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苏州商会成立之初，苏州的商人们意识到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提出“商战世界，实即学战世界”的观点。在《苏州商会试办章程》 第七十五条后，特别加注按语，说明西方商人不仅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了解世界情势，见多识广，而我国商人“力薄资微，知短虑浅，既无学问，又坚僻拘墟，以无学识之人与有学识者遇，其胜负可立决矣。”因此商会极力主张兴办学堂、讲习所、陈列所，“以教育救其弊”，这种观点在当时是相当超前的。时任农工商部章京的柏锐也认为“方今万国互市，优胜劣败，洋货之畅销，皆由制造精美。华商不学无术，墨守成规”，极力主张商人群策群力，兴办学堂，“以兴实业而挽利权”，这些都标志着近代商人已对东西方的差距逐渐觉醒，且认识到教育的优劣影响着彼此的差距。
同年十二月，苏州商会议董李文模与纱缎业同行杭祖良、李文钟、邹宗涵、邹宗淇响应商会办学的号召，联合呈文商部，提出同业中人自筹经费，成立纱缎业公立初等实业学堂。其实，早在同治初年，孙毓松就创办蒙养义塾，培养纱缎业中的贫寒子弟，免收学费，且免费提供食宿，除四书五经外，高级班的学生还要练习科举八股，以便应试，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大约光绪廿七八年间，蒙养义塾更名为蒙养学堂，改变传统教育模式，进行分班教育，又增加体操一课，开始重视对学生体能的训练。无论是蒙养义塾还是蒙养学堂，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世家弟子陆鸿仪曾入蒙养义塾读书，生活上得到补贴，学业上得到塾师的指点，大有增进，18岁时成为秀才，继而一路顺风，通过乡试、会试、殿试，得中进士，又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此时的陆鸿仪年仅24岁，可谓春风得意。另外，著名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郭绍虞、苏州早期小说家程瞻庐也曾在此求学，得到老师们的指点。但蒙养义塾、蒙养学堂与新兴学校相比，教育内容相对陈旧、落后，且与商业人才教育有所脱节，所以纱缎业决定在蒙养学堂的基础上创办公立初等实业学堂，培养职业人才，从规模、课程、教习等方面进行改革，它以“注重普通各科学，以期童年皆具营业之知能及有谋生之计虑”为宗旨，且期望学生毕业后进上海南洋高等实业学堂继续深造。既然制定这样高远的目标，李文模们自然重视学堂负责人的名望资历与专业素养，他们聘请五品衔翰林院编修王同愈为总董，陆鸿仪之弟、元和县廪生陆鸿吉为校长。
一番深思熟虑后，他们制定了《纱缎业公立初等实业学堂章程》8条及科目表。学堂先设在白塔子巷，后在祥符寺巷，分本科与预科两级，本科、预科分别按照部颁初等实业学堂章程、初等小学章程办理。学校专门招收同业中十六岁以下子弟，确定招生名额为60人，学制四年，学生全部寄宿，免收学费，但每人每月须支付食宿费3元。本科生须学习修身、读经、国文、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图画、音乐、英文、手工、簿记等十三门课，预科生则比本科生少了英文、手工等四门课。修身与读经仍然列在首位，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商人们看来修身是为人处世的首要任务，也是做人的根本所在，“指示古人之嘉言懿行，以为立身之规则”，而读经则是通过经书掌握圣贤之道，使其“浸灌于心，以免流于匪僻”。至于让学生们学习英文，则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英文已通行全球，学好英文不仅便于对外交往，开展商业往来，而且能让儿童“口齿灵便”。簿记相当于现在的财务，既可以为将来家庭管理财务，又可以作为谋生之用。
苏州商会对纱缎业的办学举双手赞成，商部也认为他们“急公好义”，值得在商界推广与倡导，并同意将来毕业生“申送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考验录入”，提供更高的平台与更多的机会。因此，在商部、商会的支持下，纱缎业初等实业学堂顺利开张。根据《陆鸿吉遗稿》 记载，纱缎业初等实业学堂开办两年，毕业一班，培养了后来成为苏州工商界知名人士的陶叔南等优秀学生。
第二年，苏州经纬业的吴国珩向商会提出在白塔子巷经纬公所创设苏省经纬公立初级小学，这次的审批手续比纱缎业的简单多了，就由商会向长洲县衙和提学司立案即可。
纱缎业初等实业学堂在民国时期成为云锦小学，后又改名为纱缎小学，四岁半的丁大钊就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多年的勤奋与钻研，使其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商人，在农耕社会处于较末等地位，但经济的发展促使商人们勇于肩负起社会责任，关注民间疾苦，关注教育事业，以慈善之行改变贫寒子弟的命运，为社会为业界输送有用之材。他们这种崇文重教的行为，值得当代企业家们学习与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