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大伟，写于2018年1月20日。
有学者提出，20世纪30年代以来，法律史学者在总结传统的中华法系的特点时，提出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观点，影响了半个世纪。[1]根据笔者的学习经历表明，在大多数法制史著作或教材中都有该观点。笔者写作本文并非在于讨论中国古代是否有诸法，或者是否分民刑，而只想讨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这一表述在语言逻辑上是否存在问题。
“民刑不分”，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没有类似于现代的民法与刑法的划分。按照这一内涵，假设法律分为民、刑的话，就有两类法律，如果不分的话，只有一类法律。
“诸法合体”或称“诸法合一”，是指许多法律并在一起。从逻辑上讲，诸法合体或诸法合一的前提是存在诸法，诸法是指存在许多种类的法律，而如前所述，如果认为古代法律是“民刑不分”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只有一类法律，那么在只有一类法律的情况下，怎么存在“诸法”？不存在诸法的情况下，就只有“一”了，那么又何谈“诸法合体”或“诸法合一”呢？
另外现代法制史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时，也是按照民法法系的思维进行研究，将中国古代的法律划分成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等若干分类。故法理学界有学者提出“在某种意义上，就法律而言，有中国特色的，恐怕只有中国法制史。……而法理学、刑法学，显然不是中国的。”[2]如按该观点，目前法制史研究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划分“部门法”，并按照法理学、部门法理论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现象，可能导致了一个结论：即中国法制史也不是中国的。
笔者本科学习的是历史学，后来自学法学的，因此在研究法律时，经常会以法律以外的视角进行考察，因此，便出现了上述问题的思考。在历史上，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实践，在法学研究领域中，是否可能形成外国理论和中国实践结合呢？如果法学研究，一直是将国外的理论不假思索地当成了推理的大前提，那么肯定是没办法结合的。当然，笔者也见到陈瑞华教授提倡的用社会科学研究方式研究法律，虽然社会科学理论基本上也是外国的，但是最起码使得法学研究著作、论文能让其他学科的人看懂，或者能让民法教授看懂刑法论文。
【注释】
[1]顾元：《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与法典体例——张晋藩教授“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理论述评》，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3期。
[2]於兴中：《法理学前沿》，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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