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 军
无锡“三钱”均属近现代之大家硕望，他们的故居，我是用了差不多一天时间访完了的。不少人误以为钱穆、钱锺书谱系同宗，其实不然，但若上溯千余年，皆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裔。钱伟长系钱穆长兄钱挚长子，名字也是钱穆给起的，所以当你去到无锡郊外鸿山镇，便知钱穆、钱伟长故居同在一处。这是在钱氏家族旧址上还原而建的，祖宅因上世纪的一场大火化成废墟。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一书中言及老宅：“七房骈连，皆沿啸傲泾，东西一线，宅第皆极壮大……”可见家境尚属殷实。
而我走访“三钱故居”不久，又去苏州临顿路悬桥巷东头访顾颉刚故居，倒也不是没缘由的。实因顾颉刚与钱穆之间，有一段令人如沐古风、发兹深响的交往，堪称君子间一种珍贵的感遇，故才访其旧迹，追味前徽，作文以申怀。
可以这么说，若无顾颉刚的引荐，则未必有后来与陈寅恪、陈垣、吕思勉并称为“现代史学四大家”的钱穆之名。
认识顾颉刚之前，只有高中学历的钱穆曾任乡村小学教师。1922年后，陆续于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中学谋职。顾颉刚毕业于北大，当时已是享誉京城史学界、民俗学界的著名学者。不过时任苏州中学（范仲淹创办，清代称紫阳书院，俞曲园、章太炎、王国维、吕思勉曾于此任教）国文首席、讲授“国学概论”的钱穆，此时的学问已臻上乘。1928年，校长汪懋祖请胡适来校授课，十分爱才的东吴大学教授陈旭轮乘此机缘向胡适荐才，使其初识正在编撰《先秦诸子系年》的钱穆。钱穆请教胡适太史遗翰《史记·六国年表》相关学术问题，使胡适这个大藏书家竟无言以对。据钱穆后来在《师友杂忆》中记述，胡适因他“以生僻之书询问，事近刁难”而心中不快，故不肯留宿苏州而赶往上海。钱穆此次虽未见识于胡适，却很快欣遇伯乐，即胡适得意弟子顾颉刚。
1929年秋，顾颉刚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赴燕京大学（1952年燕京大学被撤销，并入清华、北大等）执教，中途回苏州老家省亲。又是这个热心的陈旭轮，再一次向顾颉刚举荐钱穆之才学，并陪同顾颉刚至苏州中学宿舍访钱穆。顾只稍稍翻看了几页钱穆刚完成的“系年”文稿，便面露惊诧之色，请予将稿件带回细读。几日后，陈旭轮和钱穆回访顾颉刚，顾说大作我已翻阅，然后说出一句改变钱穆一生的话：“君似不宜长在中学教国文，宜去大学教历史。”还表明可以推荐钱穆去中山大学执教，另外，若有什么学术文章，大可向自己兼任编辑的《燕京学报》投稿。既给出职业方向，又照应其学术成果，不可谓不诚意、不热心。后来钱穆果然接到了中山大学的聘请，因苏州中学校长盛情挽留并相约一年为期，才未成行。后钱穆将多年经史研究的成果，也是其成名之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寄给顾颉刚，遂发表于1930年6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7期。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学界震动，以其考证严密、超脱旧范一举“摧破康说”，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28处漏洞，证其纯为托古改制的政治考量而杜撰，使得晚清以来“疑古辨伪”的今古文之争告一段落，亦使北平各大学原持“康说”立场的课程迅速停办，开教学史上不二先例。是时，距康有为离世不过三年余。
虽然钱穆所持观点与顾颉刚相左，但顾颉刚并不介意，还特别推荐钱穆来燕京大学任教。1930年秋，钱穆赴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同年，北大历史系主任去职，系主任由傅斯年出任。出于揽才以壮师资的目的，傅斯年拟请顾颉刚来北大执教，顾却建议由钱穆代替自己。在给胡适的信中，顾颉刚说：“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正是在顾颉刚的大力举荐下，胡适、傅斯年才作出了聘请钱穆的决定。1931年夏，钱穆正式出任北大历史系副教授，不久又兼课清华。后来，顾颉刚于钱穆执教燕京大学10年之际，还非常谦虚地说道：“钱宾四（钱穆字）先生，学识渊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此等月华如水的胸怀，与龂龂不休以争一己之名者，可谓云泥之别，乃视学术为天下公器且慧眼识人的体现。
顾颉刚年长钱穆两岁，在当年学术地位远高于钱穆的背景下，从不居高自矜，亦不抱学历出身等门户之见。他一路扶持当年困守盐车的钱穆，使之走上国史大家之路。钱穆虽为鸿轩凤翥之才，以“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毅人格，终其一生阐扬中国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但在青壮之年得遇顾颉刚这样的伯乐，感其光风霁月、宏慈德峻，从而避免了久抑牖下的颠踬，实属平生之福、学者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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