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光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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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彩色气球,没有主人,被遗弃在河滩上。一阵风吹来,飘走不到一米,又停在那儿。
这个不会被大多数观众注意到的镜头,是电影《生活万岁》中,导演程工最喜欢的一个“故事”。
气球之外,电影中14个普通人的故事“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在拉萨蹬三轮车讨生活的河南老爷爷;在街边弹唱的盲人老夫妻;还有人迹罕至之处那座凸起的瞭望塔中,孤独的守望者……
电影真实纪录了这些普通人咬紧牙关、奋力生活的饱满生命底色。
“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生活。”每个人都有难过的时候,有不容易的时候,也曾面对过生死,经受过和自己过不去的时刻。程工眼里,任何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都可以拍得“生活万岁”。
他坦言,原本希望电影能在春节结束时上映——当“过年这15天的戏演完了”,所有人离开家准备上班,新的一年开始时,让大家伙可以安静安静,想想去年是怎么过来的,想想明年又怎么过,给自己打打气,“会很温暖、美好,也会是很有希望的”。
电影创作时,程工曾写下一段话:
活着特别好,特别有趣
可以体会苦,然后特别甜
特别伤心,然后特别快乐
特别沮丧,然后特别兴奋
有爱和被爱的滋味
还可以特别放荡,酩酊大醉
人只能活一次,死了就没有了
没人告诉我们,死了以后是什么样子和感受
所以要特别美地活
特别珍惜地活
你比每个人都要幸福
你就是你,没有人是你
你也不是其它人
正如《生活万岁》副导演王晓峰所说,我们习惯在电影院看别人的故事,或许这部影片可以让你在影院看到自己的模样。
1
“蚂蚁”的礼赞
采访中,程工把电影聚焦的普通人比作“蚂蚁”:
有的个儿大点儿,有的个儿小点儿。拖着比自己重很多的物件,在地上辛苦地走着。大象走过,踩死了40多只蚂蚁。
然而,大象不知道,豹子也不会知道。
“过个100年、40年,可能有99%的人都不会被记住,但他们一样活着,而且非常有劲儿的活着。”在程工心里,这部影片正是对蚂蚁的礼赞。
拍摄3个月,后期制作1个半月,这是电影《生活万岁》的制作长度。40组人物拍摄,每组拍摄持续一周5天,最终选择了14组15个人的故事剪辑成片。用程工的话来形容,剩下的人物足够再剪一个电影。
然而,这样的制作对程工团队来说算“体量小的”。他也认为,这事不足以去夸耀自己——拍摄没有难度,这是“后空翻转体180度”,是基本的导演动作。
因此,程工给电影的最高分65分,“将将及格”。“老百姓特别好拍,说实在的,是捷径。他们没有太多遮掩,一捅就破,而且好接近,诚实、诚恳,要求低,皮儿薄。”
我们经常会问:生活是什么?
其实,生活就是一地鸡毛的状态。
王晓峰是《生活万岁》副导演之一。电影上映前再次回顾拍摄的日子,他想起了在西海固做乡村教师拍摄调研的一次经历。
西海固,是联合国确定世界上最不适宜居住的地区之一。
影片中出现的乡村小学就在那里,“他们通常会建一个地窖,下雨的时候把水储存起来,喝水就喝储存起来的水,冬天下雪也会把雪堆到地窖里,喝雪水。”
“从镇上到村里,要骑摩托车,土路,两边都是悬崖,半个多小时——“说实话还挺远的”。王晓峰回忆,准备离开时,何老师让大家“等一会儿,我去办点事没想到,他骑车摩托车驮了一箱‘百岁山’回来。”
“他怕我们喝不惯他们那里的水,但是老师一个月可能才挣不到2000块钱,他舍得买3块钱一瓶的水给我们喝,这份淳朴特别让我们感动。”
《生活万岁》联合导演任长箴感慨,我们经常说要把片子拍出人情味,然而程工的片子里不是“人情味”那么简单,它是“人味”——“人情味”可能还有人做到,但要做到“人味”就太难了。
任长箴与程工是多年的合作伙伴。在任长箴担任执行总导演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中,两人共同打造了第一集《自然的馈赠》,成为整季纪录片的范式。
而程工担任导演,任长箴担任剪辑指导的纪录片《极地》,2017年年末曾火爆B站,豆瓣评分高达9.4分,被众多媒体誉为“年度最佳纪录片”“是国产纪录片最好的样子”。
合作多年, 任长箴观察到,打瞌睡、打嗝放屁、出汗、沮丧、麻木、或两难……在程工的片子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是有缺点的、不足的、空虚乏味的,并不都是高大上的。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片子里的世界就因此灰暗,或是无奈了。相反的,你会从这些人身上看到一种信念、希望和温暖的力量。
这或许就是生活的本真。越是挣扎在悬崖的边缘,越要拼命地活着,并且要快乐地活着。
“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
《生活万岁》的这句话告诉我们:去掉那些丰富、繁杂以及庸俗琐碎的东西之外,生活里,还有很多美好存在。
副导演张祎说,纪录片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枯燥、严肃或者相对沉重,尤其是拍普通人、生活中的人,你会发现,原来这些人这么可爱。
刚拍摄完的那段时间,张祎“感觉很痛苦,觉得生活好像无解”,但沉淀一段时间后,她似乎有所顿悟,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状态本身就是有力量的、鼓舞人心的。
正如张祎所说,很多人的生活像是陷入了泥沼,不自在、画地为牢,在自己的宿命循环里悟得解脱,但我们常常忽视,影片中的故事、身边的普通人才是生活真正动力的来源,“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值得继续为他积极地活着的人存在”。
“谢谢你,让我看到生命中的光。”电影结尾,一行字这样写道。
2
所有的干净,都得是干净
早上7:15起床;7:45之前吃完饭,刷牙洗脸;7:50离开家;8:10以前到机房;8:15开始坐在剪辑台剪片子,每隔两小时休息5分钟,中间有一次15分钟上厕所;
12:00吃午饭;12:30睡午觉,睡到1:30;基本2点之前开始剪片子;4:00准时开始锻炼,锻炼到5:30开始洗澡;6:00吃晚饭;6:00-7:00陪陪孩子,有时候晃荡晃荡;7:00-7:30坐在机器前剪片子;
夜里10:30、10:45收工回家;11:00打坐半小时到11:30;12点一刻前闭眼睡觉。
“常年如此,没有改变。”
这是程工普通一天的生活工作状态,是他坚持了至少十年的生活方式,“只要不在北京拍摄的时候都这样,拍摄的时候会跟着太阳走”。
张祎眼里,程工是一个非常严格自律的人,“他的生活全部是工作,你很少会遇到生活全部是工作的人”。
程工已然习惯了这样规律的生活,习惯这样的状态,舒服且自在。
“工作累的时候就不工作,只要不累都在工作。”
拍摄间隙,程工突然转头看着旁边的三脚架,“你们的团队很好,所有三脚架的腿,底下都有垫东西,东西干净,拍出来的片子才干净”。
说完,他又再次强调:“所有的干净,都得是干净,才是干净。”
往周围看去,程工工作室里,各种物品都按部就班整整齐齐地排列,“干净”二字贯穿了程工的整个生活和工作。
《生活万岁》的联合导演任长箴告诉我们,“他的工作室非常干净,每天都有人来专门来做保洁,键盘旁边一定放着酒精棉球,他的键盘是不允许脏的”。
的确,“干净和整齐是我一直要求这样”。
工作中的严苛也令同样身为副导演的王晓峰印象深刻,“跟着他你会一步步体会到细节的重要,他经常说,每一个画面都不能出问题,哪怕你有一个镜头有一帧有问题,你妥协了,那么下一个镜头下一帧你还会妥协,那么一帧一帧加起来,就不会有好作品出现。”
这些年,尽管不断有高分作品出现,但程工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一直与外界保持陌生感,“并不是故意的,我想说的都在片子里,其他没什么可说的”。
“稍等一下”,随即,他拿起放在旁边的水,猛喝了一口,顿了顿,“我几个月都说不了这么多话,长时间的说话”。
而谈及对程工的印象,一毕业就与程工共事至今,《生活万岁》监制、后期导演苏灿书说,他就是“事儿爸”——必须有严格的作息习惯,所有的工作必须按计划按部就班进行,否则就会变得焦虑。
以执行制片刘宁的角度来看,程工的严苛还在于拍摄期间要“准点”让所有的小伙伴吃到“热乎乎”的饭,“有时候我们拍摄在特别寒冷的地方,想要吃热的饭,而且刚好在那个点,真的有时候挺困难的”。
“特别好的一点”,刘宁想了想,“不会让大家伙儿一直熬夜,尤其在做后期的时候。”
一到创作,就相当于上战场,任长箴经常用“打硬仗”来形容拍摄过程,“你的体能要求要达到,要是你出去干两天活就呼哧带喘,体力跟不上了,就不能打仗了”。
“他把自己的身体控制得很好,作息、运动、吃饭”,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保持一个非常刻板的状态。任长箴认为,相反,程工的片子拍得很飞,浓墨重彩,感染力非常强。
3
下一个,要开始了
程工有过很多备受好评的作品:《极地》《进藏》,题材均与西藏相关。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他,为数不多的报道资料都把他描述成一个在西藏长大的孩子。
但采访中,程工回应:别听他们瞎写。
事实上,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喜欢西藏,只是因为那儿“干净”。
18岁的程工,在父母眼里,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孩子,“因为父母那一代都希望孩子成长为他们想要的那个样子,好学生,学习好,生活健康,不抽烟、不喝酒、不说谎话、不偷东西,然后认真上学,但这些我好像都没有做得很好,他们就认为我是无药可救了。”
应该把他带到一个干净的地方,是父母那时的想法。
被动地去到另一个地方生活,程工徒步行走四个多月,从成都到拉萨:
在西藏,天很蓝,佛像都有笑容,“你会觉得所有人在冲你微笑”。
事实上,程工坦言,转变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人可以突然之间就变成一个有梦想、三观正的有为青年了,“最终影响自己的,还是你自己,你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从业20多年,程工意识到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老了”。他发现,拍着拍着就更不会拍了。越是熟练的时候,就越不会拍了。
“我经常这样,但是我问自个儿,也问过我的伙伴这是为什么,他们说他们也这样,没人能回答,可能这是一件比较特殊的事。”
“他一直在追求自己独特的作品。”张祎认为,程工从不模仿或者重复别人的套路,甚至都不屑于模仿和重复自己。每次做完一个片子很有成就感的时候,他都会说:“忘了它们,我们下一个要开始了,我们要进行下一个。”
“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推翻上一个自己”,在张祎眼中,程工是一个一直跟自己较劲的人,他从来不在意别人对自己说什么。
自由是相对的,在这个圈子里,程工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尽量做到最好,做到自己满意。
电影点映期间,程工和任长箴这两位合作多年的伙伴同框接受了采访。
面对镜头,任长箴毫不吝啬地夸奖程工,“他是我认识的最好的导演,对影片质量的追求还有拍摄的专业程度,始终都是我的一个榜样”。
听到这儿,程工连忙转头,并向我们摆手,“这段掐了,这也太……你怎么突然这么说……”
看出有些害羞的程工,任长箴笑了笑继续说道,“我们俩的角色就像政委跟司令,只要人手不够了,他找我就是给他当政委,帮他想一想方向或者提炼一下,比如《极地》的时候,做剪辑指导,我会把我的一些想法给到他”。
纪录片、电影、电视剧对程工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他在意的,是“吸引人就好,看不下去就没意思了”。低调高产,他的创作欲就是不停地干,闲不住。“也没有计划性,喜欢什么、想起什么、有意思的、好玩的就做”。
但始终不变的,是他的下一部片子总比上一部要好,”我对过去的都不满意,对下一个都挺满意的,然后下一个过去以后又不满意了”。
他说,创作没有边界,什么题材都可以,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拍,用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
“成功是什么?”
“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也能赚到钱,生活的也可以,我觉得就挺成功的”。
做一个片子,首先不能欺骗别人,其次需要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引导,或善意、或理想生活。
程工认为,拍片子给很多人看是导演特有的权利,那就必须为自己的东西负起责任,不能胡说八道,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做与道德相违背的事情,不可以欺骗别人,“滥用权力会被劈死的”。
“您有想过十年后自己是什么状态吗?”
“十年以后还现在这样,就工作嘛,工作到累的时候就不工作,不累的时候就工作,别说十年,三十年后八十也是这样,我只会做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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