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绵绵
上周，苏州博物馆“文博论坛”举办“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尺牍与潘博山旧藏《明清画苑尺牍》”讲座。这使我想起前些年写的《现代藏书家、画家潘博山与郑振铎》和《郭晴湖参与“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祖国文献史实探究》两文，在前一文中就提到潘博山旧藏《明清画苑尺牍》刊印一事。潘博山还是后一文中“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参与人。而今得知潘氏这批旧藏已归藏故宫博物院，应该说是这批文物最好的归宿了。
尽管潘博山旧藏《明清画苑尺牍》等名迹已不在苏州，但当年搜集收藏这批明清画苑名家书信的潘博山是苏州人，这批藏品足以反映苏州文化的厚重，以《明清画苑尺牍》来看，就可以反映苏州自明代起，以沈周为首的画家群体形成的“吴门画派”，而它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这一流风所披，近五百年后还会引发藏书家兼画家的潘博山搜集《明清画苑尺牍》。从事文物收藏除了必备专业知识之外，尚需足够的钱财支撑，而潘博山在上述两方面确实是占全了。在此就说说潘博山其人，及其收书藏书的一些与苏州有关的故事。
一
要了解现代藏书家、画家潘博山其人其事，可通过同为著名藏书家、图书馆事业家的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今杭州市人，清光绪进士，民国后转入实业，上海合众图书馆创办人）所撰《吴县潘君博山传》来了解：
潘博山（1904—1943），名厚，一名承厚，字温甫，号博山，别署蘧庵，江苏苏州人，他生于吴门望族潘氏（清乾隆状元潘世恩）之后。潘家累代以科举连捷，故在苏城是有“贵潘”之称的大家族。他年十五岁丧父，“侍奉重闱（此指其母、祖父母），居丧尽礼如成人。”他不仅把祖上创设在横塘的有两百年历史的“潘万成”酱园业重新振兴，继而还在苏城组织创办“电器公司”“田业银行”。抗战爆发后，1938年他避居上海，创设“通惠银号（行）”，人称他“智虑沈敏，洞悉时机，亿中之财，翕然无间。”他对于祖上所遗存的“手泽口泽，与彝鼎、图籍、金石、书画之类，苦心保存，不遗余力。“”又颖悟过人，博闻强记，酷嗜典籍，心知其意。”早年还向吴梅学诗词，兼长绘画，“而于古今艺术源流，及其真伪精粗之别，覃思眇虑，剖晰毫芒，为当代专家所倾服。喜搜集前贤尺牍，于晚明忠烈各家尤为珍重。戊寅（1938）前曾辑精本付印，因乱中辍。壬午（1942年）秋辑《明清藏书家尺牍》，影印甫成，又辑《画苑尺牍》，校样未竟，而君病作，倚床料理，精审如常。君之生平，临事不苟，大率类此。”可惜他才高命短，于1943年5月6日因病去世，年仅四十岁。生前曾任故宫博物院顾问，还参与故宫书画在沪鉴审的甄选事宜。
二
潘博山生长在苏州“贵潘”，祖上蓄彝鼎典籍、法书名画甚富。他的祖父潘祖同（1829—1902，苏州人，潘世恩次子潘曾莹的长子，潘祖荫从兄，清咸丰进士）遗下的“竹山堂”藏书四万卷，受此影响，他也酷嗜典籍，喜好藏书，而成为精于版本目录学的学者。他与胞弟承弼（1907—2003，字良甫，号景郑，后以号景郑行，曾师从章太炎、吴梅等，精版本目录学，生前为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共读，并继续搜集，二十年后，藏书增至三十万卷。他于为学之暇，悉心探讨，积久通悟。异书间出，一见能辨其真赝。尤留心搜访逸典及名人手校之帙，区明雅俗，别裁真伪。1929年秋，苏州故家散出一部大字本《陈后山集》二十卷求售，因纸色晦暗，见者均疑其是明代翻刻本而不屑一顾，潘氏兄弟独具慧眼以二百元收得此宋蜀刻大字本，并名其藏书楼为“宝山楼”，以示珍重。
潘氏兄弟得此珍籍后，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1872-1949，四川江安人，光绪进士，民国后曾任教育总长）由北平南下，闻此消息特到潘宅索阅，傅观后曾描述“字大如钱，气息朴厚，盖不特为海內孤本之帙，亦实为后山集传世最早之编。”由此可见潘氏兄弟于古籍版本鉴别的真功夫。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潘氏兄弟从1922年起从事搜书，当年兄弟均不足20岁，他们与苏城老一辈的藏书家邓邦述（群碧楼）、宗耿吾（咫园）、丁祖荫（初园）、许博明（怀辛斋）等人相往还，成为古籍版本学的忘年同好，亦是角逐书市的竞争对手。尽管当时潘氏兄弟初入此道，一些好书经常为上述诸老所得，可是十多年后，由于老辈相继凋零，藏书也相继散出。结果最终为潘氏兄弟所获的不在少数，尤其是诸家手写的著述稿本和藏书目录也流入了宝山楼。潘氏兄弟收得诸老的藏书，较多的还有曹元忠（笺经室）、莫棠（铜井山房）、孙毓修（小绿天）几家，都各约数十部。
三
尽管潘氏宝山楼藏书未见编有藏书全目，但可从潘景郑自撰的《著砚楼书跋》中窥得他们收藏的重点。
其一，在宝山楼的收藏中，注重明末史料。其原因是光绪末年以后，明末史料逐渐受人重视，收藏和研究颇成风气，朱希祖、柳亚子、谢国桢都是其中翘楚。博山、景郑兄弟对此也有一番罗致。对明代史料，潘景郑就多有评述，并对晚明人士的爱国情绪极力赞颂。1938年，日本侵华战火殃及苏州，丁初园的遗藏也已箧衍狼藉，其手辑的《河东君轶事》也流落市廛。此时的潘氏兄弟经乱之后，虽生活困迫，还是“斥饼金得之”，并在书后作跋，回忆和丁初园的旧谊，对丁氏的治学态度极为赞赏。后来陈寅恪作《柳如是别传》时，就多得益于这本丁初园手辑的《河东君轶事》。
其二，宝山楼藏书的另一特色是集藏乡贤文献，凡是乡贤的稿本、校跋，甚至只有片纸只字、数语题记的书，他们都见无不收。《著砚楼书跋》中几近半数是乡邦资料。而且他们收集的范围不限吴县当地，而是包括旧苏州府辖的常熟、昆山各县在内。他们不仅仅是收藏，还把零散的稿本加以整理装裱。从中可见潘氏兄弟勤于乡贤文献的集藏，他们这种收藏宗旨，胸中含有很大的抱负，即要编订类似苏州艺文志的著述，遗憾的是由于潘博山的早逝等原因而未能实现。
潘氏兄弟在宝山楼共同藏书之外，他们又各有所好。博山收藏历代尺牍，景郑则嗜好石拓及砚。博山积二十年所得名人手札一千余家，上起元代，下迄清末，以获自无锡沈梧“古华山馆”及陈骥德“吉云居”藏的明末忠贤书翰为最多，抗战中全部携至上海整理，准备刊印流传人间，分为忠贤、儒林、文苑、金石、藏书、画苑、方外、闺秀、吴郡先贤九类。
从以上两大重点，以及兄弟各自的喜好中也就可以得见潘博山收藏并辑刊《明清画苑尺牍》《明季忠烈尺牍》等的缘故了。
四
郑振铎著有《西谛书话·求书日录》，始于1940年1月4日，终于同年2月4日，而郑振铎与潘博山的交往也主要在此期间。《求书日录》的背景为：1940年至1941年，为不使珍贵古籍外流，由张元济、郑振铎等人在沪上秘密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在重庆的中央图书馆购得大量古籍善本，他们的工作曾得到不少爱国志士的帮助，潘博山就是其中一位。因此郑振铎认为“保存文献，人同此心。博山为我辈中人，故尤具热忱。”
郑振铎还在1月4日《日录》中写道“闻暖红室刘公鲁藏书，已售给孙伯渊。此人即前年卖出也是园元明杂剧者。本来经营字画古董，气魄颇大，故能独力将公鲁书收下。恐怕又要待价而沽了。拟托潘博山先生向其索目一阅……”“1月15日，午餐后，至潘博山先生处。谈起暖红室刘氏藏书事，说，中有元刻元印本《玉海》（刘世珩得此书，名其居为玉海堂），又有剧曲不少。惟书贾居奇，恐不易成交。但他必力促其成。又谈起群碧楼邓氏书，亦欲出售，中多精钞名校本。”“1月17日，八时许归。博山有电话来，说玉海堂刘氏书，可以谈判成功，目录可于星期日上午送来，闻之，甚为兴奋。”“1月29日，博山来电话云，孙伯渊催解决玉海堂事。当答以书价如能再减让若干，即可成交。下午，博山来谈，说，伯渊已肯减让到一万七千金，不能再少，且须早日解决。否则，他因年内需款，有意他售，我说，三天以内，一定有确定的回答给他。博山走后，我踌躇了好久。三天后果有办法么？款果有着落么？”“2月3日，晨起，博山来电话，说孙贾催促甚急，以早日决定为宜……”；“2月4日，晨，有书贾某來谈，谓群碧楼书求售甚急，平（北京）贾辈亦志在必得，有集资合购说。孙伯渊亦为此事赴苏州。此事殊感棘手……”“2月5日，至潘博山宅，和他谈群碧楼藏书出售事。他说，孙贾已以五万元将这批书购下，其望甚奢，坚欲以十万元脱手。当托他设法交涉减让，并付以玉海堂书定洋三千元。他说，群碧书，不日即可运到上海来。和他约定，书一到，便想去看。”
以上《日录》中所述及的人事又都与苏州相关，如“暖红室刘公鲁藏书”中的刘公鲁（1901—1937，居苏州大太平巷，今苏州图书馆镇馆之宝宋刊《杜陵诗史》即其旧藏）；孙伯渊抗战前与其弟孙仲渊在苏州开设“集宝斋”古董碑刻店；群碧楼主人藏书家邓邦述故居在今侍其巷内。这些便是郑振铎借重潘博山的原因之一。然而，令郑振铎始料未及的是，偶然发现潘博山曾在其中串通卖家暗自收取“中间费”。郑振铎曾在给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的信中写下“有儒而实商”这样的话。
1943年5月7日，郑振铎得知潘博山逝世的消息后，大为惊骇。并感叹道：“博山体素健，正壮年有为，不意其竟去此浊世也。谈版本者又弱一个矣。”并有记谓“此书（即《明清两朝画苑尺牍》）在博山故世后方始装订成册。阅之不胜有人琴之恸！忆博山贻予《明清藏书家尺牍》时病犹未深，不意一月之别，遽成古人。人生诚若朝露也，哀哉！”1943年7月10日，郑振铎还赴护国寺吊潘博山丧，并送赙仪五十元表示哀悼。尽管潘博山“有儒而实商”的作为，与郑振铎一心为公的人品形成对照，但在郑振铎的心目中，潘博山即使是个商人，也是个“儒商”，还算得“我辈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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