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更爱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爱国”作为个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首加以提出，强调要“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这凸显了爱国对于每个人、全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极端重要意义。爱国，的确是广大人民最为推崇的首要的价值理念，也是每个公民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伴随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特别是联系近一时期接连发生的国家间的领土纷争，怎样把爱国情结、爱国意识与爱国行动有机地统一起来，倡导和践行科学理性的爱国观，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爱国情结与爱国意识

　　中国人如何渲染自己的爱国情结，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从古到今，无数爱国英雄那种器宇轩昂、美不胜收的风采，早已镌刻在我们心灵深处。顾名思义，爱国就是热爱自己的国家。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人归属的重要疆界，也是安全感的最后边界。疆界是安全的保障，因而界线意识也就成了最原始的自我保护意识。在我们的祖先还是生活在树上的快乐的猴子时，对疆界的崇拜就已经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爱国情结早已镶嵌在我们的基因中，世代相传，生生不息。诸如，我们既可以被爱国志士的故事感动得潸然泪下，也会在天安门仰望徐徐升起的国旗时情不自禁，还会在奥运会上听到国歌时激动、哽咽等等，这些都是隐匿在灵魂深处的爱国情结使然。不仅如此，当国家领土受到威胁时，某些人源自于爱国情结的愤怒情绪，顷刻之间就会演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这些原本善良的群众也就变成了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所说的 “乌合之众”。情感冲动将人拉回到野蛮时代，爱国行为在瞬间穿越法律界限，甚至转变为犯罪，目的与结果风马牛不相及。

　　爱国意识代表着国家意志，国家意志绝对不是爱国情结的简单叠加，而是群体的理性行动。强盛后的中国，不仅要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还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由此，爱国意识也承载着极具时代特征的尊严与使命，既体现了国人对祖国的热爱，也反映了个人与国家的依存关系，是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高度统一。爱国意识作为一种理性意识，针对的是他国对待某一具体问题的态度，这种态度既不能迁怒到其他问题，也不宜指向他国的普通民众。倘若将对待他国具体问题的态度，转向了对待他国人民的态度，无疑也就变成了“乌合之众”的非理性“群殴”。这样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节外生枝地引发新的问题，致使矛盾不断升级。由此可见，爱国情结无疑需要爱国意识和理性的引领。只有这样，爱国情结才能在理性维度上展现国家意志。当国家利益受到挑战和威胁时，需要的是群体的理性行为，个人的行动只有与中央和政府要求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使爱国情结在爱国意识的经纬中展开、延伸、升华，才能成为在国家意志支配下的群体的理性行动，这才是可以征服任何挑战、战胜任何困难的强大爱国力量。

　　爱国意识与社会责任

　　爱国意识是主流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血气、勇气、志气的完美结合，对爱国意识的反思，确实是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在和平年代，爱国意识依然浸润于每个人的行为中，总是以人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呈现出来，诸如关心国事、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回报社会、关爱他人等等。然而，这不难做到也应当做到的事情，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却极容易被自私与贪婪吞噬。快节奏的生活造就了人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什么都可能瞬息万变，只有物质财富才是自己的，有了车还要买更好的，有了房子还要换更大的，试图用物质的可靠性来构筑安全感，不知不觉就迷失在物质的追逐之中，不仅忘却本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且为了追逐利益，甚至不惜往食品里下毒，地沟油、三聚氰胺等威胁食品安全，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损伤的不仅是国人的体魄，也造成了心理恐慌，更为严重的是破坏了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这不仅加大了社会发展成本，也削弱了国家的综合实力。这些看上去与爱国不搭界的事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严重危害了爱国意识。

　　整个国家是一个群体，每个人都是群体的一部分，只有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地承担社会责任，国家才能强盛，因为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是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毫无疑问的是，任何人的自私与贪婪都会使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下移。诸如，被网友指责为没有师德的“范跑跑”、“药家鑫事件”、“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等等，这些个别人的个别事件，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其深层次原因就是爱国意识的缺失。正是因为爱国意识的缺失，自私与贪婪才能肆无忌惮地消解社会责任，并以损害国家利益为代价，获取个人利益。值得注意的是，爱国意识表达的是主流价值观念，主流价值观念兼顾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只有遵循主流价值观念，才能使个人和群体同时达到利益最大化。这不仅能让人从自私与贪婪中觉醒，而且对受伤的人格具有修复作用。爱国意识诠释着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只有爱国意识成为精神的支撑点，我们每个人的境遇才能有全新的改变。只有爱国意识指导下的行为才是理性行为，也只有这样的行为才能自觉地承担本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与主流价值体系建构

　　社会责任是爱国意识的最为重要的表达方式，而社会责任又总是与体制、机制和制度密切相关。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在制度层面上建构主流价值体系，只有这样，爱国情结才能定位在爱国意识的框架中。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规则失去了效力，新的规则正在建构之中，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使自私与贪婪泛滥，这就需要从制度层面上进行约束。尊严与拯救永远都密不可分，爱国不是爱国情结的张扬，而是爱国意识的塑造，以及爱国意识在内心的锤炼，理性爱国蕴含了合理的哲学精神。在爱国情结向爱国意识的转化过程中，无论是源流、范围和伟力，都可以推进社会发展进程。人既可以追求光荣与梦想，也可以追求低俗与堕落，只有客观地面对人性的自私与贪婪，才能将其转化为爱国意识语境下的社会责任。在此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另一因素是制度设计，制度设计将对爱国情结向爱国意识转化中的种种不确定性进行必要的干预。制度设计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制度约束行为替代道德对行为的约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会实现社会对爱国意识的期待。

　　在价值体系多元化的社会，只有主流价值体系才能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诉求。必须在制度层面上建构主流价值体系，让主流价值体系成为价值取舍和决策判断的基本准则，才能使爱国意识浸润到行为的方方面面。在多元化价值体系的背景下，自我约束的道德尺度完全不同，只有用制度和法律来约束，才能建构新型的社会关系。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制度设定的前提需要面对人性的自私与贪婪，并通过制度建构主流价值观念，引导人的行为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同时达到最大化之间作出选择。只有在制度层面上勇敢地面对自私与贪婪，才能更好地塑造爱国意识。在制度层面上建构主流价值体系，不仅能够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能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使人自觉地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而获得真正的尊严与幸福。

　　□张思宁（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