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孝文本纪》“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欲出周鼎，当有玉英见。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於是天子始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
《史记·封禅书》又有：“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卻复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
此事《汉书·郊祀》也说：“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决通于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
《史记》，《汉书》上说的是公元前164年，西汉孝文帝十六年时，有个前赵国人叫做新垣平，是个术士，会望风水气势，得到文帝的召见，与汉文帝说应当在渭水向南的地方建立五帝庙，说是：“周朝的九鼎失落在泗水，现在因为黄河决水改道与泗水相通，我望见了东北方汾阴那里有金宝的气直冲上天，这不是预兆周代的宝鼎将要重新出世了吗？还会有玉的吉祥宝贝出现来应兆，所以就要建庙和恭敬的迎接祥瑞”。于是汉文帝下旨在汾阴渭阳的黄河边上向南修建了五帝庙，崇尚赤帝，汉文帝还亲自以夏代郊祀的隆重礼仪前去祭祀。第二年，新垣平暗中叫人准备了个玉杯说好时间进献给皇帝，然后很玄乎的向汉文帝说“宫阙下面望见了有宝玉之气就要来了” 是预兆将出世九鼎的宝物玉英，果然，不多时日就传报有人进献玉杯，拿来一看，玉杯似古色古香的上面还刻着“人主延寿”四个字。汉文帝大喜，认为这正是应了宝鼎将要出世的吉兆，新垣平则又故弄玄虚，说：“我正在等太阳过了正午再重新回到正午时，这个吉兆才真的灵验”，新垣平大概已经串通好了主管天文的官员，欺骗汉文帝说，太阳的确过了正午又重返正午。于是汉文帝又听信了新垣平的鬼话，竟下令更改年号，将原先的第十七年变更为元年，并让天下百姓大吃大喝了一通，以示庆祝。
在这件事情中出现的“玉英”即刻字玉杯，是我们讨论的主要话题，这个玉杯是个什么样子，已不可能见到实物，但有可能依据史料做出一些分析和推断。首先，这个玉杯是新垣平拿来欺骗汉文帝用的所谓的“玉英”，即“欲出周鼎，当有玉英见”。这个代表“玉英”的玉杯一定不会是当时的普通玉器，而显然之前的与当时的玉器上，从未有出现过“人主延寿”的字样。能拿来欺骗皇帝的所谓宝贝玉英，可以肯定它至少外表会类似当时可能已知的周朝器物，“人主延寿”几个字，大概也是如鸟篆虫篆之类甚至还古的样子，否则不大可能蒙混过关，以至于令到皇帝有如此大的举措。
由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这个玉杯应是新垣平叫人仿形周代的玉器。那时距周鼎遗失的年代已在百年以上，《史记》说秦昭王五十二年，“取九鼎入秦”，但《史记·封禅书》又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那九鼎应当早在东周末年便已遗失。《汉书·郊祀志》也说：“周显王之四十二年……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秦始皇出巡经过彭城(今江苏徐州)时，曾派了上千人在泗水中打捞周鼎，但没有结果，这说明周鼎并没有“入秦”。新垣平当然认为“周鼎亡在泗水中”，这大约是公元前327年的事，相去年代已有160年，作为预兆周鼎出世的“玉英”看上去就不可能像新的一样，而越是老像大概才越能具有欺骗性。因此，这个仿造周代的的玉杯也几乎无疑的是被设法作旧过了。
以上对这玉杯的判断应接近史实。而制作这种玉器的行为与典型的清代乾隆帝作仿古彝器比较，就很清楚其中的区别。目的和用途不同时，所制作出来的玉器就会有不同的性质。
这个玉杯是汉代时的伪造古玉器。不说是“仿古”玉器而定性为伪造的，因为：一是之前并没有刻字“人主延寿”的，字是杜撰，那形制也就有杜撰，二是应被作旧过，三是其目的是用来欺骗获利，而不是好古而作。
这个玉杯是有史以来被明确的第一件伪造古玉器。它一出世就不同凡响，堪称天下第一伪器，不单是历史上第一，它的“玉英”假象欺骗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并直接导致出现改元的重大社会影响。一件伪玉器所能起的作用可说是空前绝后了。
现今通常认为制作伪古玉是唐宋以下的事，这种说法出自晚清的吴大溦：“唐宋以后仿制之器多，而求玉之真者不可辨焉”。较早说作伪的是明末的高濂，在其《遵生八签》中说：“近日吴中工巧、模拟汉宋螭玦钩环，用苍黄杂色边皮葱玉，或带淡墨色玉，如式琢成，伪乱古制，每得高值”，高濂似乎并不认为宋代以前有伪造古玉的，对唐宋工匠推崇备至，更未提及伪作二字。并认为“汉宋之物，入眼可识……孰知今人所不能者：双钩之法。形似稍可伪真，钩碾何法拟古？识者过目自别，奚以伪为？”。主要以做工分辨真赝，对形制不大在意。而我们将新垣平的玉杯定做伪古玉，主要依据它的形制，并将伪作古玉器的年代提早到了西汉初期。
无独有偶，这记载中最早的伪古玉，还有了作伪者的姓名留下，古代作伪玉器者为史所载是殊为罕见的事，自新垣平之后，大概到清代乾隆年间的玉工姚宗仁，承认其祖父作伪，才有了间接的记录。虽可以认为新垣平不会是玉工，但玉杯的形状和在上面所刻的字，显然非他的设计莫属，也就是伪作的主谋。现代作假者们大概可以找到他们的祖师爷了。
从研究玉器形制的角度看，新垣平采用玉杯作“玉英”的实物大概颇具心思，这种器物非纯礼器，带有实用与礼器双重属性，可以摆在案头，又可以拿来喝酒，时常见到。
类似玉杯这种器物远在良渚时期已经出现，《史记·宋微子世家》说：“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桮；为桮，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玉桮就是玉杯，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经使用玉杯。
能见到的西汉早期的刻字玉器虽然不多，如“皇后之玺”，但玉器上刻字的做法应当可以追溯很远，在良渚文化玉器上就发现过有类似文字的符号。如同古人在商周青铜器上有铸字的情形，就不能排除商周或更早的古人也会在玉器上刻字。至少新垣平敢搞刻字玉器并被认同，不会是毫无由来的。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玉器，汉代皇帝则可能有极重视玉器上出现吉祥词语的倾向，因此新垣平的事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后来的统治者，如佩戴刻有祈祷式文字的玉刚卯。从出土汉代镂雕“宜子孙”壁和故宫所藏“长乐”“益寿”玉璧也能得到证明。
玉器不同于天然玉石的本质，在于它包含了人类赋予的精神和技巧，当这种精神是来自投机取利时，它的属性就随之产生相应的情形。玉杯上的“人主延寿”词义虽浅显，却迎合了汉代帝王延续皇权的迫切心情，玉英也会引出九鼎，让统治名正言顺。新垣平之所以能放胆做出如此骗局，并因此而先捞了大便宜，与统治者的心态不无关系。《汉书·郊祀》说：“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动海内”，简直一时风头无俩。
但作假者的伎俩总有被拆穿的时候，《史记》“其岁，新垣平事觉，夷三族”，“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汉书》“后元年冬十月，新垣平诈觉，谋反，夷三族”。作伪者的极端心态：不思反悔却企图谋反，落了个倍受极刑祸殃族群的结局。也可见汉文帝受骗之后极其的恼怒情状，破例株连三族，震惊华夏，以至于后世法者多引以为例，还认为这是汉代文景之治的一个缺憾。
作为现代古玉的爱好者或者会认为这与玉的灵性也有关，那时的新垣平大概是用了上等的和田美玉去做了伪器行骗。玉如君子，岂容被如此玷污，天网恢恢，新垣平已永久的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伪造行骗者岂能不引以为戒。
古代仿古玉是包含了对前朝的继承与崇尚，而伪是特指强充前朝器物用以行骗取利的。其之间的差别在某种情况下界限会有模糊，如见到旧时的仿古器物，其形制与时代不符，一般并不容易区分出它的用途，或可从作旧与否及程度和做工的水平上作些分析。
从现代收藏的角度看，现代玉器与清代以前的古玉器并不是在一个评价系统里，凡手工碾制的清代以前的玉器，无论真伪或作旧与否，都可视为古董，具有收藏价值。如真有唐宋时期的伪古玉器，因十分罕见，可能收藏价值还要更高。这是因为传统的手工雕玉与现代机器工的加工难度，差别极大，而宋工的功力还要高于明清的工匠，尤如高濂《遵生八签》中说的：“碾法如刻，细入丝发，无隙败矩，工致极矣，尽矣。宋工制玉，发古之巧，形后之拙，无奈宋人焉”。
现代假仿用非和田玉的低等玉石，机器工模仿古玉器，又不择手段的作旧，就几乎毫无收藏价值。玉质还好又未作旧过的还可当一般工艺品。新旧玉器的差别极大，这在议论旧时的伪古玉时需要玩家做出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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