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文献来源：Chibber, V. (2005). The politics of a miracle: Class interests and state power in Korean developmentalism. In D. Coates (Ed.),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varieties of approaches (pp. 122–13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作者简介：Vivek Chibber 纽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Vivek Chibber
导言
本文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视角引入对发展主义国家模式的分析当中，并对国家中心主义范式下对韩国国家自主性的强调提出了批评，作者指出发展主义模式依然是一种国家-资本联盟，只有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发展主义模式才可能有效运行。
作者在文章开头梳理了学界对韩国奇迹发展的不同解释。总的来说，学界对韩国经济奇迹的学术解释经历了从市场中心主义向国家中心主义的转变。由于韩国经济奇迹进入学术界讨论的时间与新自由主义的扩张时代重合，因此第一批对韩国经济奇迹进行解释的学者持市场中心主义范式，强调韩国政府有效利用市场力量。然而，韩国案例并不符合市场中心主义的假设，市场中心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但是发展主义时代的韩国政府则对经济运行实行了高度集中化的经济指导计划。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家中心主义范式替代了市场中心主义范式，成为了学界关于发展型国家的主流观点。国家中心主义范式强调国家调控的正面意义，认为韩国高效的国家机器与经济指导计划推动了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作者认为，国家中心主义范式虽然正确把握了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并没有有效地说明韩国的发展主义模式与国家的经济指导计划的前提。国家中心主义范式认为韩国国家机器在国家具有独立于资本的高度自主性，并在国家-资本关系中占据绝对优势。针对这一点，作者指出，韩国政府并不具备国家中心主义范式主张的高度自主性，并依然受到资本家阶级的限制。
本文主张
作者认为，国家中心主义范式对韩国国家自主性的论证并不足以支撑其观点。支持国家中心主义范式的学者（以下简称国家主义者）认为，以下三个条件使得韩国国家机器拥有独立于资产阶级的自主性，并有效推动经济发展：
（1）韩国拥有一个高效、集中的官僚体系以高效地执行其政策，拥有较强的国家能力。
（2）韩国资产阶级的规模与力量较小，无法有效制衡国家机器。
（3）韩国政府垄断了金融信贷体系，因此可以有效控制资产阶级。
作者对以上三个观点一一进行了回应：
（1）韩国拥有高效，集中的官僚机器与较强的国家能力，作者承认国家能力对经济奇迹的发展十分重要，高效的国家机器使得韩国政府可以有效贯彻经济指导计划，并镇压劳工运动。在这点上，作者与国家主义者没有分歧。
（2）韩国资产阶级的规模并不小。与发达国家相比，韩国资产阶级规模较小。但是从工业产值来看，韩国资产阶级的规模与同时期许多发展中国家相当，另一方面，韩国的资本更加集中，这在逻辑上加强了资产阶级进行集体行动的条件。因此，作者并不认同国家主义者的这一观点。
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产值
（3）韩国政府对金融信贷的垄断增强了韩国国家机器对具体企业的权力，但是并不意味着韩国国家机器可以借此控制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实际上，金融信贷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起杠杆作用，这意味着只有在商业预期良好，资本家有融资需求的时候，金融信贷才对资产阶级有价值。如果经济指导政策无法为资本家带来良好的积累环境，国家对金融信贷的垄断就没有意义。因此，作者认为国家对金融信贷的垄断不足以论证国家的自主性。
作者认为，在韩国发展主义时期，政府与资产阶级形成了联盟，朴正熙政权为韩国资本创造商业信心，助推资本积累。在商业预期良好的前提下，高效的官僚系统与对金融信贷的垄断使得韩国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可以对资产阶级实行有效管制。由于良好的商业预期，资产阶级获得了大量的利润以促进资本积累，因此国家对具体企业的管制与惩罚不会导致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继续支持发展主义。
经验研究：韩国出口导向工业化（ELI）的兴衰
为证明上述主张，作者对韩国发展主义时期的主要积累模式，即出口导向工业化（ELI）模式的建立与解体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在ELI模式建立初期，韩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独自应对国际市场的挑战，因此选择与国家合作。而在ELI模式的晚期，韩国资产阶级摆脱了对发展主义国家的依赖，因此也不再容忍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管制，这最终导致了发展主义模式的解体。
ELI模式的兴起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60年代的韩国陷入进口替代工业化（ISI）模式的瓶颈，出现外汇短缺的困境。在这个背景下，日本制造业开始向外转移，许多日本企业与韩国资本合作，推动韩国出口导向的轻加工产业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政府对这一政策予以支持，形成了基于ELI模式的国家-资本联盟。
在ELI发展模式的早期，由于企业规模小，如果要进入竞争激烈、高商品质量要求但是能够带来丰厚利润的外贸产业，韩国资产阶级的容错率很低，于是资产阶级选择与国家结成同盟，以进入海外市场。在这一背景下，韩国政府垄断了金融信贷资源，并针对企业制定严格的支持与奖惩制度，以推动发展主义模式。虽然发展主义模式下的经济指导计划对资产阶级进行了严苛的限制，但是由于韩国资本得以进入利润丰厚的海外市场，韩国资产阶级并不反对这一政策。
ELI模式的解体
然而，出口导向政策的巨大成功与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最终导致发展主义模式走向了解体。作者认为，这一模式解体的原因主要有两点：1、企业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会容忍政府的严苛管制，随着韩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这一条件逐渐消失。2、韩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之后，美国政府对其施加压力要求韩国推动政治与经济自由化。主流观点认为，在70年代之后，许多企业接手了大量重工业并发展为大型财阀（chaebol），获得了大量财富，这使得国家对企业的依赖性增强，并改变了国家-资本的相对权力。然而，作者认为只要财阀仍然需要国家的信贷与政策支持，国家就能够维持对财阀的控制。真正使得资产阶级开始试图打破发展主义模式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开始摆脱对国家的依赖。
作者指出，到了80年代晚期，韩国财阀在科研、信贷方面已经基本摆脱了对国家的依赖。到80年代末期，韩国的私人技术研发机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国家的研发机构、同时韩国资本与海外资本与私人银行的联系也大大削弱了国家的信贷控制对企业的约束。另外，财阀通过横向与纵向一体化减少了与其他企业（包括竞争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协调的需求，这使得国家指导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
同时，美国的压力也成为ELI模式解体的诱因。在冷战时期，由于地缘政治上的考量，美国可以容忍韩国ELI模式下的贸易保护政策，但是当冷战威胁消退后，美国就开始对韩国施加压力。同时，在这一时期，韩国政府与资产阶级的同盟也开始出现裂痕，由于不满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资产阶级转而选择与美国结成联盟。财阀以游说方式支持美国的自由化主张，攻击经济指导计划。最终，作为加入OECD的条件，韩国总统卢泰愚同意了自由化转型。90年代初期，卢泰愚的继任者金泳三希望抵抗自由化政策并限制财阀进入金融领域。这一政策招致了财阀的反对，1993年年初，韩国的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迅速下降。这使得金泳三向财阀妥协，进一步推动自由化政策。自由化最终导致韩国ELI版本的发展主义模式最终解体。
结语
本文将阶级分析的视角带回发展型国家的研究中，证明了韩国的经济奇迹并不意味着韩国政府拥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能力以使得其拥有独立于资产阶级的自主性或相对于资产阶级的强势地位。韩国特殊的发展主义模式拥有以下两个前提：首先，国家机器与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共同运转一个高资本积累率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韩国资产阶级支持发展型国家的前提。其次，韩国的国家精英有足够的意愿与国家能力以建设一个可以帮助资产阶级高效完成资本积累的发展主义模式。
作者同时认为，阶级分析可以为VoC（Varieties of Capitalism）范式的研究提供一些帮助。VoC范式的研究强调制度因素对资本主义积累动态与经济主体相互关系的影响，而阶级分析则更强调积累动态与阶级因素对制度的影响。作者认为，应当允许两大范式进行有效的学术交流与争论，以促进双方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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