们的巨大影响。莱辛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还以莱辛为榜样反对俄国的农奴制。而且，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认真钻研过《拉奥孔》、作过摘录，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尤其在《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中充分肯定了莱辛所代表的“没有资格的作家”在扭转德国政治落后、创造德国文学方面的功绩，而这种落后、停滞的状况显然与高特舍特之流“有资格的作家”的思想行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除了《拉奥孔》重要的学术价值外，朱光潜还非常重视它对启蒙思想、革命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翻译的目的也是为了完整、深刻地理解马列主义。
朱光潜也深入分析了《拉奥孔》的局限及其根源。在朱光潜看来，莱辛及其《拉奥孔》的最大局限就是莱辛的历史发展观的缺失。莱辛不能根据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就会无视社会物质变革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夸大了精神文化的改造社会的力量，进而把反封建反教会的政治斗争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甚至把德国民族文学误认为实现德国统一的主要手段，这在其美学研究上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脱离社会、孤立地研究文艺。诸如，他仅仅从题材和媒介方面总结诗、画的规律，却无视社会因素与诗规律的关系；局限于分析《荷马史诗》的写作技巧，却不关注希腊社会的影响；满足于分析弥尔顿的失明、荷马的不曾失明导致的《失乐园》与《伊利亚特》的视觉意象的差异，却不顾资本主义与古希腊的社会的、时代的巨大差异。其二，抽象、形而上学地研究文艺。例如，他对文艺种类及其区别的研究，实际上，文艺种类不是抽象、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变化的，文艺种类之间有区别，某一种文艺在不同的时期也有区别，但不能区别的标准固定化、永久化。其三，偏执地对待传统。传统大都是进步与落后、精华与糟粕的综合体，不能片面地批判或继承，而应当既批判又继承。但是，莱辛经常以个人意愿代替理性判断。例如，他猛烈抨击近代拉丁古典文艺、新古典主义文艺，却对希腊古典文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奉若神明，视之为永久性的标准、典范，并神化其普遍人性。其四，具体观点的矛盾、错误。诸如，他对诗歌等语言艺术的看法是进步的，但却保守地看待造型艺术，把绘画的表现对象局限于视觉的感性活动，把丑、崇高等表现对象排除在绘画之外；他反对描绘体诗歌，绝对否定了诗歌能够描写动作，结论错误，也不符合西方抒情诗的实际情况；他以绘画代替雕塑、建筑艺术，抹杀了其差别，否定绘画能够表现个性特征。朱光潜还揭示了这些缺陷的社会历史根源，即当时德国政治上的分裂、经济上的落后和资产阶级的软弱，启蒙运动的不彻底性、先天失调，以及知识分子耽于幻想、深陷主观、热衷思辨、不善行动的缺陷。
朱光潜还在《〈拉奥孔〉译后记》的“附记”中区分了西方理论著作的写作方法：第一种，主要总结研究成果、关注结论，不呈现得出结论的曲折的探索过程；第二种，展现获得结论所经历的复杂过程，进而得出类似于“生在树上的有根有叶的鲜果”的结论。这两种写作方法的区别是“前一种让读者看到的只是已成形的多少已固定化的思想，后一种则让读者看到正在进行的活生生的思想”。显然，莱辛的《拉奥孔》属于后一种，也是他欣赏的研究方式。
朱光潜关注歌德的美学思想也较早，1959年他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了翻译的《歌德谈话录》的重要章节，1963年他发表了论文《歌德的美学思想》（《哲学研究》1963年第2期），还在《西方美学史》第十三章专门研究歌德的美学思想。朱光潜关注歌德、翻译《歌德谈话录》并深入研究其文艺思想有三个原因：第一，朱光潜极为赞同歌德对文艺的基本看法，即创作必须从客观现实而不是从理念或抽象的观念出发，否则就会丧失其特点，导致抽象说教的“席勒化”；文艺创作应该重视、借助事物的“特征”，通过特殊、个别反映普遍、一般，反之就不能塑造有感染力的形象；文艺创作方法必须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具体分析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得失，应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使用恰当的方法。歌德是杰出的诗人、作家，也是实践型的文论家，这些经验总结、理论概括符合文艺规律，充满了真知灼见，深得朱光潜赞许。第二，朱光潜是从歌德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关注歌德的。他很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歌德的评价，尤其欣赏恩格斯关于歌德挣扎于“伟大的诗人”和“世俗庸人”之间的评论：“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他运用马克思的文艺与社会物质基础不平衡的理论分析了德国文艺文化繁荣与政治经济落后的原因，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基础关系的理论，从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欧洲的社会经济基础、文化遗产对歌德的影响等角度分析歌德成为伟大诗人的原因。他还肯定了歌德世界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因素：歌德深入钻研自然科学，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尽管也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的影响；歌德根据其“有机联系观”提出了重视辩证法的研究方法——“综合法”，还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也反对黑格尔从理念出发的辩证法），指出文艺与自然要实现辩证的统一，文艺以自然为基础，但不应该流于自然主义而应该超越自然，成为灌注生气的“第二自然”；文艺要借助“特征”，通过个别、特殊反映出一般、普遍，仅满足于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第三，朱光潜还考虑到歌德的巨大影响。他是在译完黑格尔的《美学》后开始翻译《歌德谈话录》的，黑格尔在《美学》中常常提及歌德的创作和理论，歌德对西方近代的文艺创作、文艺思潮、文论、文化都有重要的贡献，其影响巨大，不能等闲视之。
朱光潜对歌德的研究还表现在他为《歌德谈话录》所做的注释上：其一，关于哲学未来发展前途的研究。歌德的谈话涉及黑格尔对哈曼的批判，朱光潜的注释从歌德对知解力和理性的理解出发提出了自己对未来哲学发展的看法，即独立于具体科学的哲学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辨析了西方唯心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概念后认为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哲学的存在依赖于绝对“理性”的有效性，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前者必然会失去存在的根基而“垮台”，以超验的“理性”为基础的哲学也将同样面临着“垮台”的命运。尽管歌德还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影响，但歌德仍然敏锐地发现德国哲学的最大问题在于蔑视感觉和知解力，这种东西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实证科学”的工具。其二，关于歌德与基督教复杂关系的研究。歌德与基督教的关系比较复杂，总体来说歌德是反对基督教的，但其思想、创作与基督教有着复杂的关联，其矛盾也是很明显的。因此，清理歌德与基督教的关系有利于我们理解歌德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入研究过宗教，也致力于对基督教的批判，这些工作都很有指导意义。朱光潜参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阐述歌德反对基督教的思想和现实原因、歌德与基督教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呈现了一个西方文化巨人对基督教的深入思考，难能可贵的是他从西方思想史的角度准确地揭示了歌德心目中的“上帝”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最高道德准则的体现，是理性和自然的化身，进而分析了其原因，并揭示了以歌德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的妥协性、改良主义和保守性。这些注释能够帮助读者深入思考、理解相关的知识，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研究美学和文论是为了掌握文艺及其发展规律，进而促进文艺创作。朱光潜对关注文艺实践的美学论著情有独钟并深得其精髓，他翻译了莱辛的《拉奥孔》和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撰写了富有洞见的“译后记”，还从审美经验和理论的视角对文艺进行独特而深刻的阐释，引导美学关注文艺实践，促进了对文艺及其创作、规律、欣赏的认识，也推动了文艺的研究。
四、思想文化类著作
朱光潜在晚年转向了思想和跨文化领域的研究，翻译、研究维柯的《新科学》是其核心工作。
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年）认为天才思想家集超乎寻常的敏感、预言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于一身，他说：“他们说过的话，有时会触动属于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文化或另一个世界的人的思想或感情的中枢神经。”以此标准衡量，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年）应该属于这样的思想家。维柯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奠基人、比较文字学的创始人、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美学的真正奠基人、最早编纂文学史的尝试者，深刻影响了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而且，他在很多方面都影响了马克思主义。
朱光潜在欧洲学习克罗齐时注意到了其老师维柯，自此一直对维柯保持着超乎寻常的关注。1962年朱光潜发表了论文《维柯的美学思想》（《学术月刊》1962年第11期），《西方美学史》专门介绍了维柯的美学思想，对维柯的重视明显超过了克罗齐。朱光潜晚年最专注的事情就是《新科学》的翻译和研究，他把最主要的精力都奉献给了这项事业，研究的广度、深度都有了巨大的飞跃。朱光潜克服重重困难，尤其是不懂意大利文、拉丁文的困难，花费三年时间，从英文转译了维柯的《新科学》，终于在1986年出版了这部译著。1989年，商务印书馆（北京）把《新科学》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再版，这些译本为中文学界的维柯研究、普及做出了难以替代的贡献。他还发表了包括《维柯的〈新科学〉译后记》在内的多篇文章。他不辞辛苦地做了许多学术普及工作，分别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1982年）、哲学卷（1987）撰写了词条“维柯”“《新科学》”；为《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撰写了“维柯”，并提供了研究的基本参考书。朱光潜还不遗余力地宣传维柯：1983年3月，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第五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上做了《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的演讲；1983年6月，他做了《略谈维柯对美学界的影响》的报告，文本收入《美学和中国美术史》（上海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从表面上看维柯的《新科学》是法学、人类学著作，但实际上是一部奠定西方近代以来社会人文科学基石的思想巨著。《新科学》对朱光潜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诸如真理观、诗性智慧、人类历史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等，其中三个方面的影响最大。其一，维柯的一些基本观念。他强调法律起源于共同人性及其开创的人学；世界经历了神、英雄和人三个时代的变化，由于阶级斗争的推动作用，才发展到人的时代，即“最高的民主政体的人道主义阶段”，这也是一种“复归”，这种时代变化观体现了其民主倾向、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人类是世界、自己的历史的创造者；关于诗性智慧、形象思维的论述。其二，美学、文艺思想的影响。鉴于《新科学》的美学主旨——“新科学实在就是美学”（克罗齐），朱光潜高度评价了维柯美学研究的意义：“他的首要贡献是替美学带来了历史发展的观点和史与论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而言，维柯关于神话与文艺的起源、原始诗歌、诗性智慧、想象、形象思维等思想都影响了朱光潜。维柯的结论是以形象思想为基础的抽象思维产生于形象思维之后，二者却相互对立；形象思维是“以己度物的隐喻方式……人凭形象思维去创造想象性的类概念或典型人物性格”。应注意的是，朱光潜吸收了维柯研究形象思维的基本结论，形成其美学思想的核心。其三，维柯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朱光潜充分肯定了维柯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即历史发展观、实践论等思想，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具体来说，朱光潜肯定了维柯的阶级斗争学说、实践观点和历史主义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诸如，马克思欣赏的“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认识真理凭构造或创造”蕴含的实践观、结构主义思想，等等。他发现包括上述观点在内的维柯的基本哲学观和马克思主义比较接近，他还通过维柯的观点进一步认识了当时流行的“反映论”。由此可见，朱光潜对维柯的关注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即推动哲学、美学、文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也是他晚年奋力翻译《新科学》的重要原因。他还深入地研究了维柯与马克思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十三章的第89号脚注中涉及维柯的历史发展观，朱光潜从这个注释出发，结合他对英国学者研究“维柯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系”的不同看法，具体分析了维柯与马克思的历史观的联系与区别。他克服各种困难，终于把研究成果作为《新科学》的“译者附记”发表于《外国美学》1985年第1期的《诸民族所经历的历史过程——〈新科学〉第四卷》。事实表明，马克思接受维柯的影响很大，马克思也说过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朱光潜的研究还揭示了两位巨人一致的出发点：“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例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维柯的《新科学》里所阐明的历史发展学说的基本出发点。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指出维柯和他自己在出发点上是一致的。”
结 语
朱光潜的“译后记”几乎覆盖了他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的美学研究领域，贯穿了其后半生的学术生涯，由此反映了其西方美学翻译、研究的基本情况和成就，展示了其学术转变的轨迹和艰难曲折的思想发展历程，体现出他对中国当代美学、文论的贡献，也有利于总结西方美学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影响及其得失。“译后记”的内容包括时代背景、作者生平简介、著述情况、基本理论观点及简要评析、理论的影响、编选情况、翻译情况、注释等，有时还介绍了译者的阅读心得、体会，方便读者全面、准确地把握译著的基本内容，尤其是重点、难点。“译后记”篇幅不等，视原著的内容、重要性、难易而定，重点介绍、分析译著基本的思想和理论，恰当地评价其得失。“译后记”言简意赅，语言准确、简洁、流畅，可读性强，其风格介于严肃的学术论文与通俗的普及文章之间，既客观而准确地介绍了译著、理论本身，符合学术的标准、规范，又尽量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有利于知识的学习、普及。不同的“译后记”尽管有些差别，但都采用基本的写作模式，属于相同的文体。朱光潜把“译后记”发展为一种具有丰富学术含量的述学文体，且极具朱氏特色。
责任编辑：包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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