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8日，八路军女战士、开国少将张学思夫人谢雪萍同志逝世，享年102岁。
1940年，谢雪萍与张学思，以及高存信与白竟凡等人在延安举行了集体婚礼，成为了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战友。事实上，从抗日救国开始，张、高两家就因共同的革命信念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两家的革命情谊赓续至今。
此文系红船编辑部获开国少将高存信之女高劲松授权，根据其执笔的《高山流水，友谊长存——记高存信与张学思两家的战斗友谊》一文摘录整理，以示寄托高家子女对谢雪萍及父辈们的哀思。
2020年8月2日，高劲松同家人看望谢雪萍（右起：高凌、谢雪萍、高长平孙英夫妇 ，后排站立者高劲松）
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
高存信1914年5月生于开原县，张学思1916年1月生于奉天。他们俩人不仅同乡，更是黄埔军校十期的校友。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分别逃往关内，1933年7月，高存信考入黄埔十期炮兵科学习，1934年7月张学思经张学良保荐也进入黄埔十期步兵科学习。
高存信是高崇民的长子，为了抗日救国，高中毕业后本想考清华大学的他，投笔从戎，考上了黄埔军校。军校毕业后没有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炮一师报到，直接去了东北军，想依靠东北军抗日打回老家去，结果东北军听命于蒋介石，不仅不抵抗，而是一退千里，他非常的失望。高存信在父亲高崇民的支持下，毅然决然地离开东北军，怀揣周恩来副主席的介绍信，投奔延安参加八路军、参加革命，1938年初到达延安，同年加入共产党。
张学思是张作霖四姨太许澎旸夫人所生，而许夫人原本出生于河北省宛平县的一位乡村铁匠之家，小时候由于父亲早亡，母亲带她闯关东，流落到辽西新民县一个穷山村， 家境虽然贫寒，但她长得却十分美貌，被刚刚受抚的清军亲民府游击马队管带张作霖看上，强娶她为四姨太。由于出身的不同，许夫人心中对张家有许多的不满，更看不惯张家的花天酒地，从小就教育张学思“不要染上豪门公子的纨绔之风” ，“更不要依靠张家的势力吃饭”。
她的教育使张学思认识到家庭的丑恶。1931年张学思初中时就离开家去了北平，考入北京惠文中学，在惠文中学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王岳石，与共产党有了接触。1933年17岁的张学思就入了党，随后他在沙滩搞反战同盟、搞兵运；在河南郾城准备组织抗日武装，但兵运失败了，他与党失去了联系。在这期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了军事。毕业后他到了武汉找党，周恩来副主席找到他，张学思恢复了与党的联系。1940年初组织上安排送他到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
1939年6月，中央为了挺进东北，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培养干部，在延安组建了第一支东北干部队（简称东干队），经过一段时间集训，随抗大总校奔赴了敌后。同年5月中央开始筹建第二支东北干部队，当时延安抗大三分校直属二队，7月正式成立东干队时，由高存信任队长，徐建生任指导员，罗文任付队长。当时张学思尚在马列学院学习，他毕业后来队任队长，高存信则改任指导员兼教员，这支队伍共有八十余人，他们几乎都是东北籍的爱国青年，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这一次，高存信与张学思为了抗日救国，为了共同的理想而走到了一起，真正成了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
在延安，高存信和张学思又分别与白竟凡、谢雪萍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白竟凡是黑龙江省安达站人。九一八东北沦陷后，1934年初春，不到十六岁的她逃亡北平，进入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就读。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7月加入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从此参加革命。“七七”事变后，她流亡内陆行走了大半个中国，1938年暑假因从事抗日救亡宣传被学校记过开除。她只好到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成都分会工作，在那里她认识了“东总”的负责人高崇民先生，她向组织上提出了要去延安学习参加抗日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并由高老带其出川先到了西安，在东北救亡总会陕西分会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春节后高崇民之子高存信回西安探亲时，结识了白竟凡。一天，高存信在街上遇见南方口音的延安抗大的学生，高存信在延安抗大作教员，这个学生主动和存信打招呼，寒宣了几句就走了。当时高存信心里就犯疑，心想抗大的这批学生都去敌后了，他怎么会在西安呢？回家后他将此事报告了父亲高崇民先生，高老非常警觉，认为这个学员一定是叛变当特务了，高存信回西安探亲已被特务发现，肯定要抓捕他。他让高存信立刻离开家住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去。第二天果然国民党侦缉队到高老家来搜查逮捕高存信，捕了个空就把高老拘押在家中。高存信和大家都非常担心高老的安全，当时白竟凡正好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等待机会去延安。她毫不犹豫化装成走亲戚的晚辈去高老家探望，得知高老平安无事后回来向大家伙报告。高存信对她的这种勇敢无畏的表现印象深刻，心生爱慕。1940年3月，他和白竟凡同车一起来到延安，白竟凡考入延安女大，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高存信白竟凡夫妇
在延安学习期间，张学思则认识了谢雪萍。谢雪萍原是一个纺织女工，出生于广东省德庆县的一个雇农家庭，故大家都称她“小广东”。谢雪萍在工人阶级的队伍里，在反对剥削与压迫、争取民主与人权的斗争中，日益觉悟和成熟起来。“七七”抗战爆发后，广东纺织厂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无法开工，她为了活命去香港美亚纺织厂做工。1938年经八路军广州办事处的介绍，她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当时她才18岁，1939年6月她在延安抗大入党。
1940年，他们在即将开赴抗日前线之际举办了集体婚礼，正式结为夫妻、革命的伴侣。从此，他们的革命友谊在共同的战斗中不断地加深。
张学思谢雪萍夫妇
千里挺进晋察冀抗日前线
1940年9月他们完成了在延安的学习任务，奉命率领东干队挺进东北，首先是奔赴抗日前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他们一行87个同志，告别了领导与同志们，告别了延安宝塔山，首先过黄河到山西，再挺进敌后到晋察冀，最后目的地是到东北参加抗战。
10月初，东干队到达山西兴县。晋察冀军区首长指定由120师负责接待，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续范亭副司令、甘泗淇主任和周士弟参谋长热情欢迎东干队的到来。
120师师长贺龙不仅是个骁勇善战的名将，而且还是个爱打球好运动的“球迷”。贺师长听说东干队的篮球队驰名延安，就非要拉着和他们120师的“战斗队”赛一赛不可。高存信和张学思都喜好打篮球，二人又是黄埔十期学生，那时他们就坚持打篮球，锻炼身体。七七事变后，他们先后到了延安，张学思在马列学院，高存信在抗大，他们仍然酷爱篮球，坚持运动。
东干队与120师的“战斗队”共进行了两场篮球友谊赛。比赛开始时贺师长和张学思队长都在观阵，贺师长笑眯眯地坐在场外。可是，到了后半场，“战斗队”形势不妙，东干队占了上风，他沉不住气了，甩掉外衣亲自出马，他还拉张学思队长一起上阵。比赛打得十分激烈，比分交替上升。最后120师的“战斗队”以领先一球险胜东干队。贺师长一边擦汗一边评论说：“我们不能算赢，东干队长途行军刚到这里，还没有休息过来嘛，否则我们不见得是他们的对手！'战斗队’要努力哟！”。比赛完毕，贺师长等领导接见了两个队的队员，高兴地与全体篮球队员们合影留念。这也成为他们千里挺进抗日前线途中的一个小插曲。在紧张艰苦行军之中，能经历这样一场团结、活泼、快乐的篮球赛，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1940年10月上旬，东干队与120师篮球赛合影（后排左起：刘卓甫、刘启新、王廷弼、陈梦还、黄烈、韩复东、张子槐、吴胶东、栗树彬、邢亮；中排左起：甘泗淇、关向应、周士第、续范亭、贺龙、张学思；前排左起：李侃、高存信、张联华、韩复东、武选生、戴金川）
10月23日，东干队从兴县出发，准备跨越同浦路，经岚县北、静乐南向云中山挺进。跨越同浦路得一气穿过游击区、无人区和敌占区，约有180多里的路程，才能到达晋察冀根据地。
在过路的前一天，东干队宿营在游击区的边上。队长张学思、指导员高存信再次作了过路的总动员，要求全体队员要听从指挥，勇敢战斗，绝对不能掉队；要鼓干劲，不怕艰难险阻，要沉着冷静；要发扬互助友爱的精神，保证完成过路任务。这一路上，每到宿营地，张学思和高存信都先到各班去看一看，发现病号就让随队卫生员去治疗，然后，他们都会来到女同志住的地方，看望谢雪萍和白竟凡及其它几位女同志，对她们问寒问暖，体贴入微。
1940年10月底，东干队到了晋察冀军区后，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张学思队长。当时，毛泽东同志给聂司令员写了一封信，介绍张学思同志。信中内容大致是：东干队队长张眆（张学思的化名）是张学良的四弟，四太太所生。他是张学良所喜爱的弟弟。这个同志到延安后，表现很好。由他率东干队经晋察冀，相机向东北挺进。希望您多注意对他的培养帮助，并酌情安排。
聂司令员看过信后，向张学思分析了当前的敌我形势，认为目前开赴东北进行抗日的条件尚未成熟，决定东干队暂留军区分配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军实力扩大，那时再重新组织队伍，挺进东北。张学思从聂司令员那里回来，他也没有告诉高存信和谢雪萍关于毛泽东写信给聂司令员的事，只是告诉了高存信，聂司令员决定东干队留在冀中，并嘱咐在中央未批回来之前不能传达。直到1982年冀中研究会成立时，曾参与接见并看到过这封信的聂司令的秘书张元泰才把当时接见时的详细情况告知了高存信，他才知道了这件信的事。
张学思
东干队刚到晋察冀军区，就遇到日军对晋察冀的冬季大“扫荡”。冬季反扫荡之后，1940年12月底，东干队来到冀中军区根据地，根据上级的精神结束了工作进行分配，张学思分到司令部参谋处任处长，高存信被分到司令部作战科任科长，谢雪萍和白竟凡两位女同志被分到卫生部。从1941年起他们便开始战斗在冀中抗日的战场上。
战斗在冀中抗日的战场上
冀中军区下面有5个分区，包括团和地区队，共有36个各级司令部，参谋处对它们都有业务指导关系，并负责承上启下，布置工作和交流情况等。参谋处下辖作战，侦察、通讯、教育、交道、机要、管理、警备八个科，实际上担负着司令部领导机关的工作。张学思是既有政治思想水平，又有军事素养和组织工作能力，在冀中军区司令部工作的建设上有很多建树与创新。
首先他建立和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使工作秩序坦然如计划总结制度、敌情研究制度，会议、汇报、检查、报告、值班等制度其次是组织机关干部学习，为了提高干部的业务水平，张学思把受过正规训练的同志们组织起来，给干部们讲战术课，以加强作战和侦察工作，发现敌情帮助首长下决心，以提高参谋处的整体水平。高存信也是黄埔毕业生，分在作战科先当参谋，后任科长，与张学思在工作上配合得十分默契，自如到位。凡大的军事决策，首长们都吸收张学思和高存信参加会议，他们确实起到了吕正操，程子华首长的助手作用。
1941年到1942年在冀中的这两年中他们一个是参谋长，一个作战科长，一起经历了日寇的大小几十次反扫荡，有著名的1941年春季反“蚕食”、秋季反“扫荡”战役，有1942年的 “五一”反“扫荡”。他们有时战斗在一起，有时分开战斗，如高存信陪同吕正操司令员去十分区视察工作，三天打了十仗，参加了桑园突围战；张学思参与指挥的掌史村防御与突围战等等，都是冀中抗战中战斗最激烈、最残酷、消灭敌人最多，我军伤亡最少的战例，其中掌史村的村落防御战受到中央军委的通信嘉奖，被誉为“平原游击战争坚持村落战的范例”。张学思本人也受到彭德怀的表扬。
整个抗战时期，冀中军区机关，在敌人点线稠密，敌情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曾遇到无数次险恶情况却都能化险为夷，没有受到大的损失。这都与他们二人出色的工作、紧密的配合是密不开分的。他们还协助冀中军区的领导不断总结出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争的新手段，创造发明“院落伏击”“堵门战”“掏窝战”等一些适应极端残酷的反“清剿”、反“剔抉”斗争环境的新战法。
高存信夫妇与孩子合影（1953年摄于朝鲜）
白竟凡与谢雪萍在冀中
白竟凡与谢雪萍在严酷的冀中抗日战争中，同样经历了严峻的战争考验。到冀中她们俩就已经有好几个月的身孕了，行动不方便，又十分危险，不适合继续呆在冀中，就又回到了路西。冀西的唐县南清醒是卫生部的驻地，她们俩就分配到了卫生部。谢雪萍任卫生部组织处干事，白竟凡任卫生部宣传处干事。所以从1941年3月到了冀西，她们便与高存信、张学思两地分居。
1941年6月白竟凡生下一个男孩，由于当时生活条件艰苦，无医生指导，结果羊水早流造成干产，孩子生下来就已经不行了。生产后第三天就赶上敌人清剿，谢雪萍挺着大肚子，坚持搀扶着十分虚弱的白竟凡，艰难地往山上爬，当时是雷击交加，她们藏在山洞里相互勉励，相互安慰，一直坚持到敌人撤走。没有几天后，谢雪萍也生下一个男孩。但那时她还要工作，经常行军转移，没有安定住所，没有办法就把孩子送到老乡家帮助代养。过了一年后，谢雪萍和张学思满怀激情一起去找老乡、找孩子时，才发现村子被敌人烧毁了，什么都没有了。
1942年10月白竟凡生下了一个女孩俐俐（高凡），谢雪萍也生下了一个女孩，张学思在孩子四个月时才见到他的宝贝女儿，起名“启明”，预示着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要来临。1943年反扫荡后，白竟凡还抱着俐俐，去看谢雪萍和小启明。同年2月张学思调任晋察冀军区参谋处处长，谢雪萍随他到了晋西北，在司令部作组织工作。白竟凡则跟随高存信留在冀中，或在民运部搞合作社工作，或参加晋察冀的炮兵建设工作。谢雪萍和白竟凡分开以后，她们又都生下一个男孩，但是小启明和白竟凡的第二个男孩都得了急性肺炎，两个爸爸都忙于部队的战事和转移，她们找不到对症的药物进行治疗，孩子双双病故，为了抗日、为了民族的解放她们又献出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图文资料由高存信之女高劲松提供】
程序编辑：朱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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