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新儒家”，冯友兰先生为中国哲学做出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已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
关于道学中的心学之集大成者王守仁，冯友兰先生曾对此做出过详细论述。在之前分享的文章中，我们了解到冯先生对王守仁《大学问》的细致阐述 。 今天，我们继续通过冯先生的论述，从“良知”的角度学习阳明心学。
“致良知”与“知行合一”
“良知”又从何而来呢?王守仁在《大学问》中已经作了说明。他在《传习录》中说:“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陆九渊说:“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王守仁在这里所说的就是陆九渊的那个意思。
这里所说的“心”，陆九渊和王守仁称为“心之本体”和“本心”，这个“本心”是每个人所都有的公共的“心”。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具体的人，必须有一个身体。王守仁在《大学问》中说:“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形骸就是一个人的身体。每一个人都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我”，而和一切别的东西对立起来，这就是私。一个人的身体是“私”的根本。人有了身体，他的思想行动往往都以他的身体的利益为出发点。这就是王守仁所说的从“躯壳上起念”(《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这种“起念”就是“私欲”。人有了私欲，他的本心就要为私欲所遮蔽，好像空中有浮云，太阳的光辉就要为浮云所遮蔽，但是，浮云总不能完全遮蔽太阳的光辉，私欲总不能完全遮蔽“本心”的灵明。“本心”的灵明总还有所表现，这个表现就是人的分别善恶的能力。这是每一个人都不需要学习而自然就有的认识能力，所以称为“良知”。“良知”并不是全知，它的能力就是限于分辨善恶。王守仁并不是说，人有了“良知”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能力。人可以不研究飞机的原理，而就能制造飞机，不学习开汽车的技术，而就能开汽车，这完全是误解。
阳明讲学图
“良知”的能力虽然有一定的限制，但它确实是人之理的重要内容。道学认为人和其他动物的分别就在于人能分别善恶，作道德的判断，所以要穷人理。要穷人理就要尽量发挥“良知”的作用，这就是“致良知”。
王守仁讲“良知”，并不是一般地讲认识论。“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这个“行”也不是般的行。他讲“知行合一”，并不是一般地讲认识和行为的关系，也不是一般地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知行合一”是王守仁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所讲的“知行合一”也就是“致良知”。
《传习录》中有一条说:“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怎地便罢。......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王文成公全书》卷一)
照这个说法，人心之本体，在其不为私欲所蔽时，知行只是一回事。王守仁引孟轲所举的例以为说明。孟轲说：一个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必有怵惕恻隐之心”(同上)。如果顺这个心自然发展，他必然要跑去救这个小孩，他为的是什么呢？他并不是想以此同孩子的父母交朋友，也不是想以此得到群众的称赞，他并不为什么，只是他的心的自然的反应，这就是他的“良知”的表现。顺着这个表现的自然发展，他必须要去教那个孩子。他的“怵惕恻隐之心”是知，跑去救孩子是行。这就是王守仁所说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如果在这个时候，这个人的心若有转念，或因畏难而不往，或因恶其父母而不往，则有知而无行，这并不是知行的本体，这就是为私欲所蔽。
孟子性善图
这个人的“怵惕恻隐之心”，是他最初的反应，道学家们称为“初念”。顺着这个“初念”，他必然要去救那个孩子。他如果转了念头，而不去救，这个转了的念头，道学家称为转念。这个转念很重要，因为有了转念，他就不顺着他的良知行动，这就离开了他的良知，不“致良知”了。道学家们常说:“初念是圣贤，转念是禽兽。”
照王守仁的说法，良知对于善恶的辨别，是一种直觉的认识，并不是一种道德的判断，就是说，是一种直接的反应，并不是经过思考而得到的命题。简单地说，它是一种直觉，不是一种知识。语录记载说:“先生尝谓，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直初时闻之觉甚易，后体验得来，此个功夫着实是难。如一念虽知好善恶恶，然不知不觉又夹杂去了。才有夹杂，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的心。善能实实的好，是无念不善矣。恶能实实的恶，是无念及恶矣。如何不是圣人？故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
陆九渊像
照王守仁的说法，良知的“知”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无论什么人，遇到什么事情，他的良知都启示他应该怎样做，怎样做是善，怎样做是恶。就这一方面说，“满街都是圣人”。但并不是任何人，遇见任何事，都能照着良知去做，都能“致良知”。是圣人或不是圣人，关键在于那个“致”字。陆九渊说了许多话，着重在于说明人都有良知；王守仁也说了许多话，着重在于“致良知”。就是说，陆九渊对于“行”说得不够，王守仁特别着重“行”。所谓“知行合一”的要点，就是说如果没有“行”，“知”就不能完成。
陆九渊和王守仁所讲的都是“穷人理”的事情，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提法说明，“穷人理”的主要方法道德的实践。那个“穷”字不能靠语言，只能靠道德实践。
是不是也要“穷物之理”呢？当然要。语录有一条记载说:“爱曰：‘......如事父一事，其间温清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清，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闻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是有个深爱做恨，便自然如此。”(《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
二十四孝之五芦衣顺母图
一个人对父母应当孝，这是他的良知告诉他的。要行孝必须做许多实际的事，这些事是什么，怎样做，这就需要许多关于实际事物的知识，这就是穷物理方面的事了。就主守仁本身说，他也是一个军事家。当时有一个藩王叛变了，王守仁带兵平定了这个叛变，打了许多仗。他要忠于皇帝，平定叛变，这是他的良知对他的启示。用兵打仗需要许多军事方面的知识，这就是穷物理方面的资料。“致良知”是穷人理方面的事；在许多场合，穷人理必须穷物理。穷物理是所以穷人理，这就是说，穷物理是为穷人理服务。朱熹的《格物补传》首先提出“即物穷理”。在心学看起来这就是先后失序，本末倒置了。
表面上看，上边所说的朱熹和陆九渊所没有转过来的“弯”，王守仁似乎转过来了，实际上并不然。王守仁在他所作的《朱子晚年定论》中还是强调了“穷物理”和“穷人理”的分别，这就说明他还没有转过那个“弯”来。他虽然也说了事父尽孝，要讲究“冬温夏清”等具体措施，这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提到理论上的高度，这说明那个弯子他确实也没有转过来。
“良知”与“爱有差等”
良知不是教条，也不遵奉教条。宇宙和人生都是很复杂的，其中的事物经常互相矛盾，情况也经常变化。人在其中，如果不能灵活应变，必然要寸步难行。譬如说，一个人若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必须要吃饭、穿衣，这就必须杀生，不仅吃肉要杀生，吃素也要杀生，因为一粒米也是一个生命。不仅穿丝绸要杀生，穿布衣也要杀生，因一朵棉花也是一个生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人，怎么办呢？《语录》记载说:“问:‘大人与物同体，如何《大学》又说个厚薄?’先生曰:‘唯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体，把手足捍头目，岂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兽与草本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及至吾身与至亲，更不得分别彼此厚薄。盖以仁民爱物皆从此出，此处可忍，更无所不忍矣。《大学》所谓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这就是孟轲所说的“爱有差等”，王守仁认为“这是道理合该如此”。所谓“道理”并不是教条，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就是说，这是良知的自然反应。
儒家主张爱有差 子路“百里负米”图
因为“爱有差等”，所以《大学》所讲的“仁”不同于墨翟所宣传的“兼爱”。语录记载说:“问:‘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不得谓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难言，须是诸君自体认出来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金节》卷一)这就是说“生生不息”是个一般的公式，如果讲到具体的“生生不息”，那就有一个发展的先后次序。譬如一棵树，必须先有根，后有芽，先开花，后结果。以根为出发点，就可以看出其间的先后次序，轻重厚薄。人看事情总是从自己的身体出发的。具体的爱也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出发点，从此推广。在推广的过程中，自然就有先后厚薄。以自己的身体为出发点，并不是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如果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那就是自私，不是仁爱了。
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于物，故多忧戚。
《语录》中又记载说:”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先生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曰:‘然则无善无恶乎？’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曰:‘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曰:‘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曰:‘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有碍，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恶。曰:‘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体便有贻累，便有许多动气处。’”(《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所谓“一循于理”，就是“一循良知”，因为良知就是理的标准。
本文摘自《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之《师道师说：冯友兰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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