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寿源
苏州碑刻博物馆“农业经济碑刻”碑廊所藏《奉宪禁占官湖碑记》，记载了清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一桩侵占葑门外湖荡的讼案始末，因为涉嫌被告为“织造之戚”，在当时曾为苏城“万姓”瞩目。
讼案的起因：苏城葑门外有个叫沈心敷的乡民，擅自将“湖旁菱茭”（湖荡）售卖给了苏州织造府“织造之戚”顾君赞、朱龙等人。顾君赞等人既购得湖荡，便在周围设置“签簖”，显而易见“织造之戚”仗势与村民争夺“水八仙”资源。这种圈湖侵湖行为，引起了当地渔民、农户强烈不满，由“县民”俞华等出面“连名具词”写了状子，告到江苏巡抚都院及苏州织造府。
讼案由江苏巡抚于准（即碑文中的“抚宪于”）受理，苏州知府陈鹏年（即碑文中的“正堂陈”）审理，时间是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初。而陈鹏年是同年九月才接任苏州知府的，素以铁面无私著称。《苏州府志》载，陈鹏年到苏州上任仅一个月，“决遗滞狱三百余案”，因“清勤率属”，赢得了吴民好口碑。
陈鹏年对这桩民告官的讼案十分重视，立即移文长洲县衙：“仰县立提被告顾君赞等，原呈俞华等，一起批押解府，以凭亲审，招解宪夺，毋得迟延。”为了弄清案由，陈鹏年进行了察访：“本府查得渎墅（即今独墅湖）、朝天（即今黄天荡）、金泾（即今金鸡湖）等湖，为郡城东南之水泽，傍岸村民之所资赖。”这些湖泊都属于官湖，府官早已豁免水面钱粮，“上不容升科（纳税），下不许管业（私占谋利）”，一直以来“渎墅、朝天、金泾等湖，泽梁无禁，原听万姓罱泥、捞草、采捕”。因此私设“签簖”的圈湖行为，违反了官湖禁令，涉嫌“恶棍占湖绝命”，依照大清典律当“按光棍律惩处”。
正值苏州府审理断案之际，在扬州轮值两淮盐署的苏州织造李煦（即碑文中的“织造李”）闻讯，立即责成属下“着将湖荡退还，又经颁示饬禁，官则归官，听从民便”。争讼由此化解，于是巡抚于准作出批示：“顾君赞等既退还湖荡，姑念岁暮，如详销案。”陈鹏年遵从巡抚特施“法外之仁”，于同年十二月初八，俗称“腊八”这天，由苏州府结案放人。“签簖”拆除，湖荡恢复原状，“不惟万姓欢呼，而原、被等亦已冰释等情，合词吁息”，讼案以原、被告双方和解而平息，沿湖村民诉求得到了伸张，一时传为苏城百姓巷议美谈。长洲县衙遵照“抚宪于”、“正堂陈”指令：“立禁渎墅、朝天、金泾等湖，毋许豪强霸占，以致渔农失业，遵宪勒石永禁”。第二年，《奉宪禁占官湖碑记》 便立在葑门外，成为独墅、金鸡等官湖的护身符，“使豪强知儆，小民乐业”。
三百年前的《奉宪禁占官湖碑记》，不仅是清代苏州官方维护地方公共湖泊资源的难得文献，也是苏州地方长官顺从民意妥善平息争讼的案例典范，近来又被红学界视为研究苏州织造李煦及苏州织造府的珍贵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