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多朝代都有地方官对抗中央的例子，到了明清时期，这种现象基本就没出现过，晚清最后几年，各省份闻风而动参与革命，其性质和纯粹的造反又有一定的区别。
以清朝为例，在清初、中期，中央对地方督抚的控制驾驭是卓有成效的。这种控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分散地方军政官员的权力，大小掣肘相制，从而形成对督抚的有效制衡。清代对明代省级地方行政制度加以改进，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各省除了给督抚委以大权外，同时又设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等分掌民政、财政、司法、军事等方面的事宜。
督抚有权节制监督藩、臬、提、镇，此为以大治小。同时，藩、臬、提、镇所具体掌管的军政事权又相对分散，并非总督、巡抚所能全部支配。尤其是雍正朝以后的藩、臬、提、镇等地方官员均有了密折上奏的特权，所以，中央对督抚又可以做到以小制大。
督抚的权力虽大，但是两司、提、镇并非私有衙门。承宣布政使隶属于吏部和户部，提刑按察使隶属于刑部，提、镇有属于兵部，通俗的说，他们的真正上司是中央六部，权力是独立的，不是督抚都能干预的，只有部臣才有管辖职权，督抚不过是起到了监督的作用。
所以，督抚要想大权独揽，除非将其他官员降为属官不可，而如此一来，中央权威就无从谈起。另外，总督、巡抚之间往往也有争斗牵制，在这类大小牵制中，督抚就难以构成独立的地方权力中心，不能为所欲为和自我为政，因此更易于为朝廷控制。
第二，重用旗人。这是清廷加强对地方督抚控制的另一种形式。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统治政权，任用较多的满人、蒙古人、汉军旗人担任督抚，这即是历史造成的原因，更是统治者的现实需要，任用他们自然较汉人更忠实于朝廷，更能得到较好的驾驭。
第三，题折密奏也是中央对地方督抚实行长控远驭的方式之一。地方有事，督抚必须奉旨而行。清袭明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公文联系，主要通过地方高级官员向皇帝的题奏和皇帝下达的谕旨来实现的。
总督、巡抚不仅拥有题本、奏本的权力，而且雍正朝还实行了密折奏报制度。雍正帝就指示：一切地方之弊，吏治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伍是否整饬等等均可向他题奏密折。
雍正也可以用朱批的方式对地方督抚进行直接的指示，从而抛开六部，由皇帝对地方督抚进行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雍正以后的历代皇帝又特许藩、臬、提、镇等地方中级官员也拥有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要求这些官员充当耳目，防止督抚欺瞒徇私，在这种政策之下，莫说是割地自立，就连违法的事情也不敢随便为之。
由于以上三种方式的控制，在清初、中期，督抚在体制上基本没有独立活动的余地，只能完全听命以朝廷，实际上就是完全听命于皇帝本人。
清朝对督抚制度的设计和运作，保证了皇帝的乾纲独断与高度的中央集权。在诸多因素的制约下，直至太平天国时期，地方督抚都循规蹈矩，唯唯诺诺，毫无开拓精神可言。
即便是到了太平天国后期，中央权威下降的时候，那时的曾国藩，以至后来的李鸿章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即使他们都起来造反，也面临着诸多的制约，其成功率也不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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