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专访    

2012-10-09 20:47:07

以科学态度研究文明起源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专访

导读：

我们要论述的不是中华文明起源于哪一年、哪一个地方，而是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各区域文明之间如何互动，为何最终形成了中原文明。

为何探源

三联生活周刊：文明探源，这个问题的由来是什么？为什么要做文明探源工程？

王巍：世界范围内的四大古老文明——（埃及文明 、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延续至今，不管是文字、礼制还是宗教、思想，都是一脉相承。中间虽然也有其他部族入主中原，但都是暂时的，他们最终都融入了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之中。这一历史悠久，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形成的？这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研究课题，也是人类文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也是考古学界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掘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开创了中国近代田野考古的开端。仰韶遗址位于中原中心地带，这里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之地，但以往的证据主要来自古籍记载和金石学的研究结论。后来发现单凭文献记载去研究是有问题的，因为有些文献经过人为修改，不太可信，学界掀起一股“疑古思潮”。

1928年对殷墟的考古发掘，发现除了甲骨文之外，考古还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社会资料，文献与考古“双重证据”开始成为学界的共识。比如仰韶遗址中发现史前文化有大量的彩陶，图案与伊朗、中亚地区的风格很相近，西方一些学者就提出中华文明是从西亚文明传过来的，并非本土起源，而本土学者则大多认为中华文明有自己的根。所以，实际上从上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考古学建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这个问题就一直有自觉或不自觉的探讨、追问，从那时起，中国的考古学者就承担了重建上古史的使命。

长期以来，我们都有“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已经被大家所熟知，但是这个5000年的说法，主要是以《五帝本纪》为依据，距今4000-5000年这段历史只是传说，并没有经过科学的实证，在世界上也存在一些争议。这也是文明探源工程需要去面对解决的一个问题，即对中华五千年文明一说做出科学的验证。

三联生活周刊：在文明探源工程之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哪些阶段性的变化？

王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考古学刚刚建立，“中华文化西来说”和“本土起源说”各自为政。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更多史前遗址的发掘，基本奠定了中华文明本土起源的理论基础，学界普遍认为史前虽然有东西文明的交流，但中华文明有自己的传统和根基。

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各地考古发掘形成高潮，大多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因为之前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大家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即“中原中心论”。但70年代末各省都建立了自己的考古所，80年代上半期，中原之外的地区发现了很多史前遗址，有很多意外的重大发现。比如距今50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已经很发达，社会也明显的分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已经有发达的玉器文化和随葬大量玉石器的大墓，这些地区的文化发达程度并不亚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这些都给“中原中心论”带来很大冲击。

上世纪80年代，以当时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先生在日本的六次演讲为标志，学术界开始真正来正面研究文明起源问题。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形成了一个不同“文化区系”研究的小高潮，有些地方学者极力强调不同区系文明的重要性。但当时对文明起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追溯文明要素的阶段，比如寻找文字符号、冶金器物和都城遗址。考古学界借鉴了费孝通先生对中国历史“多元一体”的观点，认为这同样适用于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讨。

1990年，社科院考古所成立了一个文明起源研究小组，大家意识到礼制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在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虽然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一套礼制，但中华文明的等级制度可能是其形成的核心要素。但当时的研究还停留在单枪匹马的阶段，先秦史学者、考古学者等各自为战，没有形成体系。

2000年，我们提出开展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建议。2002开始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备性研究，2004到2005年开展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6到2008年，开展了第二阶段，2009到2012年，开展了第三阶段。研究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距今5500年至3500年之间，也就是社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到夏商王朝交替的时期。目的就是来探讨中华文明如何形成的？是如何从多元到一体的过程，各区域的史前文化如何汇聚、互动，最终形成了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

探什么源

三联生活周刊：文明探源，顾名思义就是探索文明的起源，那么该如何定义文明？她有那些标志？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王巍：世界考古学界上对文明的标准一般强调有三点，即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但是，大家对这个标准有一些争议，中国史学界一般以夏王朝的建立作为中国历史起点，王朝出现、“家天下”的世袭制度是标志。但前些年有人就提出中华文明应该是8000年，因为8000年前我们就发现了一系列文化符号，比如农业种植、玉器、龟壳、骨笛等，但能否就此认定文明的形成，凸显出一个文明的标准问题。

我认为，文明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之所以强调文化，是因为之前对文明的认识基本集中在社会层面，认为社会复杂化、等级制度特别是国家的出现是关键，但对物质文化重视不够。实际上，物质文化代表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是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经过探源工程10年的工作，我们对文明形成的标志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认识，修正了以前有关文明的三个标准，其主要内容是：农业的显著发展，要能够供养足够多的人口；手工业技术显著进步，并且出现了专业化的手工业群体和分工；高等级制品的手工业资源和技术被王权控制；人口集中，一般是5000人以上规模的城市；强化的等级制度以及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开始形成，最终导致王权出现和早期国家的形成，在考古学上的表现是出现了大型都邑等大规模的土木工程、高等级的宫殿、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且出现表明权贵身份的“礼器”。

虽然这个项目叫文明探源，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单纯地文明溯源的研究而是一个对文明形成过程的研究。我们要研究的不是中华文明起源于哪一年、哪一个地方，而是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各区域性的文明之间如何互动，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为何最终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格局。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集中国的材料，写一本有关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专著，这里面包括文明形成的过程、阶段性、、背景、动力以及中华文明的特点。

三联生活周刊：针对这么庞大的问题该如何切入，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论证文明的形成？到现在得出了哪些初步的结论？

王巍：文明探源工程是个系统性工程，我们确立了一系列研究课题。首先我们要确定各个遗址的年代问题，尤其是都邑的年代，这是个基础。然后是环境，自然环境变迁对文明的影响，这个问题以前重视不够，现在要着重论述文明兴衰的环境背景。第三个是聚落研究，对七个不同的文明区域分别进行研究，来认识他们各自的文明化进程。第四个是生业的研究，包括农业、玉器、陶器、制盐、冶金手工业等各项经济技术的发展，突出各个生业领域与文明兴衰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方面，我们尤其强调要“透物见人”，透过器物、经济的变化来认识人的活动、社会的演变。第五个是精神层面的研究，包括宗教、天文宇宙观、艺术等等。还有一个是都邑，这是核心，通过对几个大的都邑遗址的研究，来全面认识当时的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状况，了解文明形成的进程。最后，在探源工程的第三个阶段，我们对这些课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整合，所有这些问题最后都归结到一个主题上，即文明的形成。

到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比如距今5000年左右，虽然各个区域的文明都各有特色，但他们之间的共同性越来越强，从安徽、辽宁等地出土的形态接近的玉人、玉圭以及玉龙、玉鸟来看，当时在社会上层可能已经具有某种交流，各区域的文化开始呈现一体化的趋势。在距今4800年左右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和距今4300年左右的山西南部陶寺文化，社会已经严重分化，已经形成了金字文明对周围文明的辐射现象，塔式的社会结构，已经出现了都邑、宫殿和大墓，社会已经出现了王权，可能进入了初期文明的阶段。当然，还需要我们下一步继续论证。

如何探源

三联生活周刊：文明探源工程这10年一共经历了哪些阶段？各自有什么侧重点？

王巍：2000年提出文明探源工程，2002年正式立项。2002年-2003年进行了预研究，当时我们列出了文献、神话传说、礼制等等很多项目，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后进行筛选，选定那些有进一步研究潜力的项目。2004-2005年，属于文明探源工程的第一阶段，我们主要针对中原地区的文明进行研究，因为中原地区考古基础雄厚，一直以来也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之地，诞生了文明发达的夏商周王朝，我们选取了中原地区的陶寺、新砦、二里头和王城岗四个遗址，分别进行了深入研究；2006-2008年文明探源工程的第二阶段，研究范围扩展到黄河的上中下游、长江流域的中游和下游、以及西辽河流域，着重研究不同区域文明的兴衰及互动；第三个阶段，2009-2012年，又加入了长江上游地区，七大文明区域全部展开，另外在研究中加入了文化遗产保护技术，使得学术研究与遗产保护相结合。

下一步，也就是第四阶段，我们将进一步对中华文明5000年这一说法进行论证、细化，另外要进行中西古文明的比较性研究，把中华文明放到世界文明版图中，通过中西对比，更清晰地认识中华文明是如何形成的，争取归纳提炼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点。

三联生活周刊：相比其他考古研究项目，文明探源工程在组织体系和方法论上有什么特点？

王巍：1996-2000年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集合多种学科对夏商周王朝提出了一个详细的年表，虽然研究结论随着新的考古发现需要不断修正，存在一些争议，但它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创了一条多学科共同研究一个人文历史问题的路子，采用首席专家负责制，探索出一套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机制。

文明探源工程由科技部立项，更注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从技术路线上讲，我们可以归纳为多学科、多角度和全方位。

多学科，首先我们继续沿着这条路径，采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集中了考古学、文献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环境、动植物、体质人类学与生物基因，以及物理与化学分析、计算机技术、空间遥感技术、天文学、农学、医学等等多种学科，涵盖了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大门类，这在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在我国更是史无前例。

多角度，就是除了研究文明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还要研究文明与自然环境、文明与经济技术、文明与礼乐制度等等之间的关系。

全方位，以前对文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字塔社会的顶层，强调社会统治阶层，但现在我们要涉及各个阶层的研究，以及一个区域与周围不同区域的关系研究。

以前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大多独自进行，比如研究冶金的就是冶金史，研究环境的就是地理和气候变迁，但跟人没有太多关系，跟社会文明的形成也没有关系。从第三阶段开始，明确由我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院长赵辉教授担任项目负责人，我们特别强调要整合，使学科之间的研究都归纳到一个文明形成的主题上，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一、我们强调对聚落考古的研究，通过都邑遗址来全面分析当时的社会状况，采取古史传说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方式。二、注重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动交流。以前对文明的研究，大多是形成过程研究，即这个文明是什么时候诞生的，而且年代也很模糊。探源工程里，我们对年代研究更细化，而且强调不仅要研究文明是如何形成的，还要解决为何形成的问题，即文明形成的动力与背景，还要研究文明衰落的原因，这都是世界性的课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看待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出现的争议？这样一项庞大的研究工程，如何面对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冲突？另外，作为一项政府支持的研究项目，如何保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

王巍：学术研究出现不同观点是正常现象，但是文明探源工程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很大不同。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在既有的资料上进行研究，针对这些资料，本来就存在很多争议，比如说“武王商”最后一战的日子，历史上一共有44种不同的说法，如何取舍，的确是个问题。选任何一种，就意味着否定其他43种观点，这就很容易引起主张这些观点的学者的反对。

但有关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以前的认识虽然是朦胧的、模糊的，但都在一个基本的框架内，大家认同一个基本的前提，没有根本性的分歧，现在的研究就是将其清晰化。另外以前的认识是零碎的，现在要进行整体研究。所以，文明探源工程不是对既有材料和观点的取舍，而是增加大量新的信息，针对具体问题不同学者之间可能存在分歧，但在大问题上没有严重的分歧。

考古学是一项充满未知的学问，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很可能推翻原有的认识。所以，我们所有的研究结论，都强调一点，都是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得出的，将来如果有新的发现，难免会有进一步的修正。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下了很多功夫，来保证它的科学性。现在看，采用的很多自然科学的方法在世界上是得到公认的。比如，锶同位素研究，通过对人和动物牙齿里所含的锶同位素进行对比，来分析他们是否进行过迁徙，这种方法在西方学术界是普遍认可的。

虽然文明探源工程是政府支持的项目，但毕竟是一项科学研究，我们抱着一种开放性的学术研究思维。科技部和文物局对科学的研究规律非常尊重，没有给我们硬性规定必须达到的具体目标，没有下达封闭式的任务，至于中华文明是否确实有5000年的历史，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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