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吴门画派”的领军人物，沈周集书画家、诗人、鉴赏家、收藏家、隐士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沈周的画作淳朴浑厚、宁静幽雅，可以品读出他恬淡平和的个性特征和清雅闲适的隐逸情怀。
一 承传隐逸家风
“他继承了儒家孝悌和温良恭俭让的一面，而去除了积极入世的一面；他具有道家知足常乐、不谴是非的一面，而去除了过分清高嫉俗如恶的一面。”［1］沈周看淡功名利禄，一生从未参加科举。历代文人隐士中，有愤世嫉俗的，有避祸遁世的，有以退为进待价而沽的，如竹林七贤，如被誉为古今第一大隐士的陶渊明。沈周不拒绝世俗生活，与清苦的道隐、野隐不同，他选择了大隐于市。“宅居江湖间，不减甫里之胜。宾客满坐，尊俎常设”［2］他的隐居生活是充实而愉悦的。沈家不以科举及第为目标，却以隐逸作为家族传统，沈周的祖父沈澄，以病为由辞归乡里，隐居读书，交游宴请，雅集聚会，“居相城之西庄，日治具，待宾客，饮酒赋诗，或令人于溪上望客舟，惟恐不至”［3］；其父沈恒吉亦继承了好客的禀性，“其父征士好客，一时名流相过从者，日常满坐，处士因尽接见前辈，而熏其德，渐其艺，以成其名”［4］。沈家与名士的广泛交游以及浓郁的艺术氛围让沈周沉浸其中，也促成了他的归隐。
优越的生活条件、幽静的自然环境使沈周潜心于诗书画艺术，倾心于恬静自然的生活，他却依然关心国事民生，沈周六十岁自题诗云：“自是田间快活民，太平生长六经旬。不忧天下无今日，但愿朝廷用好人。”他不自命清高，与朝廷的许多官员都保持着亲密的交谊。他胸襟磊落，宽厚仁爱，奉行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邻里生活有难的，他常常解囊相助。“身在田野，乃心罔不在庙堂，虽曰遯世无闷，而忧时悯俗之志，未尝去诸方寸也。”［5］他自题《青园图》云：“修身以立世，修德以润身。左右不违矩，谦恭肯迕人。择交求异己，致养务丰亲。乡里推高誉，兰馨逼四邻。”1449年，23岁的沈周写下《己巳秋兴》“灯火郊居耿暮秋，北风迢递入边愁。三更珠斗随天转，万里银河接海流。筹笔简书何日见，新亭冠盖几人游。侧身自信江湖远，一夜哀吟欲白头。”对明王朝的动荡不安（史称土木堡之变）表达了自己忧虑之情。
天顺五年（1461），沈周卸去承袭的粮长一职，他的《息役即兴》满怀欣喜地记录下他愉悦的心情：渥露被草木，总翠一何荣。濯发南窗下，但闻流水声。不闻官长喝，脾肉今再生。孔翠惩牛角，始剧丹霄情。鸿鹄逃网罗，高秋正冥冥。君子顺坎止，吾岂矫其情。从此他真正步入了闲适随意的隐士生活。
二 丹青以自适
明张时彻撰《沈孝廉周传》：“吴有隐君子曰沈周氏，……一切世味寡所嗜慕，惟时时眺睇山川，撷云物，洒翰赋诗，或游于丹青以自适。”
沈周诗、文、书、画无一不精，绘画题材广泛，涉及人物、山水、花鸟。明代书画理论家王穉登的《国朝吴郡丹青志》将沈周列入神品，并称“先生绘事为当代第一，山水、人物、花竹、禽鱼，悉入神品。……国朝画苑不知谁当并驱也。”祝允明在《记石田先生画》中记述道：“沈先生周，当世之望。乞画者……或一乞累数纸，殊可厌恶，而先生处之泰然。”众多的索画者，让沈周应接不暇，和许多鬻画为生的书画家不一样，沈周的书画应酬不是为五斗米，而是自得其乐的。沈周的词作《南乡子·遣兴》用略带调侃的语句写下了自己为画债而忙碌的生活，却满怀快意：“天地一痴仙，写画题诗不换钱。画债诗逋忙到老，堪怜！白做人情白结缘。无兴最今年，浪拍茅堂水浸田。笔砚只宜收拾起，休言！但说移家上钓船。”
沈周生于书画世家，幼时学习诗文，学画从临摹前人和鉴赏真迹入手，“其画自唐宋名流，及胜国诸贤，上下千载，纵横百辈，先生兼总条贯，莫不揽其精微。……凡宋元名手，一一能变化出入……于胜国诸贤名迹无不摹写，亦绝相似，或出其上”［6］。对前人书画的耳濡目染，培养了沈周的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在绘画创作和理论上皆有所建树。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77岁的文徵明补画沈周的一幅山水长卷，题跋道：“王君虞尝得石田沈公画卷，联楮十有一幅，长六十尺，意匠已具，而点染未就，以徵明尝从游门下，俾为足之自顾拙劣，乌足为貂尾之继哉？忆自弘治己酉（1489）谒公双娥僧舍，观公作《长江万里图》，意颇歆会。公笑曰：‘此余从来业障，君何用为之，盖不欲其艺事得名也。’然相从之久，未尝不为余尽大意。谓‘画法以意匠经营为主，然必气韵生动为妙，意匠易及而气韵别有三昧，未可言传。’他日题徵明所作荆关小幅云：‘莫把荆关论画法，文章胸次有江山。’褒许虽过，实寓不满之意。及是五十年，公殁既久，时人乃称余善画，谓庶几可以继公，正昔人所谓无佛处称尊也。此卷意匠之妙，在公无可遗憾，若夫气韵，徵明何有焉。嘉靖丙午四月望，后学文征明识，时年七十有七。”
题跋中沈周提出了书画创作的意匠、气韵、胸次，强调人的修养、学识和道德品质的作用，提出仿古不仅仅要学习绘画技法，要能从中体会前人绘画的修养、胸襟和气度。笔乃心声，沈周践行了自己的美学思想，他为人豁达大度，淡泊坦荡，谦恭礼让，不为名利所累，追求平淡自然的生活，他的书画作品则博采众长，取法传统，妙合造化，成为他思想感情的载体，展现出豁达开阔、超然物外、平和自然的境界，“他如胸中无物，学术微浅，气质轻俗，表议粗傲，仗青绿之色以迷人目，假焦重之墨以炫人观，未免谬景丑笔”［7］。沈周的书画呈现出他高超的艺术修养和高洁的人品，笔端流露出淳朴浑厚、淡泊平和的情怀。
“风神散朗，骨格清古，碧睛飘须，俨如神仙。所居有水竹亭馆之胜，图书彝鼎，充韧错列，户履填咽，宾客墙进，抚玩品题，谈笑移日。兴至，对客挥洒，烟云盈纸，画成，自题其上，顷刻数百言，风流文翰，照映—时。”［8］隐于丹青的生活是充实而随性的，也因之，沈周将其修养气度溶入画中，展现出独特的风格和意境。
三 与唐寅的《枯槎鸲鹆图》对比
历来文人常常用山水画寄寓情怀，表现逃避现实的思想和无奈的情绪。花鸟画则多为宫廷画苑所用，表现皇家的雍容华贵和富丽气派。沈周变宋人花鸟的精工为雅逸，继承徐熙、文同等的水墨逸趣，强调笔情墨韵的抒发，开启了明代文人写意花鸟画之先河。他的花鸟画删却了繁琐的枝节，表现文人对自然的直观感受，形神兼备。历代文士常以花鸟作为精神寄托，如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和靖爱鹤，寄寓着文人悠然自得的隐逸之情。沈周的花鸟画将这种隐逸情怀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朴实无华却耐人寻味。竹、菊、石榴、牡丹、桂花等花卉，鸡、鹅、鸟、蝉、蟹乃至牛等牲畜都成为他笔下描绘的对象，再配以富有情趣的或咏物或抒情的题画诗，各具风采，表现出新鲜的诗意和情调。李东阳《书杨侍郎所藏沈启南画卷》：“沈启南以诗画名吴中，其画格率出诗意，无描写界画之态。”
“一时名士如唐寅、文壁之流，咸出龙门，往往致于风云之表，信乎国朝画苑不知谁当并驱也。”［9］可见当时唐寅和文徵明皆出入于沈周门下。“唐寅的花鸟画，远法宋元水墨画传统，近师沈周，刻意求精，墨法泼辣而滋润，劲秀而潇洒。”［10］如果说唐寅曾师从沈周，那就无怪乎他的花鸟画作《枯槎鸲鹆图》（图一）与沈周的《枯木鸲鹆图》（图二），在题材、构图上如出一辙。然而，仔细品评两件画作的笔法，结合二人的生活境遇，抒发的是不一样的心境和情怀。
图一唐寅《枯槎鸲鹆图》（上海博物馆藏）
图二沈周《枯木鸲鹆图》（扬州博物馆藏）
唐寅（1470—1523），初字伯虎，更字子畏，号桃花庵主、六如居士等，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早年发愤读书，弘治十一年（1498）得中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解元。弘治十二年（1499）赴京会试，因科场案舞弊之嫌而株连入狱。仕途无望的唐寅，游历名山大川，后回到苏州，“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以绘画作为谋生的手段。
枯木入画起于北宋苏轼，至元代日益风行。枯木亦作“古木”，描绘冬天的落叶乔木，常与竹、坡、石入画，象征君子的气节，用以表达文人画家孤寂的心境、高洁的品格以及避世的态度。
唐寅《枯槎鸲鹆图》（上海博物馆藏）又名《春雨鸣禽图》，纸本水墨，纵121厘米，横26．7厘米。构图用折枝法，枯笔飞白写苍劲挺拔的古木枝干，由右下方蜿蜒而上，梢头细长，伸出纸外，秃笔点叶，几条细藤与数叶野竹环绕树干，与右上诗句“山空寂静人声绝，栖鸟数声春雨余”相呼应，点出雨后幽旷恬静与清新的气氛，八哥栖于枝头，正昂首高鸣，好像刚刚飞落枝头，又似乎想要振翅高飞，神态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八哥形体准确，口喙用细线勾勒，整体则用浓墨以没骨法渲染，羽毛末端略分浓淡，画面生动活泼，有清新洒脱之韵。
如果说《枯槎鸲鹆图》表达了唐寅对官场的不满和鄙视，那么鸣叫的八哥所高歌的应该是唐寅胸中的不平之气。浓墨点染的八哥栖于高枝之上，成为整个画面的主体。枯木表现的是大自然苍凉寂寥的景象，八哥则是自由洒脱的生命力量。枯木缠绕着的藤条，是否象征着陷害君子(枯木)的小人？隐喻了唐寅自身遭遇陷害的际遇。“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唐寅的诗诉说了他安贫乐道和诗酒逍遥的生活态度，实则身处困境的他并未消沉颓废，仍希望能有所作为。
沈周曾在唐寅的《江深草阁图》上题诗：“唐子弄造化，发语鬼欲泣。游戏山水图，草树元气湿。多能我亦忌，造化还复惜。愿子敛光怪，以俟岁月积。”对于唐寅的诗画才能，沈周是赞赏有加的，同时也指出他的疏狂傲世，期盼他能有更大的成就。
再来看沈周的《枯木鸲鹆图》（扬州博物馆藏），纸本水墨，纵152厘米，横274厘米。画面构图为传统的折枝花鸟图式，枯木枝干自左下斜伸而出，呈“之”字形结构，枝梢上一只八哥独自栖息，回首向远方张望。右上题跋使整个画面平稳匀称。枝干用笔老辣，主干古拙方折，枝杈细劲圆转，小枝率意欹斜，给疏朗的画面增加了灵动之感。八哥是画面墨色最浓之处，毛羽蓬松，目光炯炯，嘴爪挺劲，极具精神，荒寒之中显现出生命的气息。枝干将画面分割出几个空白空间，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意境幽寂清冷，寄寓着作者超凡脱俗的清高思想。右上题诗“寒皋独立处，细雨湿玄冠。故故作人语，难同凡鸟看。”
同样画枯木与鸲鹆，沈周的画中，枯木转折明朗，线条清晰，枝梢简洁，用笔苍劲；唐寅的画中，枝干虬曲，枝藤交错，不拘小节，散乱而姿态曼妙，笔墨润泽。八哥的神态也诉说了不一样的情绪，唐寅画中昂首高歌的形象，沈周画中回首凝视的形象，一动一静。唐寅的写意花鸟更多流露的是活泼洒脱和生趣盎然的气息。沈周的的作品沉雄浑厚，整幅作品充满着宁静淡泊的精神，耐人寻味，笔端流露的出亲切、平易近人的笔致。“他扬弃了元人从修炼而成的拘谨性，加上南宋奔放的气格，化宁静的笔墨于恢廓雄浑之中，因此，它显得这样有朝气，这样的精力充沛，锻炼成了健康的体格。”［11］
“明代确立水墨写意花鸟最有影响者是沈周与唐寅，尤以沈周所画影响较大。明末论画花鸟的，无不称美沈周，而学花鸟者，也多受他的启导。沈周的水墨花鸟是有来源的，从沈周跋南宋法常《写生蔬果图》卷看来，他在这方面的衣钵，就是继承法常而来的……他的现存作品《慈乌图》，乌背运用积墨法，最为别致，慈乌神态亦极生动，为明代水墨花鸟画中所不可多得。又唐寅画《枯槎鸲鹆》或《临水芙蓉图》，都用泼辣而滋润的墨法。就是画《杏花图》他也以水墨为之。说明水墨写意花鸟至16世纪初确立是十分明显了。”［12］
明代沈周、唐寅等人开创了文人水墨花鸟画的先河，强调画中物象与自身情趣的统一，表达富有诗意的情绪和真实的感受。笔乃心声，“虽然翁生平乃尔，则人重翰墨乎？翰墨重人乎？即相载而行，乃其所以重者，固可思也。”［13］沈周的画作融合其艺术实力和人格魅力，成为中国书画史上一道别样的风景。
注释：
［1］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345页。
［2］吴宽：《石田稿序》，《家藏集》（卷四十三），四库全书本。
［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17页。
［4］吴宽：《隆池阡表》，《家藏集》（卷七十），四库全书本。
［5］张：《石田诗选跋》，沈周:《石田诗选》，四库全书本。
［6］《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十六），四库全书本。
［7］黄省曾：《吴中往哲记补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90页。
［9］王穉登：《吴郡丹青志·神品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153页。
［10］杜永菊、孟庆荣：《中国古代绘画》，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97页。
［11］谢稚柳：《鉴余杂稿（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第376页。
［12］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修订版）》，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年，第391页。
［13］文震孟：《姑苏名贤小记》（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