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剧玺博（右二）和北川（右一）在杜深忠家拍摄
■ 封镜后，主创人员与送行的村民在“村儿电影社”所在的农家小院前合影
■ 热心村民客串摄影助理，用铁锨挡光
本报记者 姜燕
一个出身山东农村的著名摄影师，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零经验”团队，一次373天的驻村拍摄，一部还未上映便已声名鹊起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影片获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纪录片大奖等八个大奖，看过的人说它：“这是一部为农民说真话的电影。”
纪录片里，镜头里展现的山村美景，勾起人们对世外桃源般生活的憧憬和向往；而农民掷地有声的话语，颠覆着人们对农村和农民的想象；他们对梦想的追求和展现自我的欲望，又让人们看到希望。
命题作文
2012年春节，著名纪录片导演、摄影家焦波接下国家电影局一个“命题作文”，要求是找一个村庄，住上一年，拍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纪录片，不能拍成主旋律的宣传片，但也不能拍得很消极，要有种精神、信念和坚持。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焦波选定了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翻过一座山就是他自己的家乡。
“第一次去杓峪村，还没确定下来，第二次再去时，在村里碰上了杜滨才和杜海龙，这两个大学生一个会跳街舞，一个说村里每年春节还办联欢会，这引起了我的兴趣。”焦波随即跟着杜海龙回家，见到了后来成为影片主人公的杜深忠以及他的妻子张兆珍。
杜深忠那年58岁，高中毕业，当过兵，喜爱写作、书法，拉着二胡想着琵琶，是农村里少有的对精神生活有追求的人。焦波每每谈起，都很庆幸遇到杜：“我们这个片子如果没有杜这个人，层次要差很多。”
张是个没上过学的农村妇女，曾经看中丈夫有文化，可没想到丈夫一辈子没能出人头地，干农活不顶劲，还整天花钱买书买本。家里的苹果也管得比别人少，“沂源红”苹果是当地农民创收的主要来源。
她用一口山东土话说：“焦老师，俺俩口子打了一辈子仗，你要是拍俺俩，就是一个战争片。”一句话，把焦波给逗乐了，这两口子，有戏。
2012年2月4日，农历正月十三，摄制组租下村里一个小院，住进了村子，在院门上挂了一个牌子“村儿电影社”。
城市农民
村里人带着奇怪的目光看他们，搞不清楚他们是来干啥的，有人以为他们是部队派来拍电影的，有人以为是来搞调查的，还来反映过情况。
咋让村民信任他们呢？焦波说：“我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虽然我用上了微信，但老婆说我是个‘城市农民’，保存了许多农民的生活习惯。”
杜深忠对记者说：“焦老师那个人，俺上山他也上山，俺躺地上他也躺地上，俺吃啥他端起来就吃，从来不挑剔。俺都不敢相信，焦老师这个大摄影家，还能跟俺这样？”
拉近杜和焦的距离的，是有一次杜家一位本家老人去世，焦波也去拍摄。杜指着一座坟说，这就是俺爹俺娘的坟。“我说，噢，老人在这里，太不恭敬了。”焦波说，“然后我跪下，给老人磕了几个头。” 从那以后，杜深忠对焦波更信任、也更亲切了。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说：“纪录片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这一对关系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信任和尊重的，才能形成创作上的良性互动。
春天的时候，杜看见村里有人“杀”树（当地人管砍树叫“杀”树），他骂“都弄到城里搞绿化去了，这叫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结果被妻子一通抢白，说他多管闲事。杜被呛之后，活也不干了，和焦波坐下来闲聊，你聊你的过去，我聊我的过去。杜吐露心声：“焦老师，我告诉你，我20岁时候的梦想，到60岁也没破灭过。”
“那句话让我顿时觉得，这正是我要找的呀，这多难得！”焦波说，那时候已经拍了一个多月，还没摸着边，不知道到底要拍什么，“一个春天都在探索和寻找”。
沂蒙汉子
线索暂定未定时，三台摄像机分别蹲守在四个家庭里：杜深忠家、村支书张自恩家、房东张光爱家和杜滨才的父亲杜洪发家。张自恩说：“我走到哪，他跟到哪，我一站起来，他就跟上来，有时候都觉得烦。”在他家蹲点的是身兼导演、摄像和剪辑三职的剧玺博，四川传媒学院大四学生，当时25岁。
张自恩是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代表，他38岁当村支书，当时已经干了10年。在片子里，县里派来的包村干部魏自军给村里修小广场，“杀”了村民的树，村民不找包村干部，只找张自恩“打仗”，张自恩也只好跟他打，护着包村干部。为了给村里找点旅游项目，他搭上自家的鸡蛋，到开发商家里去。村里有人想把他搞下来，他们来当，还有人查他的账，一年来把他折腾得不轻，他也骂“到时候我一个一个办他”。
焦波理解张自恩，“按张自恩的说法，他对付的是帮刁民，只能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他不可能按书本上的方法去做，让写理论的人去干这个活，他干不了。”
张自恩有他的苦闷。有一晚，焦波接到张自恩的电话，“他问我在哪，我一听口气不对，就问他在哪，他说老婆不在家，喝了点酒，在山上呢，你能不能来一趟。” 焦波立马带着机器过去了。见到焦波，张自恩哭了，说：“焦老师，我太烦心了，你看弄点事，群众不满意，家里老婆孩子对我不满意，领导不满意，今天又批评我了，我心里难受。”
就这么一个沂蒙汉子，他受不了了，但第二天，该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恢复他那样子了——焦波说，这就是咱基层干部最真实的状态。
人肉换猪肉
片子里有三个泪点。小范围放映时，观众都是些对煽情的泪点很有抵抗力的人，看到最后都哭了。三个泪点其中之一是杜深忠的女儿小梅出嫁时，杜给女儿2万元钱。
小梅读初一那年，因为70元钱学杂费没有及时交上，再也不肯去上学，出门打工挣钱供弟弟读书。杜深忠夫妇一直觉得亏欠这个懂事的女儿。女儿最终找到好的归宿，结婚前夕，杜东拼西凑给她2万元，父女俩一番对话，令人唏嘘。
小梅是外出打工者中幸运的代表，不幸的代表是村民张自军，他在贵州打工时出事，没能抢救过来，骨灰被运回村里落葬，幼子披麻戴孝，天真地问：
“那是俺爸爸的家吗？
有人答：“对了，这是你爸爸的家。”
“门口怎么这么小。”
“不小，这里头很宽敞。”
屋里，杜深忠带着怒气叹息：
“咱这些老百姓，咱这些山里孩子出去打工，真是一个要命的事，实际上农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逼着出去的，出去是一把辛酸泪，打工的情况我知道——简直就是拿着人肉换猪肉吃。”
早些年，杜深忠为了给儿女交学费，每到快开学时，就到莱州打一两个月工，给人剥玉米壳，干的都是当地人不愿意干的活，挣几百元钱就回家来。“拼命，我5年就掉13颗牙。”所以，他盼着儿子走出农村，就像他自己当年也渴望走出去一样，他对儿子说：
“咱这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所以说我多么盼望你走出去，学习期间一定好好努力。”
“我失败了一辈子，你别看我一辈子不成功，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
爱恨交织
春天里聊天那次，杜深忠聊到兴浓时说：“我有句心里话给你说下，但你把机器关掉，录音笔关掉，这话上不了台面。”焦波说“行”，就给关了。
“杜深忠说，这个说对土地有感情，那个说对土地有感情，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就是没办法，无奈。如果有什么，何必叫孩子千方百计出去上学？”
焦波又一次震惊。
“我说，兄弟，你这话太深刻啊。你这话不丢人，我希望你这话在适合的时候说出来，我录在片子里，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将来说出来会很震撼。”
更让焦波感慨的是，杜在过年时有感而发，顺势表达出来，一气呵成。每次电影放到这里，都是全场鼓掌。中国纪录片之父司徒兆敦说：“哪个编剧能编出来，哪个演员能演下来？那个长镜头，看了几次都鼓掌。”
“以往都说海军爱海洋，学生爱课堂，农民爱土地。看到这里，很多教授说，这句话颠覆了传统教育中的说法，颠覆得让人心服口服。”焦波说。
“现在土地能给予他们什么，现实他们能得到多少，守着土地得不到什么，又使人伤心。”影片中杜深忠对土地的情感发人深思。焦波解读，他对土地是一种既爱又恨的感觉，因为太爱，所以当达不到期望时，他才恨。但当人们伤害土地，把树“杀”掉往城里运，破坏山林时，他愤慨地说“完了，子孙后代就完了”。
“当有人伤害它时，他是坚决不让的，那份感情有多深？其实他内心非常爱这片土地，比那些喊口号的人都爱，这种感情太复杂了，为什么就不能在艺术作品里让人说一句‘我不喜欢’？”焦波由衷感叹。
最佳编剧
有人看了片子，大惑不解地问：“焦老师，你咋能导得这么好？”
焦波说：“我从来没导演过任何一个场景，没写过一个字的策划，没编过一句台词，这些都是真实生活的自然流露。”
没有比生活本身更好的编剧了。
剧中人杜滨才来自单亲家庭，这是他初遇焦老师时就说了的。他两岁时，母亲因受不了父亲的精神病，选择离婚，杜滨才由父亲一手带大，长大后却总对家庭和父亲不满。从学校回家，没说两句话就对父亲发火。父亲杜洪发是个内秀的人，多年来照顾儿子，神情上多了母性的安详细腻，许多人都喜欢这个人物。
到了大年初一村里联欢会时，杜滨才突然上台，拿起话筒。“音乐响起，我第一反应是，我没听过这首歌。”22岁的制片主任刘晓晨说，虽然他看到节目单上写着《父亲》这首歌名，但他想到的是另外一首主旋律歌曲，所以团队一点准备也没有。
“总是向你索取 却不曾说谢谢你
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
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
微笑着说回去吧 转身泪湿眼底
爸爸 谢谢你”
杜滨才在台上唱，村里人在台下哭，大姨大婶们拉着袖子抹眼泪，杜滨才的父亲也想哭，但又强忍着，脸上的肌肉都在颤抖。
“这太真实了！”焦波立即指挥他的摄像师们分别跟拍父子俩。焦波一直告诉他的团队，技术和技巧都是次要的，有了真情实感，镜头晃一点不要紧。
这场联欢会另一个收获是，接下来杜深忠终于抱着琵琶上台了，妻子在他的伴奏下演唱了一首《沂蒙山小调》，这似乎解开了全剧中两人一直“打仗”的包袱。
一曲终了，另外三个人都下台了，杜深忠还坐在马扎上转轴拨弦，舍不得走。
“我了解他，他太想有个舞台了。他非常珍惜我们拍他的这一年，他终于有一个表现的机会。看到这里，我心里说，结尾有了，这是最好的结尾。”焦波说。
拿到龙标
开拍之前，焦波鼓励他团队里的这些孩子，说“咱争取拿龙标”，刘晓晨撇嘴：“就咱这些人，还拿龙标？”龙标即出现在电影片头的绿底龙头标志，因其上面写有“公映许可证”以及电审字号，一直被视为是电影的“准生证”。
最后，《乡村里的中国》不但获了一大堆奖，还通过了审批，拿到了龙标。
他们自己也诧异，片子里村民有不少惊人之语，竟然一字未删。
比如，房东张光爱挨打调解未成后，怨骂：“早晚等着出了人命才是理，不出人命的时候没有理，我是看透了法律。”
杜深忠说到卖化肥的：“这些东西咱知道真假吗？每次下来后，都说我是哪个科学院的，我是哪里的教授，实际上都是推销化肥的。”
还有，包村干部魏自军主持修村里的小广场时，撑着把小花伞，笑眯眯地站在旁边看的“黑”镜头。
有人说，这是否说明了审查机关的胸怀比以前宽了。焦波说，干了30多年记者，他知道政府希望要什么。“一个有良心的纪录片导演，不能为了迎合审批昧着良心，要反映老百姓生活的真实，但要知道边缘在哪里，不要迈过。否则，片子连和大家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何必呢？”这，可能是大巧不工的焦波唯一的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