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对于江南地域范围的界定，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依据行政区划，一种是依据自然条件。唐朝贞观元年（627）分天下为十个道，江南道仅占其一。这是一个“大江南”的地理概念，囊括今天的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起川、贵，东至大海的广大地区，也即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了。可见此时江南的经济社会对于中央政府来讲重要性还尚小。这是历史上江南区域的外延，而文化内涵小的时期。历迟称为“江南”的地名是清顺治二年（1645）的江南省，辖区包括今江苏、安徽二省，当然也含有今天的上海，不过存在时间不长，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就正式分立为江苏、安徽两省了。
2. 自然地理上的江南：将太湖作为江南河川流域的中心，认为长江以南的环太湖地区，就是江南。环太湖地区有水系相联，有着共同的经济特色。其范围究竟有多大，却是有分歧的：从苏、松、嘉、湖或苏、松、常、镇四府说到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绍、甬十府说。其中另有五府说、六府说、七府说、八府说、九府说等，均不出此范围，仅是排列组合的不同而已。但无论是十府说还是四府说，中心都是苏州与松江。居于松江府的上海，由吴淞江和太湖一水相连，始终居于江南的核心区域。区域外延小了，文化内涵却大了。
3. 自然地理上的江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文化辐射力的增强，改变了环太湖为中心的格局。近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江南已不再是环太湖地区的专用名词，她突破行政的边界，东靠大海，怀抱太湖，在长江下游，形成包蕴沪、苏、浙、皖的长江三角洲区域。
1. 江南文化源远流长。传统时代，吴文化是江南文化的主体，它是由泰伯奔吴带来的中原文明与本地文明融汇而生成的，本身就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结晶，因此天然地具有一种内在的、自觉的开放意识。在春秋时代，吴文化又带有一种粗犷的个性，经过六朝唐宋时代的浸染，愈益变得精致，至明清而臻于鼎盛。当时的苏州就是吴文化浸润而成的结晶。这样一种精致的文化，代表了时代文化的成就，因此自然也是人们争相效仿的对象，文化的吸引力是当时长三角内部整合的重要动力之一。先后融入江南文化的有浙江文化、徽州文化和海派文化等。
2. 江南文化的特征。江南文化有它的特征，首先是敢为天下先的开放开拓精神。清朝末年苏州的市民公社，民国初上海商会的自治，由商人来管理城市的公共秩序。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是江南文化的一大特点，海派文化、红色文化皆源于此。其次是理性和智慧。苏州的耕地只占全国的1/88不到，但所承担的赋税接近全国的1/10，其赋税在全国。尽管赋税很重，但是勤劳聪明的苏州人并没有被这样的压力压垮，人多地少，他们就精耕细作，创造了“苏常熟，天下足”的局面。苏州的手工业、农副业，在明清时期是领先于全国，通过发展商业、农副业，不仅应付了国家的重赋，而且使自己过上较好的生活。再次是江南人厚重、包容、精致。江南文化以传承两千多年的吴越文化为根基，唯其厚重，故能包容。西方文化到上海，上海人也不排斥，因此，汇集了中西优秀文化的大成。江南的精致，不仅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上，还表现为传统时代的手工艺、园林和戏曲。当代上海的制造业、科学、文化与艺术更是充分体现了厚重、包容、精致的特点。
1. 文化“认知”是地域认同的层次。长三角内部各小区域间相互认知的过程由三个层次构成：一是不同区域之间人员、物资与文化的沟通；二是区域之间的互动：三则是区域之间相互认知和文化认同以及相互竞争，这一过程反过来又会促进区域间的沟通与互动，并使得不同区域既各自保持特色，又在各方面互相渗透与影响。
2. 超越崇山峻岭的疆界，徽州向苏州的整合。原来处于江南边缘的徽州，其自然地理与江南核心地区迥然不同：“徽介万山之中”，“徽民寄命于商”。徽州向苏州内聚的动力机制是生计。徽商向以苏州为中心的市场进军，造成江南“无徽不成镇”的格局，徽商在江南的中心苏州以及江南市镇造成一个由坐贾、行商与海商所构成的商业网络。这一网络又使苏州与徽州的、沿海平原与内陆山区的互动，带动起江南与大海的互动，这个互动也就与16世纪形成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了，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破土而出，使16世纪以来的江南始终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长三角或者说“大江南”已初具雏形。
3. 超越长江天堑的疆界，南通向上海的整合。太平天国战争后，苏州遭到严重破坏，江南的中心移动到长江的门户上海。随着近代化进程的推进，上海的辐射力更为强大。居于长江北翼的南通，多沙地，盛产棉花。状元张謇在南通推行“新新世界的雏形”——“南通模式”的近代化实验时，首先便是发展棉纺织业，他充分注意到上海作为中心城市，在资金集聚、技术传播、人才荟萃、内外贸易渠道等方面所拥有的无可替代的优势，十分重视利用和发挥这些优势。大生纱厂建厂初期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来自附近的农村，而技术骨干则主要招自上海；由于大生系统企业均与上海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直接促动张謇创办了南通与上海之间的近代航运企业，方便了两地的交通，使两地经济上成为一体，文化上相互连通，为南通进一步融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今天的长三角毕竟还是分属于上海、浙江、安徽、江苏不同的行政区域，虽然已经呈现了长三角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趋向，但是我们还须看到经济、文化整合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进程，还需要我们去培植和推进。编纂《江南文化百科全书》的初衷也正在此。
我在江南研究上已走过了四十多年的漫长历程。20世纪末加盟上海师范大学后，先后建立了三个江南研究的平台：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已举办了13届；江南研究的专业杂志《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已出版了15期；江南研究的丛书，有《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与《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等，已出版了30多本。我们还勉力为江南研究做一些基础性的学术工作，尤其是江南历史资料的编纂。先后参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 《中国苏州评弹社会史料集成》和《光前裕后：一百个苏州评弹人的口述历史》等。2007年，我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陈忠平教授合作主编的工具书《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们提出了建立江南学的倡议。2018年，校领导陈恒教授为进一步繁荣学术、推动江南文化的研究，委托我组织编写《江南文化百科全书》，为江南研究再提供一本工具书。受命之下，诚惶诚恐，深感学力之不逮。所幸的是二十多年来我们培养了众多的江南史研究博士生和硕士生，形成了一支江南研究的学术队伍，关键时刻是他们挑起了学术重担，承担了主要的撰写任务。我要向全体编委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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