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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丕烈:千金散尽为藏书
黄丕烈:千金散尽为藏书
黄丕烈像
 黄丕烈跋文
黄丕烈手校、吴湖帆夫妇校藏《梦窗词丙丁稿》
严可均《百宋一廛校书图》
重修后的黄丕烈故居
顾广圻撰写的“百宋一廛赋”
  2013年是苏州大藏书家黄丕烈诞辰250周年。他在中国藏书文化史中的地位和影响,如果要套用一句曾经流行的话来概括,应该是藏书界中五百年来数第一。从毛晋的汲古阁到钱谦益的绛云楼,从钱尊的述古堂到徐乾学的传是楼,再到黄丕烈的士礼居,一代代的传人像《景德传灯录》中的高僧一样,以心传心,心心念念,以身为薪,心心不停。于是,文化典藏的香火,便像黑夜天幕上的繁星,永远闪烁着光芒。

  中国古代文人好以“虫”自比,有两种虫最为人所称颂。一种是“鞠通”,古琴中的蛀虫;一种是“脉望”,古书中的蛀虫。生活于清代乾嘉时期的苏州大藏书家黄丕烈就自称“书虫”、“书魔”、“痴绝”。
  黄丕烈毕生致力于古籍的收藏和整理研究,不仅在藏书质量、数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更在书目题跋、校勘考订、刻书事业、藏书文化的推进和传播等各方面达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巅峰。他一生似乎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访书、购书、读书、校勘。晚年的黄丕烈生活窘迫,但他无怨无悔,在玄妙观旁开滂喜园书籍铺,实行以书养书的战略,仍然洒脱地做他的书奴。
  黛玉葬花,世人皆知。丕烈祭书,同样是千古美谈。黄丕烈每次得到宋本古籍,就要绘画征题,凭窗静坐,书香四溢。珍爱的善本,在留存着先人遗泽的旧抄旧刻上,书写自己的心情,极风雅盛达。
  等到了除夕,他把一年辛辛苦苦搜购来的秘本图册供奉于读未见书斋中,邀请吴地的文坛耆宿们参加他这独有的祭书大典。我们可以想象这样诗意的场景:祭桌上摆满了精心挑选的古籍善本经史子集,下面用果品及自酿的米酒供奉,黄丕烈率领一圈子爱书的亲朋好友行叩拜之礼。礼毕,大家一起细啜慢饮,品评诗赋,宾主欢愉,尽享其乐。书林美谈将古代中国文人惜书、爱书、敬书、藏书的优良传统发挥到极致。

  一生藏书名标史册

  黄丕烈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个看似平常的人物。他既没有创下锦绣伟业,也没有做过显赫高官,他的一生只是在书斋里平平淡淡地读书、藏书、校书、鉴书、刻书、为书编目、为书写题跋。但这样一个人竟然能够名噪一时,在藏书界广泛传扬,甚至在逝后250年的今天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是为什么呢?
  黄丕烈,苏州人。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五月,卒于道光五年(1825年)八月,享年63岁。祖上本居福建莆田,后迁江宁(今南京),及曾祖始定居长洲(今苏州)。殷实的家境使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黄丕烈的科举功名是举人。他的人生是从乾隆四十六(1781年)年开始记录的,这一年他19岁,在科举考试中,他以第十九名的成绩列入长洲县庠,补为学官弟子。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26岁的他举孝廉,嘉庆六年(1801年),39岁时逢举人选拔,名列一等。本来可到直隶去当县太爷,但他不去。后来进京当兵部主事,不久就弃官回苏州。所以,人们又称他为黄主事、黄主政。黄丕烈远离庙堂之上争权夺利的喧嚣,他将生活乐趣、人生理想都托付给书籍,从28岁开始关注并校读善本古籍,从校明翻宋刻本《国语》6册开始,到63岁去世,35年的坚守,寒冬暑夏,全身心地投入到藏书活动。
  黄丕烈一生都居住在苏州,先后搬家数次,居所斋名亦多有变化。他早年居所在城南昭明巷,室名曰“养恬书屋”;33岁时,昭明巷旧居失火乃迁至新居王洗马巷。是年购得宋代严州刊本及宋景德官刻本《仪礼》两种,因《仪礼》又名《士礼》,内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 诸篇,为志其盛,因此,更名王洗马巷新居为“士礼居”,又取名“联吟西馆”、“荛圃”,书室名曰“小千顷堂”。嘉庆七年(1802年)的十二月,40岁的黄丕烈再次举家迁居到城东悬桥巷。城东书肆汇聚,仅玄妙观前便有书肆十余家,所以城东悬桥巷便成了黄丕烈迁居的首选之地。44岁大病一场后,更号“复翁”。
  黄丕烈的全部藏书,在嘉庆末年开始散出,至道光初年他去世前已散失殆尽。其中善本秘册多归汪士钟艺芸书舍。继而又先后归杨绍和海源阁、瞿镛铁琴铜剑楼、陆心源皕宋楼。这是清代藏书链中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重要一环。其藏书现存于国内者,绝大多数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台北中央图书馆等;流往国外的,则藏于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此文库成了日本乃至世界上的汉学重镇。这不能不说是近代藏书文化史上的一个悲剧!
  黄丕烈的藏书活动包含了中国古代藏书文化的所有现象:藏书,藏书室名,藏书印章,校书,受书,易书,借书,抄书,刊书,版本,古书修复。在所有这些方面,黄丕烈都有精彩表现,都有独特的思想理论,对后世的藏书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校勘最专门名家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毫不吝惜地称黄丕烈为“校勘最专门名家”,并将《士礼居丛书》列为“校勘工作的代表书籍”。
  清代乾嘉之际,考据之风大盛。以黄丕烈等为代表的学者反对宋明以来游谈无根、主观臆断的空疏议论,强调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致力于材料的搜辑整理,校勘之学遂兴。
  黄丕烈在长期校书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真知灼见。第一,黄丕烈提出校书要广罗众本,择善而从。这是我国校勘工作的优良传统。他读校过的留下校勘文字的图书版本有数百种,其中精心而完整校过的本子少说也有数十种。他校勘古书,一般都是搜集多种不同版本进行互校。第二,黄丕烈主张校书要严守家法,以传统的“死校”为主,不轻易改动一字。校书有“死校”法和“活校”法。所谓“死校”,就是据此本以校彼本,只指出其错误异同,不改动原本。而“活校”则可以下判断,改原本。他采取“死校”的方法,是为了保存古书的本来面目,防止发生武断和臆说的错误。他不轻易改动一字以便后来的学者参考研讨,也便于原本完整流传。在宋元版本流传日少的情况下,用“死校”之法,将宋元刻本的文字内容一字不易地校于近刻本之上,在近刻本上留下宋元版本的原貌,使之得以流传后世,以利来学,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黄丕烈主张“死校”,绝不是泥古不化、一成不变。实际上,他也时常采用“活校”法,他是在以恢复古书原本面貌为宗旨的前提下,综合采用了各种古籍校勘方法。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十分可取的,乾嘉间的藏书家和校勘家中,其校本质量最为真实可靠的,非黄丕烈莫属。古书一经黄丕烈校勘,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善本。这当然是与黄丕烈善于“死校”的校勘方法分不开的。
  他的校勘实绩,直到今天,仍在古籍整理和有关学术研究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黄跋”铭心绝品

  对于藏书界来说,黄丕烈所作的题跋,俗称“黄跋”,就像阿里巴巴藏宝洞中的芝麻开门,已经成为古籍善本收藏界的一个专门术语了。
  黄丕烈习惯于为他所收藏的古籍善本一一撰写题跋,这些题跋有900种以上(一说有千余部),至今已有814篇被后人多方搜集,编辑成为极富价值的版本目录。在光绪八年(1882年)代表他版本学成就的藏书题跋,才第一次被搜集出版,这就是《士礼居藏书题跋记》。
  遥想当年黄丕烈神游在古版经典之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古典书,那是何等的逍遥自在、其乐融融。他将题跋的写作当作全面表现自己一生活动的一种文体和形式。他的家庭、儿女、日常生活、藏书生活、学术观点、学术活动、好友交游乃至诗作,都不遗巨细地出现在他的题跋中。
  他的题跋不仅保存了大批珍贵的版本学资料,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他本人生平、思想和建树的主要参考文献。经他拣选、题跋过的古籍,即使不是宋元佳椠,也因跋文中丰富的藏书故事、严谨的学术考证,以及版本自身的稀有性而受到后人珍视,故有“黄跋”之称。早在嘉庆年间,黄氏藏书刚刚散出之时,凡有“黄跋”者,每册价格就比未经题跋的贵上十金。历经战火及文化劫难,散落民间的“黄跋”早已稀如星凤。按现代确定的善本古籍定级标准,凡有“黄跋”之书,即可列入一级古籍善本。

  “佞宋主人”名扬天下

  明末清初,宋版书日益减少,存世的宋版书渐渐成为藏书家追求的目标,以至形成书史上的佞宋之风。宋版书大多精于校刊,许多著作最接近原本原貌。从传世实物看,宋版书是现存最早的印本书。宋版书大多是名家书体上板,多采用唐代书法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或秀雅古劲,或笔势生动,或从容华贵。宋版书刻工精美,良工云集,刀法一流,字体及开本硕大,令人爽心悦目。纸墨精好,墨色鲜艳,油光可鉴,无论黄麻纸还是竹纸,精品书如群星闪耀。触摸宋版书是很多古籍研究专家终其一生的愿望,但事实上,能够看一眼实物、甚至看一眼影像都很难。因为它珍稀,因为它昂贵,更因为它刊印精美,装潢考究,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佞宋”是黄丕烈藏书的最大特点。黄丕烈好宋刻,只要听说有宋元精椠,或旧抄善本,就一味搜求不舍。久而久之,得宋刻古籍一百多种。嘉庆七年(1802年)末,黄丕烈请顾千里撰《百宋一廛赋》。“百宋一廛“是黄丕烈专藏宋刊本之处。两年后,顾千里撰写完成并加以赞美,并雅称黄为“佞宋主人”,黄丕烈欣然认可,且以自号。
  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中,有两种引人注目的藏品:南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和宋汤汉注南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两书在现存各自的版本系统中,都是最早、最好的版本,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数据价值,所以藏书家历来珍视两书的聚合。黄丕烈原已购得《陶渊明集》,格外希望二陶集能够聚合。藏书家周春江将《汤注陶诗》卖出后,黄丕烈就追踪购买,先出40两银子,没想到吴东白已随即将书售与一个叫蒋梦华的人,后来黄丕烈又通过友人吴子修向蒋梦华借来,久经磋商,嘉庆十四年(1809年)才以一百两银子的价格买了下来。他感慨说:“此余佞宋之心固结而不可解者,后人视之毋乃讪笑乎。”黄丕烈把费尽曲折买来的宋版《陶靖节先生诗》和原先自己收藏的宋版《陶渊明集》放在一起,给藏书室起名“陶陶室”。如今,斯人已故去,诗句永留存。在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中,保藏着这两部珍贵的文献,记载着这段藏书故事。
  黄丕烈,一个在古籍界被视为传奇的人物,以书为尚,苦心集藏,使蔚然之风经久不息,延绵至今,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脉。正是由于历代藏书家节衣缩食倾囊购书,并尽心保护和刊刻传播,才使得古代的典籍历经劫难而犹能保持荣光。
  值此纪念先贤诞辰250周年之际,我们是不是应该用心去触摸黄丕烈时代的藏书精神,踏踏实实做点事呢?
  本文照片由孙迎庆提供

  □马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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