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在居家隔离也不忘陪你看社会的谷智轩。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在这里先祝各位劳动者们，节日快乐！既然是劳动节，我们就应景一下，聊点劳动者相关的话题。有一个工种，在各行各业无处不在，拿着最少的钱，干着最多的活，还背着最大的锅，他们就是——临时工。近年来，“临时工”上头条的次数可不少。但实际上，自从《劳动法》实施之后，“临时工”这个称谓，已经从法律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主要是“劳务派遣”这种用工形式。“劳务派遣”以用工灵活为特色，为企业节约了大量人力成本。然而，对于很多劳动者来说，“劳务派遣”却让他们被牢牢地绑在磨盘上。企业手持“劳务派遣”的鞭子，肆意压榨部分劳动者的价值，却不为他们的福祉承担任何责任。本期《轩讲》我们就来聊聊，“劳务派遣”是怎么回事？在我国，这种用工形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劳务派遣以前有很多种叫法，比如说劳动派遣、人才派遣、人才租赁、劳动力租赁等。我们平时说的劳动关系，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一个双边关系：你为我工作，我支付你报酬，并且履行作为雇主的各种法定义务。而劳务派遣，则是把这个双边关系，拆成了一个三边关系。劳务派遣机构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派遣机构又跟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把劳动者派到用工单位工作，收取费用。这样一来，就把雇主责任给一分为二了。派遣机构支付报酬、缴纳社保，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提供部分培训，而具体的管理，以及岗位技能的培训，则由用工单位承担。
相比标准的双边雇用关系，劳务派遣最大优势，就是可以“灵活用工”。什么叫“灵活用工”呢？我给翻译翻译，就是企业想用就用，想不用就不用。哪像那些有编制、有劳动合同的正式工，我要裁个员，就得千方百计找理由，一不当心还要赔钱。以后如果又要用人，还得重新招，又是一大笔钱。一旦可以“灵活用工”，企业的用工成本，或者说“不用工”的成本，就大幅降低了。成本低了，企业能挣的钱就多了；招人的顾忌少了，企业就愿意多用人，然后就业就上去了，社会就稳定了。所以，各国政府对劳务派遣的态度，一般都是比较友好的，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尤其如此。
劳务派遣在我国推广，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90年代开始，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城乡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解体，大量农民开始进城务工；在城市，国企改制则造成了大批职工下岗。两者一叠加，城市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为了解决这部分人的就业，国家不但开放民营资本和外资进入各种就业服务机构，还鼓励国企，尤其是下岗人数比较多的那种，自己设立劳务公司，把下岗职工招进来，派遣给别的企业，或者干脆派遣给自己。与此同时，为了精兵简政，提高效益，各大“体制内”单位，开始大量使用劳务派遣人员，从事“三性”，也就是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的工作。
供给和需求双双飞涨，劳务派遣市场自然是蓬勃发展。2008年，全国由劳动保障部门经办审批的相关机构，总共达到了18000多家。而2016年，这个数字超过了10万。那么，通过劳务派遣模式就业的人，有多少呢？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口径的官方数据，人力资源与保障部门的数据，2011年大概是3700万左右，占企业职工总数的13%，而全国总工会的数据，2010年的时候是6000多万。央企、国企是传统的派遣用工大户。根据国资委统计，2011年，我国 117 家央企共使用劳务派遣工216万，地方国企使用128万，总数为344万。根据总工会的调研，全部劳务派遣工中，有50%为国企使用，而电信系统中，职工总数的40%以上，都是劳务派遣工。
虽然行政部门和总工会的数据出入比较大，但大体上都能显示出一个结论：我国的劳务派遣市场发展迅猛，而且已经极为庞大。但是，与西方国家不同，在我国，推动劳务派遣高速发展的，不仅有市场需求，还有政府需求。劳务派遣这种模式，可以解决国家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由于劳动力供需失调，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因为政府对劳务派遣有所需求，所以在相关的立法和监管上，每迈出一步，都显得相当犹豫。到目前为止，我国涉及劳务派遣的法律，只有2007年通过的《劳动合同法》，以及2013年人保部根据《劳动合同法修正案》制定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而无论是相关调研，还是劳动者们的切身体会，都表明这两部法律，没能实现立法的预期目标。实践中的劳务派遣，要么规避法律，要么硬杠法律，不断突破“禁区”，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带来了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劳动者权益的损害。
劳务派遣这种模式，有两个天然的缺陷，一是同工不同酬，二是责任好推诿。而这两个缺陷背后的原因，都在于劳务派遣的“盈利模式”。用工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工，是为了节约人力成本。派遣机构招募人员对外派遣，是为了赚取利润。那么，在劳务派遣模式下，这些省下的成本、赚到的利润，到底是从哪儿生出来的呢？我们先说用工企业。前面说了，劳务派遣，为用工企业节约了大量“不用工”的成本，但这只是省下来的成本之一。许多企业，尤其是国企，为正式员工提供了很多“隐性”福利。这些东西，临时工肯定是没有的。再者，临时工也不涉及升职加薪，不需要“培养”，加班费、奖金、休假，统统可以打折，甚至没有，具体工作内容可以“自定义”，出了事还有劳务公司可以背锅。有记者曾经采访过中国铁建某公司的一名项目一线主管，对方用五个字，高度总结了企业喜欢用派遣工的原因——“便宜又好用”。可以说，用工企业对于劳务派遣工的需求，很大一部分，就是建立在“同工不同酬”之上的。
再来看劳务派遣机构。我们节目之前讲过“外卖平台”。派遣机构，基本功能和“外卖平台”相似，手里掌握着供给和需求两方的信息，它们要做的，就是将供需，更精准地匹配，完成商品的流转。外卖平台流转的是食品，而派遣机构流转的则是劳动力。只要“平台”上的用户量够大，企业总是能在需要的时候，找到想干活的劳动者，反之亦然。除此之外，派遣机构还会负责劳动者的资质审核，把工人“打包”送到用工单位，代用工单位向工人支付报酬。这跟外卖平台审核饭店资质，保证外卖送到家，代消费者付费给商家，本质上是一个套路。不过，相比外卖平台，派遣机构提供的服务，要多一项。劳动力不只是商品，也是人。因为劳动关系的不平等性，法律对于劳动者提供了特殊的保护，给用人单位增加了强制义务。要让劳动力完成自由流转，“平台”就必须扮演用人单位的角色，与劳动者签订两年以上的固定劳动合同，把这些义务给承接下来，还要在劳动者未受派遣期间，支付最低工资，为劳动者的生活托底。
之前的节目里讲过，“平台”的生财之道，在于两点。一在于“大”，只有平台够大，垄断渠道，才有一吃二、甚至一吃三的资本。这第二点，在于如何在供需用户之间玩平衡，携强欺弱。平台进行供需匹配，再提供配套服务，这些都是成本，要从用户身上赚回来的。如果商品供大于求，这笔钱就问供给方收；求大于供，就向需求方收。收钱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什么推广费、服务费、佣金抽成，套路有的是。国内的劳务派遣机构，目前已经超过了10万家。那些排名靠前的龙头企业，比如国字头的中智集团、上海外服、北京外企，派遣人数可以达百万之众，而剩下来的10万 散兵游勇，可以说鱼龙混杂，绝大部分，只是十来个员工的小企业，甚至“一人跑业务、一人接电话”的现象都很普遍。有些劳务公司，一台电脑、一张办公桌、一部电话、一张招工广告牌，就是它们全部的固定资产了。总而言之，绝大部分的劳务公司，跟“大”这个字根本沾不上边。它们要挣到钱，基本上只有“携强欺弱”一条途径。
劳动力市场中，高端市场，基本上是大型劳务派遣企业的天下，而低端市场，在我国，则长期处于供远大于求的状态。所以，作为需求方的用工企业，才是“爸爸”，中小型派遣企业的利润，只能从供给方——也就是派遣工身上去捞。“平台”吸引消费者的方法，无非是打折促销；劳务公司用来吸引用工企业的，无非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服务费。同时，它们还要尽可能满足用工企业的特殊需求，甚至是一些非法需求。比如说，用工企业可以设定招人指标，根据劳务公司满足了多少指标，给奖励费。再比如说，要求劳务公司帮企业“挂靠”劳动关系，甚至“转签”正式工，把本来应该由用工企业雇用的人，代由派遣机构雇用，硬生生把“正式工”，伪造成“临时工”。相对的，它们要盈利，就得从派遣工身上捞到更多。
劳务公司收取的费用，包括了用工企业给的服务费，以及给派遣工人的工资和社保金。后面这一部分，法律规定是不能动的，但这也难不住他们。它们可以通过在劳务派遣协议中做手脚，把明面上的服务费和工人报酬的比例调整一下。反正对用工企业来说，他们付的钱总数是一样的就行。它们也可以在劳动合同上做手脚，通过试用期，签订“自愿不缴纳社会保险说明书”，以及用工地与派遣地的收入、社保标准不同等方法，来侵吞派遣工的收入。劳务派遣工，不给交社保是常态。有学者调研了河南焦作的500多名劳务派遣工人，发现只有三成是缴了社保的，而这三成里面，又只有三成，是五险交齐的。
到这里，到派遣工手上的钱，已经少了一大块。可事情还没完。有些派遣工，不是劳务公司直接招募的。劳务公司和派遣工之间，还有层层劳务中介，甚至是非法的黄牛。在一些劳动力密集产业集中的地方，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景象：一条中介巷，集中了上百家劳务中介，黄牛遍地。求职的人一出现，就有一大推人去搭讪，吹嘘各种工作机会，谈拢以后，就把求职者拉到一侧“集散地”候着。每天固定时间，黄牛和中介就把自己带来的劳力，送到劳务公司的摊位，工作人员登记清点，凑够一车，就拉到公司面试，再一车车给用工单位送去。最后，劳务公司按人头，向带人过来的中介和黄牛结算费用。这个过程中，派遣工基本上是对劳务公司和用工单位信息一无所知，更不清楚自己该拿的钱是多少，大多数时候，连“货比三家”都做不到。而劳务公司不但可以靠数量众多的中介和黄牛拿到足够的人，还能靠这些不受《劳动法》约束的个体户、流动户，规避法律，逃避监管。而这些中介、黄牛赚的钱，也需要变相从派遣工该拿的钱中克扣下来。这些人，通常会代劳务公司付钱给工人，顺手截留一部分，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派遣工也不傻。如果到手的钱太少，或者对用工企业有了更多了解，他们很可能就不干了。为了保证他们能干满用工期，劳务公司又设计出“返费”这种模式，即除了正式工资之外，如果派遣工在厂子里干满一段时间，没有什么旷工违纪，劳务公司就会给一笔奖励。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方面，能不能拿到这笔钱，由用工单位和劳务公司共同说了算。“返费”一般不会写进合同里，而且执行标准模糊。什么叫违纪、怎么打卡？还不是工厂说了算么。在职多少天，几个工作日，到底是指多长的工作时间，每天要工作几个小时？“返费”名单怎么出、什么时候出？这些东西，可操作的空间太大了。很少有按照字面意思，准时、准额给钱的“良心中介”。有的派遣工，招工信息上写55天，实际四个月才拿到“返费”。另一方面，其实这返费，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劳务公司拿来做“返费”的，一部分是用工企业给的奖励费。企业为什么愿意出这笔钱？因为这样，他们就有了更好控制工人的手段。有些派遣工受了委屈，做了过量的工作，但想到再坚持几天就能拿“返费”，就会忍下来。“返费”中的另一部分，来自劳务公司未缴的社保金，而且这部分，要占到“返费”的一半。换句话说，这些所谓的奖励，要么来自劳动者承受的苦难，要么来自劳动者本就应得的福利。而这些东西，反被用作了用工企业和劳务公司进一步控制工人、剥削剩余价值的工具。
经过劳务公司和中介、黄牛的层层盘剥，用工单位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和社保，最后能到劳动者手里的，有个三四成就不错了。本来，用工单位使用劳务派遣工的原因，就是为了省钱。这个省钱，还是建立在给劳务公司交了服务费的基础上的。而劳务公司，以及与他们沆瀣一气的中介、黄牛，还要进一步从派遣工身上榨出利润。这些，全部都要靠“同工不同酬”和“推诿责任”来实现。换句话说，如果“同工同酬”了，“履行责任”了，还要劳务派遣干嘛？直接雇人不就得了？不只是企业，就连立法者也是同样的看法。前面说了，“劳务派遣”在我国，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有它存在的社会价值。为了保证“劳务派遣”模式，能持续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尽管立法有缺陷，监管有漏洞，但长期以来，这种牺牲劳动者权益换就业的做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默许。那么，“劳务派遣”这种“灵活用工”模式，是不是只有“剥削劳动者”一种盈利模式？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劳务派遣”作为一种“平台式”的服务，它的盈利点，应该是“效率”，是劳动市场供需精确匹配、劳动力流转顺畅、“供应链”高效稳健，带来的劳动力整体使用效率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企业、派遣机构、劳动者的三方共赢，而不是两方得利，一方受损。那么，有什么方法，能让“劳务派遣”，回到正确的使用方式上吗？我在这里，提出一点自己不成熟的想法，也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建言献策。
首先，“平台”必须达到一定规模，才能提升效率。所以，“劳务派遣”机构，一定要“大”。在我看来，国内99%的劳务公司，都是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存在的。保留百家、甚至十家左右的派遣企业，不但可以保证每个“平台”的用户量，减少求职者寻找信息的障碍，还更有利于政府集中火力去监管。多部门联合，可以约谈某几个龙头企业的主管，但对10万 以上的中小企业，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其实，“平台类”企业，本身就有很强的兼并动力，它们的生态，就是“大鱼吃小鱼”，不断变大。但在劳务派遣领域，这个兼并扩张的趋势，却受到了阻碍。像“中介巷”这类充斥着各种中介、黄牛的劳动力集市，依然大量存在。一些大型的蓝领平台不是没有尝试过吞并这些小中介，但是它们的大部分尝试都失败了。有些是因为遭到了这些下游组织的集体反抗，有些是因为“地方保护主义”及其背后的利益输送。所以，光靠大型劳务派遣企业自己，恐怕还无法实现劳务派遣市场生态的转变，政府必须要在上面添一把柴，加一把火。比如说，通过立法，大幅增加劳务派遣机构的准入门槛，同时建立退出机制，定期撤销不达标者的许可证。而大型劳务派遣企业进步一坐大之后，政府更要严格履行监管责任，严防企业利用垄断地位不当得利，并保证“平台”上劳务供需信息、流转信息的透明度，防止市场机制失灵。同时，要确保这些大型派遣企业，为与之订立劳动合同的派遣人员，提供非派遣时期的工资保障，并且像一个真正的企业一样，为派遣人员提供人才培养和晋升空间，随着派遣时间的增长以及技能积累，调整派遣岗位，增加派遣待遇。
对于用工企业来说，资本总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能省的钱是一定要省的，不能省的钱，也是要省的。而劳务派遣，只是在用工上省钱的一种方式。哪怕是有正式劳动关系的“合同工”，都能分出有编制、没编制，集团职工、下属企业职工等三六九等。而且，还有“密薪制”这一利器，让“同工同酬”永远成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而相比“合同工”，“派遣工”又进一步省了不少钱，但有的企业仍嫌不够，连“劳务派遣”协议都不签，而是跟劳务公司，签订“服务外包合同”，把“派遣工”变成“外包工”。或者更绝，让劳动者自己设一个“个人独资企业”，把劳动关系，转成“合作关系”。这样一来，《劳动法》就彻底管不到企业了。这些都还至少有个合同，有些“临时工”，什么合同都没有，费用日结，给你多少就多少，拿钱走人，拿不到也得走人。所以，对用工单位而言，问题不在“劳务派遣”，也不在纸面上的法律怎么规定，而在于资本与劳动力之间，权力的巨大不对称性。而要解决问题的重点，也在于要扭转这种不对称性，平衡劳资关系，让劳资双方，可以在一个更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博弈。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同一家劳务公司，以及同一家用工单位的派遣工、外包工、合作工组织起来，互通有无，互帮互助，与劳务公司或用工单位进行集体“协商”，主张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权益。而政府，也应该鼓励，甚至强制要求成立此类组织。
我一直认为，一种商业模式，如果只能以剥削劳动者作为盈利点，那它就不应该存在。劳务派遣不能只用来解决问题，更不能带来更多问题，而是必须要真真正正地为劳动者带来福利。劳动者的要求，从来都不高，劳有所得，糊得了口，养得起家，可以有尊严地活着，有尊严地老去。只有满足了这些要求，劳务派遣这种模式，才有存在下去的必要。我们的节目，讲过下岗职工，讲过农民工，讲过城乡之别，讲过教育分流。时代的一粒沙，压在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时代大山下的第一代劳动者们，已然老去，而第二代劳动者们，正在老去。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因时代背景所迫，而不得不选择了劳务派遣作为谋生之道。他们并未享受到改革的红利，而如今却依然在为此付出代价。用正确的方式打开“劳务派遣”，让他们得到他们所应得的，一刻都不能缓。
节目最后，又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吟唱环节了：观察者网是一家独立而负责任的新闻网站，你们的肯定是我们前进路上最大的动力，很高兴可以与大家在新闻战线上并肩作战，现在加入或者续费观察员，使用我的邀请码007可立减十元，另外大家一直想要的观网定制徽章安排上了，一套五枚，限量2000份，全国包邮，领完即止，大家赶紧行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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