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钱万兴”面店

杨震华：淘古玉要靠“眼睛”不能靠“耳朵”

　　　人物简介　　杨震华，1941年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玉器组成员），当代古玉鉴定权威之一。　　1973年进入苏州文物商店工作，师从鉴定大师张永昌先生，从事国家文物鉴定工作四十余年。上世纪90年代初期曾参与全国博物馆一级文物评定工作。　　杨震华在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教学二十余年，并长期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上海社科院等高等院校及机构讲授文物鉴定相关课程。曾多次受国内外博物馆及收藏家协会邀请讲学。　　杨震华与张永昌先生共同编著《古玉拓片图录》《传世古玉鉴定》《古玉龙凤纹演变》等玉器鉴定教材。

　　□黄洁/文姚永强/摄

　　拜张永昌先生为师是我的幸事

　　苏周刊：您是怎么干上文物鉴定这一行的？
　　杨震华：1973年我从苏州文工团转业到苏州市文物商店。在文工团我是个骨干，转业后我想我也要干一门技术活，最好是越老经验越丰富的那种。当时的文物商店都是些老同志，需要有人去接班，而且还有个外宾门市部，对工作人员要求挺高，而我比较符合条件，所以组织上就把我派到了文物商店，并让我拜鉴定大师张永昌先生为师，还专门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
　　苏周刊：张永昌先生可是我国玉器鉴定国宝级专家，在文物鉴定界也是泰斗式的人物，所谓“北耿（宝昌）南张（永昌）”，您能拜他为师，是件幸事。
　　杨震华：是的。张老师出身于文玩世家，年轻时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拜民国著名古董大行“卢吴公司”经理叶叔重先生为师，学习瓷、铜、玉、杂等古玩业务，并供职那里，一生与文物打交道，1986年成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可以说拜这样的老师为师，我的文物鉴定之路的起点比别人高了很多。但我也很是担心，我什么都不懂呀。张老师一开始就对我说，只要你肯好好学，我一定毫不保留地教，而且教会你。当年张老师58岁，我32岁。
　　苏周刊：您可以说完全转行了，一张“白纸”的您觉得学起来难吗？
　　杨震华：不难。因为老师讲的都是诀窍，是他这么多年来经验的总结。我最初的学习是从库房中整理瓷器开始的，面对一屋子大大小小、色彩款式不一的瓶瓶罐罐、杯盘碗盏，我简直无所适从。老师就开始教授我诀窍，比如年代的断代，瓷器上人物脸上带红彩的就是民国的，碗边上有化学金的也是民国的，用本金就是光绪以上……他就是用这种最通俗易懂的方式，告诉我或纹饰或造型的诀窍，一下就让我掌握了要点，很快就能学会。另外我对自己也有要求，我想我半把年纪了，一定要用功学，而且有这么好的老师在教，一定要珍惜机会。我那时买了书包和笔记本，决定重当一回小学生。老师每天教我三到四条诀窍，当天我就要消化吸收，第二天我肯定会去仓库里根据老师教的拿出实物来给他看。每天都坚持这样。当时老师只教我诀窍，并不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自己去学。所以一空下来，我就把老师教的诀窍逐条记录下来，或整理或查资料，不懂就问。这样，三个月后，我基本上把乾隆以后民间窑瓷器物件的基本特征都掌握了。
　　老师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把一张白纸的我带出了这么好的效果。为此，我们师徒还被作为学习的典型和示范榜样被邀请去北京文物商店向全国文物鉴定相关部门人员做汇报交流。老师在会上讲怎么教徒弟的，我在会上汇报怎么跟老师学的。回来后，文化局的领导对我说我将来也要像我的老师教我一样教别的徒弟。应该说，这次的汇报会对我触动蛮大的。领导这么重视，对我是鼓励，是鞭策，更是一种动力。我原来什么都不懂，我现在懂一点了，我自己也觉得很有成就感，对未来更充满信心。而且我觉得很幸运，有这么好的老师在身边时时刻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教我，没理由不好好学，所以我下定决心努力钻研下去。我掌握的瓷器类的鉴定并不比玉器类差。

　　我的优势就在于，看到的真的、好的东西实在太多

　　苏周刊：您后来又转到了古玉的鉴定？
　　杨震华：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张老师应邀到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进行教学工作。当时已经有一位老师主讲瓷器了，张老师对玉器的研究并不比瓷器差，所以就带着我们文物商店的一箱古代玉器教材，到培训中心主讲玉器，我跟着老师便也侧重古玉的鉴定。1986年，张老师成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就在玉器组。
　　苏周刊：2005年，您成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全国一共88位委员。我们知道要成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不光需要学识和资历，正常情况下委员的名额是出缺一个才补一个的。您是苏州目前唯一的委员。您觉得主要是什么成就了您的鉴定大师之路？
　　杨震华：一个好的老师。这个我上面已讲了一些。张老师肯教，真的是用竹筒倒豆子的办法，把他想到的都告诉给我听，我问什么，他就讲给我听，一点不保守。另一个是接触到的东西多。可以说我学文物鉴定的机遇比较好，那时候可看到的、接触到的实物实在太多太多，大量的抄家物资和流散物资堆在仓库里，真的是堆积如山，一点不夸张。那时候买卖渠道不多，大多数都卖给文物商店。那时我们有两个大的仓库，一个就是现在潘儒巷的民俗博物馆，一个就是现在新博物馆忠王府小天井里面的仓库，我就整天跟着老师在那儿做整理和鉴定。因为当时文物商店还有一个主要的职能是为博物馆征集文物，达到一定级别的好东西才能由博物馆来收藏，这就要靠我们来鉴定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那时老师到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他去讲学我就跟着他去当助手，他去全国进行学术交流或搞文物鉴定我也跟着去。这样的机会不仅让我学到了张老师拥有的知识，还学习了不少别的老师的经验，看到了除了苏州本地的许多珍贵实物。看的真东西多了，自然会在脑子里建立正确的“信息库”，看到假的仿的一下就能识别了。现在的年轻人可看到的东西少了，怎么去辨别，而且出现了断层，有经验的都老了，年轻人接不上来。
　　苏周刊：您有没有带学生？
　　杨震华：学生也可以说有，但像张老师这样带我这样的学生没有。
　　苏周刊：那您满肚子的学识没有一个人完整地继承下来，是否也有些遗憾？
　　杨震华：是的。其实传统的这种师承制度现在看来还是很重要的。

　　向张老师学习技术鉴定的同时，也在学习他的为人处世和真诚品格

　　苏周刊：听说你跟着张老师到故宫博物院给其馆藏文物做过鉴定？
　　杨震华：鉴定倒没做过。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请老师去给全国各地的文物工作者代表讲古玉鉴定中一个龙纹的演变过程，为期半个月，只是借了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大会堂做讲堂，我作为老师的助理也去了。小小一个地方文物商店的专家来故宫上课，很少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很好奇，也来听课。后来他们听了老师的课，觉得讲得通俗易懂，很受益：商代的龙有蘑菇形的龙角，战国的龙张牙舞爪眼睛突出十分凶猛，唐代的龙非常粗壮，向上升腾嘴角超过眼梢，宋代的龙颈较细、嘴角与眼梢相平，元代的龙小头细颈蛇尾，明代的龙在早中晚期各不相同，清代的龙老态龙钟像老寿星……一些工作人员就到库房把所有有龙纹的玉件排队，排好了请老师去看排得对不对。这说明老师的讲课达到了实效，而同时我们也趁机看到了很多故宫的藏玉。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投影，除了图录，很多纹饰都是老师在黑板上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其实老师在很多场合讲课，古玉上的纹饰都是手画出来的。
　　苏周刊：您还跟着张老师参加了1993年到1994年全国博物馆一级文物的普查工作？
　　杨震华：是的，参加普查的全是国家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年轻人就只有我和耿宝昌老师的助手陈华莎，我的工作只负责作记录。可以说这次的收获非常非常大，各个博物馆的宝贝我们都看了个遍。记录有什么好处？就是各个老师的观点都能听到，可以各取所长。对我来讲既能看到实物，又听到各位老师的见解，这是我进步最快的两年，是我成长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对我的知识增长是一个质的飞跃。如果要说我的优势，就在于我看到的好东西实在太多。不看到真东西好东西，你怎么去辨别仿品和假品呢？
　　苏周刊：在那次普查工作中，有没有什么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震华：比如在东北那几个博物馆，有不少红山文化的玉器，那几件玉猪龙，真是精美。
　　苏周刊：其实，在您向张老师学习技术鉴定的同时，也在学习他的为人处世和真诚品格。
　　杨震华：是的。张老师的人品对我影响很深。他为人真诚，认真负责，特别是教学上不保守，所以我现在也不保守，我从来没有什么“教会徒弟，饿煞师傅”的想法。我后来接了老师的班，在扬州培训中心讲课，讲了20个年头，我就把老师当时教我的诀窍毫无保留地讲给他们听，同学们都要复印我当年记录的笔记本，我就给他们拿去复印。可惜这个机构后来散了，现在各地办短期的培训班，邀请我我也会去讲。

　　参加鉴宝活动，为的是普及文物知识

　　苏周刊：现在很多媒体都开设了类似的鉴宝栏目，作为全国鉴定委员会的专家，您肯定也受到过不少的邀请？
　　杨震华：只有政府组织举办的公益性的鉴宝活动，我才会去参加。我觉得，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成员这个头衔，对我来说是种荣誉，更是份神圣的责任。你想，给国家文物作分级鉴定，一个分级的定级必须由三个或三个以上委员的鉴定才能获得，所以这是份很神圣的工作，因此每个委员对自己的声誉是很看重的，委员们还是很自律的，不参加任何的商业活动。中央电视台有档《家有传家宝》，我做过几期的嘉宾；安徽电视台的“赛宝会”，办了四年，我也参加了四年。我们参加这些活动，主要是传播文物知识，普及文物知识，哪些可以收藏，哪些不值得收藏，哪些有价值，为什么有价值，而不是给他们去估价。而像一些商业化的鉴宝节目，让你感觉社会上满地都是宝，快点去捡漏。其实哪有那么多漏可以给你捡呀，很多都是假的。而现在很多的伪专家，民间称他们为“砖家”，也混淆了一部分视听，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我一直说到市场上淘古玉，要带“眼睛”而不要光带“耳朵”。如果只带耳朵去淘宝，再离奇的故事也能从出让者或者一些所谓的“专家”嘴里脱口而出。也不要过于相信专家，即便是某些在媒体频频露脸的专家也有假的。另外，除了编故事和假专家，如今玉器市场的“新花样”层出不穷，一些制假作伪手段也使用上高科技。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真专家，如果不与时俱进，也会看走眼。所以我现在讲课的内容要比那时候老师讲的丰富得多。
　　苏周刊：这又怎么理解呢？
　　杨震华：那时候老师接触假的东西不太多，而现在你不光要鉴定好东西，还得识伪。比如说永乐的压手杯，苏州博物馆就有一个，现在拍卖价达到了上亿元。记得老师也跟我讲过为什么是真的。后来故宫博物院仿了一件，社会上也有很多仿造件，你讲课时就要讲出不同的一二三。压手杯的胎用的是麻仓土，胎色檀香胎，青花料是苏泥勃青进口料，内外开细片。现在仿的包括故宫仿的那件用的都是高岭土，胎和青花料用的都不一样。还有鸡缸杯，就是著名的刘益谦拍下的那个2亿多元的斗彩鸡缸杯，我听了耿老师的课后，再去问我老师，老师说，成化时的鸡缸杯公鸡的尾巴是三根黑的飘带，康熙仿的还有民国仿的公鸡后面的飘毛是无数根。现在又完全按成化时的模样仿了，又变成了三根了。你的形是对的，纹饰也是对的，但釉是仿不像的，沧桑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包浆也是仿不像的。年代的浸润自然会形成一种年代感。人也有包浆，就像小孩子看见我不会叫我阿姨更不会叫我姐姐，只会叫我奶奶。小孩子也会鉴定，因为他看得多了，就知道了。为什么有人说我看不懂古玉，原因也在这儿，因为看得少呀，看得多了，你也会鉴定了。再加上对玉器料、工、形、纹等鉴定要素的反复学习，古玉的鉴定没那么神秘。
　　最好的看真东西的场合就是博物馆，要经常到博物馆多看多研究。但博物馆有个局限，就是只能隔着玻璃看，不能上手，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在藏家那里看到好的玉一定要上手，再一个就是到拍卖预展现场。当然现在的拍卖会也是鱼龙混杂，最好请一个懂行的老师现场教你，如何看包浆、沁色、造型，时间久了，也就会看了。

　　“苏作”玉雕，是我们苏州人的骄傲

　　苏周刊：您鉴定古玉这么多年，那您对玉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
　　杨震华：我们中国的玉是昆仑山脉恩赐给我们的一个珍宝，我们有8000多年的玉文化。过去的说法是7000年，后来在辽宁发现兴隆洼文化，里面出土了一些装饰用玉，玉文化又提前了1000年。因为在玉的身上承载着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宗教的形式和内容。最早我们的先民们把玉作为一种“神玉”，是巫师使用的，那时候还没有和田玉，也没有金属工具，先民们把玉石雕琢出精美的纹饰，这些纹饰都是为祭神服务的。那个时代被称为巫玉时代。商周以后是帝王玉，仍作为一种礼器和身份的象征，老百姓用玉是要杀头的。到了春秋战国，儒玉文化开始了，儒家思想把玉比作为君子之德，它的润度、纹理、质地、硬度、声响等5个特征比作是儒家思想的仁、义、智、勇、洁，君子一定要佩玉，一些以玉比德的词汇也出现了，像温润如玉、白璧无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亭亭玉立等。宋以后到明清，玉开始市俗化了，老百姓慢慢也可以佩玉玩玉了。当然也是两极分化，皇帝用的玉是不惜成本的，还有专门造玉器的部门；老百姓用玉则图的是吉祥、平安。现在可以说是老百姓用玉发展到了历史最高峰，有资料显示，现在全国收藏玉的大军有8000万人，说明传统的玉文化情结是多么根深蒂固。
　　苏周刊：说到玉，离不开苏作工艺。
　　杨震华：“苏作”玉雕，是我们苏州人的骄傲，它以“精、细、
　　雅、洁”著称。早在唐、五代时期，苏州就出现了玉雕的工坊和有名的工匠。明清时期，更是达到了古代玉雕的巅峰状态。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写道：“良玉虽集京师，工妙则推苏郡”，乾隆皇帝也给予了苏州玉雕“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的赞誉。苏州玉雕闻名大江南北，成为全国三大琢玉中心之一，而苏州的能工巧匠更是人才辈出，比如一代名师陆子冈。
　　苏州玉雕的精工巧制，主要体现在对玉雕作品进行“琢”和“磨”两种加工手法中。这个过程，越是精细，越能显现出水平，加工过程中还需要追求意境的融合。明清两代，宫廷用玉多发货到苏州来做，就是因为苏作精致，文化内涵深文人气息又浓。直到现在全国各地买新玉的话都会买苏作的作品。
　　苏周刊：最后，您能否给广大的玉器收藏爱好者一些忠告？
　　杨震华：上面我也讲到了一些。收藏玉器，需要眼力、魄力和实力，眼力是最重要的，如果对古玉没有一定研究的话，千万不要去买，尤其所谓红山文化时期的古玉，造假的太多了。买新玉，一定要挑质地好，最好是籽料带皮的新疆和田玉。在辨认一块玉是否老玉时，可以从玉材、包浆、沁色、造型纹饰、刀法等几个方面加以鉴定。另外配备一个激光手电和一个至少有15倍放大功能的放大镜，因为在强光照射和高倍的放大镜下，玉器上再小的瑕疵也无处遁形。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好玉一定有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