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光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
▲点击收看“独白”系列之：程工
三个彩色气球，没有主人，被遗弃在河滩上。一阵风吹来，飘走不到一米，又停在那儿。
这个不会被大多数观众注意到的镜头，是电影《生活万岁》中，导演程工最喜欢的一个“故事”。
气球之外，电影中14个普通人的故事“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在拉萨蹬三轮车讨生活的河南老爷爷；在街边弹唱的盲人老夫妻；还有人迹罕至之处那座凸起的瞭望塔中，孤独的守望者……
电影真实纪录了这些普通人咬紧牙关、奋力生活的饱满生命底色。
“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生活。”每个人都有难过的时候，有不容易的时候，也曾面对过生死，经受过和自己过不去的时刻。程工眼里，任何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都可以拍得“生活万岁”。
他坦言，原本希望电影能在春节结束时上映——当“过年这15天的戏演完了”，所有人离开家准备上班，新的一年开始时，让大家伙可以安静安静，想想去年是怎么过来的，想想明年又怎么过，给自己打打气，“会很温暖、美好，也会是很有希望的”。
电影创作时，程工曾写下一段话：
活着特别好，特别有趣
可以体会苦，然后特别甜
特别伤心，然后特别快乐
特别沮丧，然后特别兴奋
有爱和被爱的滋味
还可以特别放荡，酩酊大醉
人只能活一次，死了就没有了
没人告诉我们，死了以后是什么样子和感受
所以要特别美地活
特别珍惜地活
你比每个人都要幸福
你就是你，没有人是你
你也不是其它人
正如《生活万岁》副导演王晓峰所说，我们习惯在电影院看别人的故事，或许这部影片可以让你在影院看到自己的模样。
1
“蚂蚁”的礼赞
采访中，程工把电影聚焦的普通人比作“蚂蚁”：
有的个儿大点儿，有的个儿小点儿。拖着比自己重很多的物件，在地上辛苦地走着。大象走过，踩死了40多只蚂蚁。
然而，大象不知道，豹子也不会知道。
“过个100年、40年，可能有99%的人都不会被记住，但他们一样活着，而且非常有劲儿的活着。”在程工心里，这部影片正是对蚂蚁的礼赞。
拍摄3个月，后期制作1个半月，这是电影《生活万岁》的制作长度。40组人物拍摄，每组拍摄持续一周5天，最终选择了14组15个人的故事剪辑成片。用程工的话来形容，剩下的人物足够再剪一个电影。
然而，这样的制作对程工团队来说算“体量小的”。他也认为，这事不足以去夸耀自己——拍摄没有难度，这是“后空翻转体180度”，是基本的导演动作。
因此，程工给电影的最高分65分，“将将及格”。“老百姓特别好拍，说实在的，是捷径。他们没有太多遮掩，一捅就破，而且好接近，诚实、诚恳，要求低，皮儿薄。”
我们经常会问：生活是什么？
其实，生活就是一地鸡毛的状态。
王晓峰是《生活万岁》副导演之一。电影上映前再次回顾拍摄的日子，他想起了在西海固做乡村教师拍摄调研的一次经历。
西海固，是联合国确定世界上最不适宜居住的地区之一。
影片中出现的乡村小学就在那里，“他们通常会建一个地窖，下雨的时候把水储存起来，喝水就喝储存起来的水，冬天下雪也会把雪堆到地窖里，喝雪水。”
“从镇上到村里，要骑摩托车，土路，两边都是悬崖，半个多小时——“说实话还挺远的”。王晓峰回忆，准备离开时，何老师让大家“等一会儿，我去办点事没想到，他骑车摩托车驮了一箱‘百岁山’回来。”
“他怕我们喝不惯他们那里的水，但是老师一个月可能才挣不到2000块钱，他舍得买3块钱一瓶的水给我们喝，这份淳朴特别让我们感动。”
《生活万岁》联合导演任长箴感慨，我们经常说要把片子拍出人情味，然而程工的片子里不是“人情味”那么简单，它是“人味”——“人情味”可能还有人做到，但要做到“人味”就太难了。
任长箴与程工是多年的合作伙伴。在任长箴担任执行总导演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中，两人共同打造了第一集《自然的馈赠》，成为整季纪录片的范式。
而程工担任导演，任长箴担任剪辑指导的纪录片《极地》，2017年年末曾火爆B站，豆瓣评分高达9.4分，被众多媒体誉为“年度最佳纪录片”“是国产纪录片最好的样子”。
合作多年， 任长箴观察到，打瞌睡、打嗝放屁、出汗、沮丧、麻木、或两难……在程工的片子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是有缺点的、不足的、空虚乏味的，并不都是高大上的。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片子里的世界就因此灰暗，或是无奈了。相反的，你会从这些人身上看到一种信念、希望和温暖的力量。
这或许就是生活的本真。越是挣扎在悬崖的边缘，越要拼命地活着，并且要快乐地活着。
“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
《生活万岁》的这句话告诉我们：去掉那些丰富、繁杂以及庸俗琐碎的东西之外，生活里，还有很多美好存在。
副导演张祎说，纪录片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枯燥、严肃或者相对沉重，尤其是拍普通人、生活中的人，你会发现，原来这些人这么可爱。
刚拍摄完的那段时间，张祎“感觉很痛苦，觉得生活好像无解”，但沉淀一段时间后，她似乎有所顿悟，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状态本身就是有力量的、鼓舞人心的。
正如张祎所说，很多人的生活像是陷入了泥沼，不自在、画地为牢，在自己的宿命循环里悟得解脱，但我们常常忽视，影片中的故事、身边的普通人才是生活真正动力的来源，“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值得继续为他积极地活着的人存在”。
“谢谢你，让我看到生命中的光。”电影结尾，一行字这样写道。
2
所有的干净，都得是干净
早上7:15起床；7:45之前吃完饭，刷牙洗脸；7:50离开家；8:10以前到机房；8:15开始坐在剪辑台剪片子，每隔两小时休息5分钟，中间有一次15分钟上厕所；
12:00吃午饭；12:30睡午觉，睡到1:30；基本2点之前开始剪片子；4:00准时开始锻炼，锻炼到5:30开始洗澡；6:00吃晚饭；6:00-7:00陪陪孩子，有时候晃荡晃荡；7:00-7:30坐在机器前剪片子；
夜里10:30、10:45收工回家；11:00打坐半小时到11:30；12点一刻前闭眼睡觉。
“常年如此，没有改变。”
这是程工普通一天的生活工作状态，是他坚持了至少十年的生活方式，“只要不在北京拍摄的时候都这样，拍摄的时候会跟着太阳走”。
张祎眼里，程工是一个非常严格自律的人，“他的生活全部是工作，你很少会遇到生活全部是工作的人”。
程工已然习惯了这样规律的生活，习惯这样的状态，舒服且自在。
“工作累的时候就不工作，只要不累都在工作。”
拍摄间隙，程工突然转头看着旁边的三脚架，“你们的团队很好，所有三脚架的腿，底下都有垫东西，东西干净，拍出来的片子才干净”。
说完，他又再次强调：“所有的干净，都得是干净，才是干净。”
往周围看去，程工工作室里，各种物品都按部就班整整齐齐地排列，“干净”二字贯穿了程工的整个生活和工作。
《生活万岁》的联合导演任长箴告诉我们，“他的工作室非常干净，每天都有人来专门来做保洁，键盘旁边一定放着酒精棉球，他的键盘是不允许脏的”。
的确，“干净和整齐是我一直要求这样”。
▲程工
工作中的严苛也令同样身为副导演的王晓峰印象深刻，“跟着他你会一步步体会到细节的重要，他经常说，每一个画面都不能出问题，哪怕你有一个镜头有一帧有问题，你妥协了，那么下一个镜头下一帧你还会妥协，那么一帧一帧加起来，就不会有好作品出现。”
这些年，尽管不断有高分作品出现，但程工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一直与外界保持陌生感，“并不是故意的，我想说的都在片子里，其他没什么可说的”。
“稍等一下”，随即，他拿起放在旁边的水，猛喝了一口，顿了顿，“我几个月都说不了这么多话，长时间的说话”。
而谈及对程工的印象，一毕业就与程工共事至今，《生活万岁》监制、后期导演苏灿书说，他就是“事儿爸”——必须有严格的作息习惯，所有的工作必须按计划按部就班进行，否则就会变得焦虑。
以执行制片刘宁的角度来看，程工的严苛还在于拍摄期间要“准点”让所有的小伙伴吃到“热乎乎”的饭，“有时候我们拍摄在特别寒冷的地方，想要吃热的饭，而且刚好在那个点，真的有时候挺困难的”。
“特别好的一点”，刘宁想了想，“不会让大家伙儿一直熬夜，尤其在做后期的时候。”
一到创作，就相当于上战场，任长箴经常用“打硬仗”来形容拍摄过程，“你的体能要求要达到，要是你出去干两天活就呼哧带喘，体力跟不上了，就不能打仗了”。
“他把自己的身体控制得很好，作息、运动、吃饭”，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保持一个非常刻板的状态。任长箴认为，相反，程工的片子拍得很飞，浓墨重彩，感染力非常强。
3
下一个，要开始了
程工有过很多备受好评的作品：《极地》《进藏》，题材均与西藏相关。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他，为数不多的报道资料都把他描述成一个在西藏长大的孩子。
但采访中，程工回应：别听他们瞎写。
事实上，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喜欢西藏，只是因为那儿“干净”。
18岁的程工，在父母眼里，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孩子，“因为父母那一代都希望孩子成长为他们想要的那个样子，好学生，学习好，生活健康，不抽烟、不喝酒、不说谎话、不偷东西，然后认真上学，但这些我好像都没有做得很好，他们就认为我是无药可救了。”
应该把他带到一个干净的地方，是父母那时的想法。
被动地去到另一个地方生活，程工徒步行走四个多月，从成都到拉萨：
在西藏，天很蓝，佛像都有笑容，“你会觉得所有人在冲你微笑”。
事实上，程工坦言，转变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人可以突然之间就变成一个有梦想、三观正的有为青年了，“最终影响自己的，还是你自己，你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从业20多年，程工意识到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老了”。他发现，拍着拍着就更不会拍了。越是熟练的时候，就越不会拍了。
“我经常这样，但是我问自个儿，也问过我的伙伴这是为什么，他们说他们也这样，没人能回答，可能这是一件比较特殊的事。”
“他一直在追求自己独特的作品。”张祎认为，程工从不模仿或者重复别人的套路，甚至都不屑于模仿和重复自己。每次做完一个片子很有成就感的时候，他都会说：“忘了它们，我们下一个要开始了，我们要进行下一个。”
“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推翻上一个自己”，在张祎眼中，程工是一个一直跟自己较劲的人，他从来不在意别人对自己说什么。
自由是相对的，在这个圈子里，程工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尽量做到最好，做到自己满意。
电影点映期间，程工和任长箴这两位合作多年的伙伴同框接受了采访。
面对镜头，任长箴毫不吝啬地夸奖程工，“他是我认识的最好的导演，对影片质量的追求还有拍摄的专业程度，始终都是我的一个榜样”。
听到这儿，程工连忙转头，并向我们摆手，“这段掐了，这也太……你怎么突然这么说……”
看出有些害羞的程工，任长箴笑了笑继续说道，“我们俩的角色就像政委跟司令，只要人手不够了，他找我就是给他当政委，帮他想一想方向或者提炼一下，比如《极地》的时候，做剪辑指导，我会把我的一些想法给到他”。
纪录片、电影、电视剧对程工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他在意的，是“吸引人就好，看不下去就没意思了”。低调高产，他的创作欲就是不停地干，闲不住。“也没有计划性，喜欢什么、想起什么、有意思的、好玩的就做”。
但始终不变的，是他的下一部片子总比上一部要好，”我对过去的都不满意，对下一个都挺满意的，然后下一个过去以后又不满意了”。
他说，创作没有边界，什么题材都可以，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拍，用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
“成功是什么？”
“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也能赚到钱，生活的也可以，我觉得就挺成功的”。
做一个片子，首先不能欺骗别人，其次需要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引导，或善意、或理想生活。
程工认为，拍片子给很多人看是导演特有的权利，那就必须为自己的东西负起责任，不能胡说八道，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做与道德相违背的事情，不可以欺骗别人，“滥用权力会被劈死的”。
“您有想过十年后自己是什么状态吗？”
“十年以后还现在这样，就工作嘛，工作到累的时候就不工作，不累的时候就工作，别说十年，三十年后八十也是这样，我只会做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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