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杨奇清
1967年9月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国际侦查处侦查员张文奇紧急向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汇报情况。
听了张文奇的描述，杨奇清紧张地来回踱着步子，拿起桌上的电话喊：
“我是公安部的杨奇清，要向总理汇报案子。”
很快电话对面传来周总理的声音，张文奇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
杨奇清撂下电话严肃的对张文奇说：
“小张，听见了吧？总理说这个案子大有可为，一定要搞到底，配合外交斗争、外贸斗争。”
“我听见了。”
张文奇认真地点点头，随即快步走出公安部大门，一场无声的战斗即将打响。
两只老鼠牵出一桩间谍案
1967年初，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一名机场海关进出境出口检查处的海关人员林华发现了一个外国人携有两只老鼠，感觉到有一丝奇怪。
林华随即向广州海关以及外贸部外事局进行了汇报，消息传到北京以后，引起了时任北京公安局国际侦查处侦查员张文奇的注意。
张文奇随即传信给广州海关，要求扣下这两只老鼠，并要求重新抓两只广州本地老鼠给那名外国人，并允许其携带出境。
保卫部门将这两只老鼠扣留以后，立即送到了广州市卫生检疫局进行化验，得出结论是，两只老鼠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放射性物质，经对比数据后，发现与我国西北核工业生产基地的放射性数据相同。
根据分析来看，这两只老鼠的生活区域，有可能就是我国西北地区某原子工业基地。
很快有关这名外国人的调查报告，也一起被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
图|广州白云机场老照片
根据资料显示，这名携带两只老鼠出境的外国人，是我国兰州化工公司的一名专家，名叫乔治·瓦特，近期外交部批准夫人来华探亲，上级特批了他休假，并允许其到香港去休假。
早于1964年11月25日，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与英国以及西德V·G联合（跨国）公司签化工成套设备合同(项目总金额2000万英镑，安装地兰州)。
合同签署以后，V·G公司派出了专家工作组，专家组组长是英国人费尔希，乔治·瓦特正是其中一名专家。
鉴于案情复杂，张文奇决定主动出击。
不过张文奇考虑到了一点，如果瓦特就是“间谍”，虽然已经扣下了他的两只老鼠，可难保他身上说不定还携带着其他情报，虽然当时局限于外交关系，瓦特不敢明目张胆的传递消息，可难保不偷偷摸摸去做，利用夫人来华探亲的间隙，将情报传递出去。
当然，如果直接扣下来，一旦没有查获情报，那么随意扣留外国人，势必会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到底该怎么办呢？
张文奇找到局里的一位老同志，这名老同志也是急得直搓手，后来出主意：
“文奇，你直接去公安部找副部长杨奇清请示，这个时候也只有找他了。”
张文奇眼睛一亮。
1967年8月的一天，张文奇走进公安部大门，一见杨奇清，两人顾不上寒暄，张文奇将瓦特的情况告诉了杨奇清。
“不能放，不能放，放走就是犯罪。”杨奇清来回踱着步子，思索再三后他询问张文奇：“你有什么好办法？”
图|杨奇清年轻时候
“就说有工作需要，让他暂时留下来好了。”
“好。”杨奇清点点头：
“要婉转，不要打草惊蛇，可以让他和夫人见面，我们在机场张网逮捕。”
张文奇起身告辞后，杨奇清嘱咐：
“你最好和外交部联系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
即便是时间紧迫，可对瓦特还不能打草惊蛇，要一步到位，将以瓦特为中心的外国特务一网打尽。
张文奇很焦虑，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瓦特1967年又几次申请前往香港被拒，张文奇也化妆成专家与瓦特周旋，称工程进度紧，离不开他、
瓦特没有成功送出去情报，只好采取第二套方案。冒险让夫人来中国取，中国警方破译了两人来往的电报。
“夫人，两周，探亲”
瓦特夫人也回信：
“夫人即日飞抵兰州，携带一名六岁女孩”
图|原子弹爆炸现场
1967年9月5日，瓦特夫人在中国住了一段时间后，申请启程回国。瓦特打算，让夫人和女儿经北京首都机场到上海，然后再离开中国。
张文奇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公安干警迅速出动，在首都机场拦住了将要离开的瓦特夫人。
顺藤摸瓜牵出大鱼
1967年9月5日，北京海关扣住瓦特夫人一行，从她携带的相框背后的三合板中，起获了数十张打印的情报以及发报机、胶卷。
其中有部分内容是我国原子弹实验任务的详细情况，胶片被冲印出来以后，送往有关部门鉴定，其中有部分内容是，兰州军区的战备地形图、兰州军用机场的地形图。
据此可以证明，瓦特本人就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
面对确凿的证据，瓦特夫人表现的非常诧异，她声称这些东西不是她的，而是公司另外一名工程师彼德·迪卡特托夫人带出来的东西，她根本就不知情。
为了能牵出大鱼，张文奇对瓦特夫人表示，相信他们是无辜的，是被坏人欺骗的，并允许他出国，但是瓦特没能离开，张文奇将他安排到北京饭店305房间居住。
瓦特夫人一离开到上海，立即发出了一封明码电报：
“瓦特健康，迪卡特病了”
事实上是，张文奇根据瓦特夫人交代的情况，抓获了彼德·迪卡特，迪卡特自然也是一名特务，但他不是这个行动的负责人。
瓦特夫人身上携有大量有关我国西北核工业的情报，在结合之前老鼠身上发现的放射性物质，很明显敌人是要通过这些物质，来了解中国原子能发展的秘密。
图|杨奇清一家三口老照片
事不宜迟，张文奇立刻报告了杨奇清。
感觉事关重大，杨奇清赶紧打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迅速做出了指示。
不久兰州破获了一起外国专家在某科研单位搜集我核弹头无线电遥测频率时被我方拘留了。
也许是这些特务也察觉了情况不对头。
某天，在北京饭店住的瓦特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叫冯·许林德的人打来的。
瓦特不知道的是，他身边的中文翻译周晓明已经将许林德这个名字报告了公安机关，周晓明之前被瓦特收买，现在戴罪立功。
许林德正是这个外国 间谍组织在华的最高指挥官。
张文奇敏感的意识到了，许林德正是他要查的大鱼，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仍然不能打草惊蛇，要等着自己的敌人进一步的露出马脚。
许林德冒险给瓦特打电话，就是要他顶住压力，并告诉他自己将要请英国外交部出面施压。
与此同时，许林德也意识到了任务已经失败，但他要挽回损失，为自己争取机会。
于是，许林德借口去看望迪卡特，暗中在送去的食物里面夹带了消息，他要让迪卡特发挥最后的价值。
后来兰州警方在徐龙的送去给迪卡特的罐头里面，找到了这样一组讯息：
瓦特夫人带出的东西，已被查获，你失败了，你愿意接受死刑判决吗？
否则你就自杀，尼龙绳在黄油筒里。
写一封给亲人的遗嘱和一份向国际法庭控告中国侵犯人权的控告信，送出。
许林德命令迪卡特自杀，信息是用特有的方式写成的，没有分段没有分行，全都是大写字母，典型的特工手法。
迪卡特一开始也确实准备自杀，他将遗嘱和控诉信写成治疗，搓成36个纸球扔出窗外，许林德曾捡到过一部分。
不过幸运的是，许林德后来并没有逃出升天，迪卡特也没有自杀，反而因举报上线而立功。
图|杨奇清夫妇老照片
许林德一切的计划，都是在为自己出逃而争取机会。
可他并没有成功。
三种方案实施抓捕
张文奇以专家代表的身份，随中国进出口公司专家代表组赴兰州，侦查许林德的真实身份。
不过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许林德的行踪并不难找，经过对比，张文奇了解到，许林德在兰州期间十分活跃，经常单独一个人到禁区转悠，搜集情报。
瓦特、迪卡侬相继落网后，许林德加紧了搜集情报的工作，并随时准备出逃。
以张文奇为代表的北京警方迅速确定了对许林德的抓捕方案：
一，随身有携带可疑物品，扣下物品，放人离境。
二，不携带可疑物品，放人放物。
三，携带情报（需鉴定），扣人扣物。
1967年12月，北京机场零星的飘着几点雪，张文奇与几名侦查员冒着风雪等候在这里。
晚上10时22分，许林德从飞机上下来，张文奇迎面走了上去将之抓捕归案，许林德被捕后只说了一句话：
“真没想到。”
在机场检查室，张文奇通过搜查许林德的包裹，搜出了大量用英文密语写成的情报，长达72页，另外在许林德随身携带的物品中，还发现了几副手套和手帕，这些手套是用塑料袋密封起来的，经检验上面带有原子弹爆心附近的尘埃，另外还有一些微缩胶卷。
通过这些，国外就能分析出我国原子弹爆炸的关键性数据。
案件经过审理后，瓦特、许林德的身份也就浮出水面。
图|原子弹模型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弹。
事实上中国对于核工业的研发过程，整体是处于里三层外三层的保护，为保密起见，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代号为“邱小姐”。
其中一些关键性的数据，均用代号表示。
“8点钟，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 “10点30分， 梳完辫子。” “11点30分，第一次检查完毕，结果正常。”
因为原子弹长得就是一个巨大的球，所以叫“邱小姐”。装原子弹的容器，称“梳妆台”连接原子弹雷管密密麻麻的引线，称为“辫子”。
原子弹装配代号“穿衣”，原子弹地面装配间代号“下房”，铁塔上的密闭工作间代号“上房”，气象代号“血压”，原子弹起爆时间代号“零时”。
也因为层层保密，被誉为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居然是在起爆前1小时，才知道这个消息的。
对自己人尚且如此，就更别提国外的特务机关了。
早在中国核工业起步时，外国特务就打起了注意，不过无论他们怎么查，有关我国核工业的消息时一点也查不出。
国外特务机构对中国核潜艇的研制所刺探的消息，只能通过零散的数据判断，结论也不准确，形成不了有效科学的论断。
于是，他们把目光集中到了氢弹身上。
西方情报部门，专门制定了一个叫“约翰牛行动”的计划，利用1964年11月25日，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与英国以及西德V·G联合（跨国）公司签化工成套设备合同的同事，将特务渗透进专家组到中国。
而德国人许林德正是作为专家组成员到中国的特务之一，也是行动的负责人，他的主要任务是：
一，以“开箱检验员”“现场秘书”身份为掩护，指挥针对中国核工业的情报活动小组行动。
二，从事颠覆新中国的间谍活动。
三，窃取我国军事、政治、经济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情报，积极地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效劳（当年文件的原话）
在张文奇等广大公安干警的努力下，以许林德为首的特务组织几乎是被连根拔起。
天理昭彰
张文奇通过外贸部长李强，将案子的进展情况汇报给了周总理，最后的处理结果是，该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人员限期离境，立即废除签订的合同，并要求他们赔偿经济损失。
可案子并不如李强所想的那么简单。
“李部长，我是说这些外国人的间谍活动问题，我审查了许林德，他的问题比瓦特还严重，有关原子弹的机密、情报、资料，还有密写工具、信件都搞到了。“
许林德、瓦特这些人都拥有英国护照，加上当时的外交环境，在西方诸多国家中，就只有英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处理的过头的话，很容易影响两国关系。
李强眉头拧成一个疙瘩，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周总理办公室，李强简单的说了一两句后，将电话递给了张文奇：
“你直接跟周总理说吧。”
电话那头传来了总理的声音：“我是周恩来。”
图|周总理
连续几日来的辛苦，张文奇听到了这个声音，激动的差点哭出来，他所面对的不单单是敌人，更为麻烦的，还是在特殊环境下所受到的阻碍。
张文奇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接过电话：“总理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员。”
也许心情仍然没有平复，张文奇连说了两遍，里面传来周总理的笑声：“你讲一下具体的。”
张文奇在电话里简单的将两个间谍的情况告诉了周总理，电话那头传来周总理的声音：
“你们辛苦了，要把案子搞到底，配合外交战线、外贸战线的斗争，祝你们争取更大的胜利。”
不过即便是周总理，面对这样棘手的案件，也有很多关键的环节去考虑，电话那头沉吟再三：
“案子的处理意见已经送上去了，请您快点批……”
“请给我一点考虑问题的时间，好不好？”
不过，周总理并没有让张文奇等太久，很快周总理办公室就把批文送了过来：
“北京市公安局：同意张文奇同志对国际间谍一案的处理意见……”
1968年3月15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依法审判，判处乔治·瓦特三年有期徒刑，并宣布将彼德·迪卡特驱逐出境。
当然在当时的报纸上，有一个人的名字没有提。
这个人就是许林德。
作为特务组织的负责人，许林德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当然同时被抓的还有提供情报的中国线人，对于这些外国特务机关而言，这些中国线人基本没有什么价值，双方都只是利益关系而已。
吃了哑巴亏的美国连个屁也不敢放，也不敢承认这是他们的人，英国方面反应比较大，毕竟这些人都持有英国护照，而且还是以专家的名义进入中国，在消息不明朗的情况下，他们指责中国迫害“科技专家”。
图|原子弹爆炸
《剑桥中国史》中也提到了这一案件，只是改了两个字，将“迫害”改为“扣押”。
不过即便是如此，西方间谍机构对中国的渗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事情之一。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不是不爱自己的祖国，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淡漠，导致泄密的情况，这种情况绝非是个例。
更为关键的是，在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今天，间谍活动呈现出更加隐秘的特点，让人防不胜防。尤其是在当代青年意识形态教育薄弱的情况下，很容易上当受骗。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存在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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