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波兰]安杰伊·弗劳瑙塞克
译者：乌兰 李江颐 李佳
在伯克利时，切斯瓦夫·米沃什经常给朋友们看华沙报纸上刊登的漫画：第一幅图画着一个在街上边走边读书的男人，而街角有个恶意的人影埋伏着；中间一幅图上，人影从隐蔽处走出来，用刀刺中男人的后背；最后一幅图，凶手从尸体边拿起书认真看了起来，书的封面上赫然写着——《米沃什，诗集》。米沃什看着漫画爆发出自己独特的笑声——笑声中带着些许犹疑，但却十分舒心和爽朗。
——罗伯特·平斯基，《纪念切斯瓦夫·米沃什》
很多年来，在官方承认的波兰文学版图上一直有一个空白点。此处要按照古老的制图法来说，得加上注解。但与其写上“ubi leones”（ubi leones为拉丁文，意为“狮群出没”。古罗马人的统治者，主要是希伯来人，对探索世界毫无兴趣，因此绘制的罗马式地图常常会有很多空白点，并在空白处加注“ubi leones”，表示此处未被认知，属危险之地。），不如标识为“ubi Leo”拉丁文和英文混合，结合上文意为“狮王出没”。这片土地，奥尔比斯的旅行团和官方代表团并未曾到访，还只是一些背包客的目的地。令人向往的朝圣之地。“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我来到格但斯克列宁船厂，主要是因为当时这里是全世界最感兴趣的地方。我走到一个穿着蓝色连体服的工人身边问他，是怎么做到，在这个米沃什的作品被查封的国家里，被杀害的船厂工人纪念碑前还能写着米沃什《诗人会记得》中的诗句。工人回答：'就算被禁了，我们也能找到米沃什的书。’这一刻也许会让卡尔·马克思赞叹或者惊恐，”理查德·劳瑞回忆道，“当我从波兰回国后，米沃什正在哈佛讲学，住在剑桥。我刚一敲门进去，他就问我：'波兰什么样？’我一下子恍如在参加博士生考试[……]。'并不陌生。’我答道。他笑了。我交差了。”米沃什笔下关于波兰船厂故事的诗节，今天读来依然朗朗上口，在“团结工会的狂欢”期间确实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在一千万人参与的社会事件中，整夜整夜排队的可不只是买肉的人，还有买书的人。尽管存在审查制度的禁令和严格的边防检查，但在米沃什移民期间，他的书依然能送达波兰。甚至在一九七〇年，诗人自己从缅因州给身在波兰的齐格蒙特·赫兹寄去了一张明信片，可以说：这是他那时能去波兰的唯一方法。这里还要再提一提赫兹的贡献。他想尽办法把米沃什的诗带到波兰，甚至将诗录进磁带里。在一封写于一九六五年的信中提到，是维辛斯基——红衣主教，把这个包裹从罗马带回波兰，一盘交给了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另一盘交给了图罗维奇。次年一月，波兰运动员们在自己的行李里塞满了“精神”食粮，还计划把这些书卖到黑市上。兴奋的赫兹告诉米沃什说，在华沙，刊登着《诗论》的月刊是最贵的。七十年代中期赫贝特欣慰地写道：“年轻人把你视为偶像。真的，切斯瓦夫，你为波兰的抒情诗立起一面旗，禁令和封锁都阻挡不了。”许多米沃什的读者都有着类似的启蒙经历：从教授那里拿到书，借看一宿，手抄下来。幸运的抄本还能在古董店或者公共阅览室找到。克日什托夫·赤热夫斯基克——他后来成为米沃什在克拉斯诺格鲁达的遗产的监管人，为那段时光留下了美妙的叙述：那是一九七七年，或者一九七八年初。工人保卫委员会已经成立了。我还是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文学系一年级的学生。我们慢慢开始接触到一些地下印刷的书籍，油印的，纸很差，胡乱装订起来，为了省钱字迹密密麻麻，让人看得眼睛酸痛。可对我们来说，这些书非常宝贵。[……]我们去居民区参加“飞行大学”的活动。有一天晚上，在雅采克·库比亚克雅家，来了一位地下学生会的头头，名叫雷沙德·克里尼茨基雷。他没有读自己的诗，而是谈起了一位移民国外的波兰诗人。好几个学生是第一次听到这位诗人的名字。雷沙德虔诚地捧着一本书念了起来，而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本书看。我们都等不及了，想要碰一碰它、翻一翻它。它是那么美妙，包裹着绿色的帆布，封面上用烫金字母刻着：切斯瓦夫·米沃什 诗歌作品——诗集。比赤热夫斯基年长十岁的亚当·米奇尼克，手里有一本从古董店买来的《白昼之光》，他认为，他和他的同伴们才是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首批欣赏米沃什的知识分子，他们看到了移民后的米沃什的知识价值和文化价值，而不是仅仅把他看成过气的故事。米奇尼克参与决策了地下运作的“独立出版社”出版《被禁锢的头脑》一书。而实际上，赤热夫斯基手上那本字迹拥挤装订粗糙的书也是这个出版社印刷的。这些地下读物的发行影响巨大，一九七六年秋在巴黎举行的米沃什见面会上发生了这样一幕——“在喝了三瓶葡萄酒后，我开始背诵米沃什的诗，一点儿都没有磕巴。它们都刻在我脑子里。那一刻，我沉浸在巨大的兴奋之中，突然看见，诗人已泪流满面。我尴尬地停了下来。诗人用激动的声音说道：'我没想到，波兰的年轻人还会记得我的诗。我还以为，我早就被抹去了’”。米沃什与波兰审查制度的过招时有进展，业内人士从蛛丝马迹间能发现监管层的变化和他们内部的压力。有人在文章中借用了《三个冬天》中的措辞；有人获得了无须审查的许可，上演了米沃什翻译的《皆大欢喜》一剧，并在海报上打出了翻译者的名字；还有传言称，他要回波兰了，借此又促成了他的几首诗被选入文集。到了一九七四年，扬·帕兰多夫斯基和伏瓦迪斯瓦夫·巴尔托舍夫斯基领导的波兰笔会向米沃什颁出了奖项……表彰他把波兰诗歌翻译成英文的贡献。“谁才是魔鬼？好像我再也不是撒旦了。但我明白，笔会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也只能颁发一个翻译奖，同时还不会被群嘲。”米沃什在给盖德罗伊奇的信中这样写道。一年后，在给布沃斯基的信里他反思说：“如果我在波兰实至名归，那我就必须得叩问自己，为什么距离会引发这么多的误读[……]。比如说，我就不懂，我的神话是怎么形成的（移民、西方还有那里的预言），难道是不断寻找民族形象的集体本能使然？要么就是，在波兰当下的作家中找不到几个可供消费的对象了。”又过了六年，当他在离开三十年后第一次踏上波兰的土地时，他亲身感受到了这种集体本能。在波兰期间，波兰人民共和国高层没有给他制造任何麻烦，反而尽量弱化政府的影响，表现出了顺从民意的诸多举动，而国家主席亨里克·雅布沃斯基和文化部长约瑟夫·泰伊赫马还向米沃什发出了贺电。一九八一年六月，米沃什动身前往波兰，满怀兴奋，没有一丝推就和踌躇。一个月前，罗马发生了暗杀波兰裔教皇事件；两周前斯泰凡·维辛斯基斯泰大主教刚刚离世。尽管执政党与团结工会表面上一直在努力调解，但工会的领导人并未意识到，拟逮捕人员的名单其实早已准备就绪。诗人抵达华沙时，整个国家沸腾了，无论是波兰人对米沃什的期待，还是用大写字母标识的诗人姓名，都非常巨大。简直是朝圣。《普世周刊》以“在美国生活和教学的人”为题刊发了一篇介绍米沃什的文章。艾丽兹别塔·莫拉维茨在《文学生活》上撰文称：“他受到了诗圣般的招待，对他的热忱堪比保罗二世：有他在的地方就有无数的崇拜者。”“我们看到保罗二世、瓦文萨和米沃什的时候，应该要保持理智。”扬·图尔纳扬·图尔纳在《纽带》上写道。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幕，造就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民族偶像和一系列有些荒谬的情节。在获得诺贝尔奖后，采访米沃什的第一家国家媒体竟然是《人民论坛报》，以电话采访的形式。如果报纸上的文字真实可信，那么米沃什的论调未免过于谨慎——“我很高兴，能为民族传统文化和我国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做出贡献”。“我承认，当我在《人道报》法国的一份全国性日报，原为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上得知你接受了《人民论坛报》的采访时，我相当震惊。[……]我不认为，在文学界、科学界和整个知识分子界都在猛烈抨击和抵制审查制度的时刻，这是明智之举[……]。也许先让《普世周刊》，哪怕是《创作》来采访，也好过这样，但让审查制度的喉舌最先发声恐怕有违战术。”耶日·盖德罗伊奇睿智地评论。可当时身心疲惫、发着高烧的米沃什可能根本没力气做出类似的判断。从另一方面来看，米沃什只能小心翼翼处处提防，因为他对八十年代的波兰并不了解，他认不出乌尔苏斯工厂波兰罢工运动的主要集结地之一。几百名工人发给他的请愿书，也看不懂为什么有两千人在华沙圣沃依切赫书店的门前站了一整夜，只为买到新鲜发行的《太阳从何处升起从何处落下》。还有一个九岁的男孩，没有买到这本书，竟拿了一本斯沃瓦茨基的诗集请米沃什签名，他只好写下：“米沃什代签”。在波兰怎么少得了光怪陆离的景象：诗人在沃姆扎附近的库尔皮民俗馆里跳起了民族舞；有些商店卖起了名为“小米沃什”的糖果，《文化》尖刻地点评说：“排上一个半小时的队也别想买到。但要是买'普特拉门特’糖和'霍乌伊’太妃糖——排队的人可不会很多。”其实，米沃什来波兰最主要的目的是领取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为了避开华沙官方的欢迎活动，他甚至曾考虑过经德国开车前往。可最终，他还是于六月五日降落在奥肯切机场。在人群中等待的贝尔斯基清楚地记得，诗人激动地冲着他大喊“塔德乌什！”。人潮、鲜花和兴奋的欢呼声中，一曲维尔诺传统民歌合唱《库尔德萨曲》（《库尔德萨曲》是立陶宛一种宴会歌曲的统称。“库尔德萨”为土耳其外来语，意为“兄弟”。）尤为突出和动人，这是卡托维茨药学院的流浪汉学术俱乐部为了欢迎米沃什精心准备的。米沃什还在机场发表了一场即兴演说，其间他特意对工人们表示感谢：“他们可以读懂、思考和提高波兰的经济。”第二天，米沃什所到之处已尽是簇拥的人群。在瓦津基公园，他参加了文化部长为他举办的鸡尾酒会。酒会结束后放映了瓦伊达的电影《铁人》，该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玛雅·科莫罗夫斯基卡朗诵着米沃什的诗——《希望》。当晚，米沃什与大约一千五百位青年在“斯托多夫”学生俱乐部碰面，而参加活动的不少人是从黑市买到的入场券。化名为“马特拉特”的安全部门便衣，严密地监视着米沃什在波兰的一举一动，他在自己的报告中写道：青年团体的代表们试图为此次见面会增添一些政治示威的色彩，还想敦促切斯瓦夫·米沃什发表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宣言[……]。这一想法压根无法实现。切斯瓦夫·米沃什认为这次座谈是文学性的，没有理会他们的话茬儿，直接朗诵诗歌，不予任何置评。尽管时有离题（比如，在朗读《假如》时，他提到“美国其实是一个悲惨的国家，没去过那里的人，完全想不到”），但却反映出这位历尽坎坷的老年诗人，宁愿沉浸在用波兰语读诗的乐趣中[……]，也不想担当起游吟诗人、“民族先驱”或政治家（指波兰的爱国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角色。就算是提到自己和俄罗斯的联系、在波兰的生活条件、移民等话题，他也始终保持着“关于诗作的私人访谈”的论调。在被问及移民是否是正确选择时，他回答：“我经历过的那么多难事，本可以将我杀死。既然没杀了我，那显然就在帮我（他本要在此处结束演讲的）。每一次的遭遇都让后来的我无从借鉴。我就像'傻瓜伊万’（“傻瓜伊万”是俄罗斯民间童话人物，善良而富于爱心，总是被聪明的哥哥们欺骗，但却最终迎娶公主成为国王。）那样，总是选择缺乏理智的解决办法，然后，我成功了，无可争议。”大厅里的气氛诡异又紧张。一边是满怀期待的公众，而另一边的诗人，既不想成为“先驱”，也不想变成正义的使者（很多人都认为，美国人应该是盖世无双的大英雄）。因为，他还不了解波兰的形势，他害怕激怒政府，脑海中还保留着五十年代压抑中的波兰的记忆。他后来回忆，当时大厅里弥漫的气氛就好似起义一触即发。两边各有道理又都心存疑虑，不少听众对他深感失望。直到第二天，在独立出版社的见面会上，双方的隔阂才烟消云散。诗人看到了秘密出版的一卷卷诗集，动情地说，与在波兰非法出版和分发相比，写诗要容易得多。而一个出版者开玩笑道：“并非如此。我们也想努力写作，像您一样，但我们写得不行。”同一天，米沃什受邀前往波兰笔会，并在那里漂亮地完成了两个友好的举动：一是追忆了一年前过世的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肯定了他的作家身份，而非活动家；二是公开驳斥了对他的嘲讽，但又没有诋毁安德热耶夫斯基。《灰烬与钻石》的作者曾在接受《华沙生活报》的电话访谈时，谈到了米沃什获得诺贝尔奖的话题，可能是因为喝醉了（那时候他酗酒），他讲了一些酸溜溜的话，比如：“这个奖应该米沃什和我一人一半，我们俩在两个不同的领域里都堪称伟大。” “我觉得，我也想，我也希望，安德热耶夫斯基能拿到诺贝尔奖，他实至名归。”米沃什的话对在场的这位小说家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次相见，竟然成了他们俩最后一次亲密的会面。受权刊发，选自《米沃什传》，[波兰]安杰伊·弗劳瑙塞克 著，乌兰 李江颐 李佳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上海贝贝特2023年5月。经雷沙德·马图舍夫斯基牵线，米沃什专程拜访了米隆·比亚沃舍夫斯基。而比亚沃舍夫斯基也成了米沃什此行中唯一一位能与之交谈甚深的作家，颇有些惺惺相惜的意味。马图舍夫斯基回忆：走进电梯时，米沃什环顾四周，说道：“哦，这就是那幢高楼啊！”我知道，七十年代他在巴黎认识了比亚沃舍夫斯基。他提到“高楼”让我想到，他应该读过《摆脱自己》。从他和比亚沃舍夫斯基的交谈中，我更肯定了，他还读过他的其他书，甚至还有刚刚出版的《浪费》。他们刚一见面，比亚沃舍夫斯基就读起了一段米沃什在诗集上的题献词。其中提到了诗人的故乡伊萨谷，位于“波兰之外”。比亚沃舍夫斯基追问：——为什么是“波兰之外”？米沃什回答：——怎么不是？我出生在凯代尼艾镇，那里不是波兰，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的波兰语才和您的不一样。您生在这里，在中心。也许因此您对波兰语的态度更加随意。您的根更深厚。六月八日，又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这一天，诗人重新获得波兰作家协会会员身份。一九五一年在黑幕运作之下，曾经的作协主席约瑟夫·扬·什切潘斯基授予他的会员身份被悄悄地抹掉了。在文学博物馆，米沃什参观了关于自己的展览；与母校的毕业生们见了面；拜访了国家出版学院和《读者》出版社……米沃什精疲力尽，对接下来的日程丝毫提不起兴趣。一位准备采访他的女记者写道：“我们坐在格拉热娜和安杰伊·米沃什的家里。诗人看起来疲惫不堪。[……]此外，他毫不掩饰——对记者的厌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天呐，我真不喜欢，他们写我的样子。’他明显不想聊下去……”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弟弟安杰伊·米沃什与媒体打交道就容易得多了，不只是因为他不是报道的主角，还因为他本就活泼，也从不在意表现自己。对安杰伊来说，这段时间他甚为得意，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补偿吧，许多年来因为是米沃什的兄弟，他可遭了不少罪。当年社会学毕业后，他做了记者，在“波兰人电台”筹划青少年广播剧。一九五一年，安杰伊·米沃什不得不做出一个原则性的选择，要与兄弟“划清界限”才能暂保平安。他不同意，随后就丢了工作，因为所谓的狼票源自俄语。表示对个人职业生涯产生负面影响的档案文件。和档案记录已一落千丈。后来他加入了电影制作工作室，先当翻译写字幕，后来学会了摄像和剧本创作，又和自己的老板耶日·贝德纳尔一起拍摄完成了波兰第一部关于以色列的纪录片——《在地中海和红海之间》。一九六八年，因为不愿意指控贝德纳尔赤克，他再次被解雇。于是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格拉热娜·斯特鲁米沃一起想办法创业，到高加索旅行，在格鲁吉亚拍摄纪录片。安杰伊由此身心得到了双重满足，从父亲那儿继承的旅行爱好和对拍电影的热忱充分释放。一九八〇年他的才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认可，加入了波兰电视台的摄影队，前往伯克利，去拍一部关于自己兄弟的纪录片。从这时起，他们才可以“公开”联系，此前那次在巴黎的碰头却还得保密。一九六六年他们开始用“密文”通信。一九八〇年，安杰伊和格拉热娜去巴黎和勃艮第旅行，尽管局势已大有好转，但米沃什还未获得诺贝尔奖，回程时，他们车座下面塞满了“精神食粮”，还藏着……托尼·米沃什。如今，安杰伊，还是那么活泼，撸起袖子忙里忙外，陪伴在兄弟身边。他们一起从“波兰的”华沙出发，先去了克拉科夫，参加雅盖隆大学正在举行的《救赎》一书的研讨活动。图罗维奇、《普世周刊》、标志出版社和文学出版社都出席了这次活动。被团团围住的米沃什向记者们抱怨说：“我都不能在城里散散步（只有深夜十二点、一点左右，我才能在克拉科夫逛逛），所以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六月十日诗人抵达卢布林，在柴霍维奇的墓前领取了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仪式上，伊莱娜·斯瓦文斯卡致贺词，古斯塔夫·霍罗贝克、克日什托夫·科勒拜尔盖尔和达涅·奥勒布雷赫斯基背诵了他写的诗。还有人念诵了斯泰凡·维辛斯基在死前不久为此仪式专门写的一封贺信。红衣主教这样写道：他孤独地漫步在时光旅程中，也许时有挫折，但却总是给人带来这样的印象——这位经历了二十世纪风雨的男人，不想被哲学流派的思维技巧所束缚，不愿苟同社会上的芸芸众生，不困于一隅，不屈从于厚颜无耻又残酷无情的权贵。也许他就是“午夜的谏客”，是末代家族的呐喊——他受难的最终目的是拯救人类的自由。[……]上帝考验着每一个被禁锢的人。在孤独的探索中，这个叫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人经受住了考验。这段美轮美奂的文字，大量地引用《诗篇》和米沃什书中的内容，调子非常高，高到让穿着罩袍的米沃什备感不安。在天主教大学发表演讲时，米沃什试着阐述自己对教会的态度：我是媒介，某些特定的人类文明之音通过我来发声，在基督的感召下可以明辨善与恶。但是，我认为有必要澄清一点，我并不是天主教诗人。在文字中使用这一称谓的人，他的假设是，其他人，无一例外，都不是天主教徒。我深以为疑，因为这与Katholikos（此为希腊文。英文“天主教徒”的词根来自希腊语“Katholou”，此处的希腊文为形容词，原意为“普遍的”。）的词义不符，这个词本是形容普遍和广泛的特性。将人们区分开来，更容易看清，是什么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不再分离。就好像信教的人今天能在亲朋好友之中发现不信教的人，而不信教的人就必须随时假装怀有宗教信仰。我想，这两种人可以殊途同归和平共处，只要彼此尊重这个世界还有人类存在的奥秘[……]。不管如何自许，他们都是彼此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尊重就是相互鄙视的反证，对世界对人类，他们用自己追随的理论和教义都能找到满意的解答。我很荣幸，我的书适宜广义上的“虔诚之人”。可如果我专注于成为一个宗教作家，像西蒙娜·薇依和列夫·舍斯托夫那样，如果我翻译过或者在翻译圣经，那么我决不吝于袒露心声：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这些事情并非是做给（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职业天主教徒看的。在卢布林停留的日子为以后发生的事埋下了戏剧性的伏笔。这位被战后波兰教会最伟大人物祝福和致敬的诗人，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离世之时，“职业天主教徒”竟阻挠将他葬在克拉科夫的斯卡乌卡墓地（此处墓地为波兰名人墓），他们指责他没有信仰，不信圣经，也不信波兰。在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的操场上，米沃什与莱赫·瓦文萨并肩领取了奖章，该奖表彰他们对历史的开创性贡献。米沃什身上戴着两个团结工会的胸章，瓦文萨和以往一样带着圣母像。当主持人把名字错念成“切斯瓦夫·瓦文萨”时，两个人都笑了。工会主席说：“米沃什的行动比我们更早，比我更早。实际上，他的作品给我们带来了启迪。我差不多有两次坐下来，静听您的作品。”诗人回应道：“我崇拜莱赫·瓦文萨和波兰工人们。我的作品跟他们的奉献相比不算什么。”在卢布林天主教大学校长米奇斯瓦夫·克朗皮埃茨的办公室里，他们二人之间的对话简直与话剧剧本如出一辙：瓦文萨：更早以前我就开始崇拜您了。您是我学习的榜样。而且我更加感激您。也许我们所有人都要感激您。我们能拥有今天这般优势，而非其他窘态，完全是水到渠成，因此很难衡量谁的贡献更多或更少。701米沃什：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每一次合作都影响深远。知识分子根本没必要自视清高。安杰伊·米沃什：请暂停一下，这次交流必须配上一个更大一点的标识。（说完，他给诗人别上了一个大号的团结工会胸章）米沃什：为什么，刚才那个虽然小了点，但挺好看的。你干嘛要换……米沃什：我生来就不适合现在这种角色。昨天在演讲里我还提到，这件外套太大了。瓦文萨：实际上，您要知道，会慢慢习惯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手足无措，现在，只要不是那么刺耳，我都能听进去。米沃什：您得理解，我写过各种文章，有好的，也有差的。可现在却因为我名字的原因，要把它们都拿出来刊印。太丢脸了，让我脸红，耳朵根都红。但也只能咽下去。瓦文萨：是啊，这就是生活。有些事，根本就让人想不到。米沃什：顺其自然。我本身对身体力行的人、对做实事的人非常敬佩。我是个笔杆子。只会坐在房间里写点东西。我从来就没想过，我写的东西会被传颂。我曾以为，有十五个人会读就能算作传颂了。昨晚，当演员们朗读我的诗时，我深受感动。瓦文萨：早就有人这么做了。您知道吗，我也朗诵过您的作品。米沃什：好吧，但这一切带来的责任过于巨大。皇冠掉到了耳朵上，太大了。米沃什后来回忆，这次见面让他更加肯定，“瓦文萨将成为二十世纪波兰叱咤风云的人物，就像科希丘什科在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后，返回祖国领导反抗三国瓜分波兰的民族起义。那样”。六月十七日在格但斯克，他们又见面了。米沃什向纪念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罢工殉难的船厂工人纪念碑敬献花圈，他深情地对身边的工人们说：“如果你们只想着夺权，世界对你们的态度就会和对普通的政党一样，认为你们不过在玩弄权力的游戏而已，同时你们也就失去了那个吸引着不同国家、种族、民族的内核。也就没有了希望。”纪念碑上刻着米沃什翻译的《诗篇》第二十九首——主赐予子民力量，主赐予子民和平的祝福。还刻着《你受伤了》一诗的选段。字字句句，刻在这个浸透着鲜血的地方，读来更加铿锵有力。“我竭尽全力地摆脱诺贝尔奖带给我的麻烦，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名人效应。不久前有人在旧货市场上买到一张邮票送给了我，邮票上画着四个波兰人熟知的圣物符号：三重冠冕——代表维辛斯基主教，钥匙——指教皇，电动工具——指瓦文萨，书——是米沃什。”多年后他如是说道。米沃什努力想让自己的行程看起来更“私人化”一些，可处处簇拥着他的人群显然并不这样想。他们期待着诗人妙语连珠，讲出一些“刻意安排”的言辞，甚至在米沃什还没出现时，就为他写好了“热血沸腾的爱国主义”诗歌——这些诗米沃什现场可写不出来。而他自己，竟然“给很多人留下了傲慢、冷漠和不友好的印象”。让他别扭的不只是诗人地位的骤变，还有对待国家的态度。米沃什认为，这个国家的精神意识在从束缚中松绑下来后，又走回了民族主义右倾的老路。《白昼之光》的作者说得有道理吗？今天看，是有的。尽管我们知道，米沃什曾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满怀着反民族主义的愤恨情绪，但在自由波兰历经多年的痛苦教训之后，如果回过头重新审视米沃什的话，理解会比一九八一年时更加深刻。也许是因为数十年来他一直作为旁观者，与波兰内部环境保持着适度和理性的距离，反而对当代的消极情绪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一九八一年一月，在写给盖德罗伊奇的信中，他将自己的观点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我读过上百封从波兰寄来的信，我也和巴黎或者安阿伯的波兰人聊过天，那时候，我真觉得头皮一阵阵发麻。波兰的来信，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写的（其中有一封请愿信，请求我允许用“切斯瓦夫·米沃什”为童子军命名——可没过多久，他们就被命名为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童子军了），可以为波兰正在发生的巨大且本质性的改变佐证。在他们的文字里，波兰总被写成一个伟大的民族组织，国家被奉在圣坛之上，圣母像成了护佑国家的神权摆设。[……]我可做不了波兰民族主义的推动者，但他们，给我写信收集我签名的人，却硬要把这个头衔强加于我。他们从来就没想过，除了波兰天主教徒之外，我还会是其他角色。这个可怜的民族，一方面深受民族共产主义的莫查尔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家庭和教会层面对莫查尔学派进行民族主义式的批判，活脱脱一副汝尔丹模样莫里哀的讽刺喜剧《贵人迷》中的主角。汝尔丹是一个愚昧无知的暴发户，为了挤进贵族阶层，极尽巴结逢迎虚荣之能事，无所不用其极，最后甚至背叛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当不了本国的贵族，就当外国的贵族。，高谈论阔，野蛮生长的民族主义和弥赛亚主义已经深入骨髓还不自知。[……]我得想想，我能做点什么。毫无疑问我们俩必须得保持联系，并在这个问题上坦诚地交流意见，只有这样，你所代表的还有文化出版社这么多年来所代表的另一个波兰的模样，才不会被丢弃。因为，国家大义会吞噬掉一切，尽管它赞赏文化出版社为捍卫民族价值所做的贡献，但却不会记录下“文化”的真正立场。一九八一年六月，当他向黑压压的船厂工人们鞠躬致敬，当他与瓦文萨会面，当他见到“普通”读者时，看到“另一个波兰”的模样了吗？也许看到了。波兰处于战时状态时，他给安杰伊·瓦里茨基写过一封信，信中说：“可以认为[……]这个人性的、民主的、政治成熟和健全的团结工会，在瓦文萨的带领下将捍卫起新兴的民主波兰意志。[……]对我来说，这十六个月如五三宪法《五三宪法》被普遍认为是欧洲第一部、世界第二部成文宪法，是波兰王国为了拯救被第一次瓜分后的国家作出的改革尝试，但仅实施一年即被废除，接着波兰又被瓜分了两次。时期，满怀着对世界的美好向往，憧憬着波兰走向繁盛。可没过多久，波兰意志又会退到因蹂躏压迫遭受痛苦的民族主义上来。”无论是担惊受怕还是捕风捉影，恐惧重重之下，真实与谎言、高贵与卑劣、自由与枷锁、“无力的力量”与甘于暴力和权力党羽的软弱依然针锋相对。刚宣布实施战时状态时，米沃什在《纽约时报》上刊文道：“我不认为[……]，以团结工会为首的，发生在东欧国家的民主运动只是昙花一现。正相反——他们将公开或者秘密地长久存在下去，比我们这个世纪所有军政府的寿命加起来还长。”（本章原题：“皇冠掉到了耳朵上”）《历史学人》02已经出版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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