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朝赈绝大部分都是因水灾而施予的，到了清朝后期，湖南年年有灾，但有些年份有灾无赈。比方说光绪二十四年（1898）夏天，洞庭湖滨湖州县发大水，朝廷不但没有给予朝赈，并且耐人寻味的是，还从此停止了多年沿袭的旧制，不再对洞庭湖水灾地区笼统地给予蠲免钱粮。百日维新期间，湖南是最激进的省份，办理新政不遗余力，湖南人谭嗣同又列戊戌六君子之首。这也许是心存怨毒的慈禧对湖南采取的惩罚性措施。
官赈是由地方官主持和提供赈源，这往往是赈灾过程中最直接的主体，在发生局部性灾害而朝赈不施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民赈。清朝依然有许多乡绅施粥赈粮，行善救荒。道光二十九年（1849）秋天，永顺发生了灾荒，乡绅王大任减价卖出仓谷，不够，又去外地买米煮粥，救济乡邻。
清朝后期，以熊希龄为代表的近代慈善家开始崭露头角，活跃于赈务界。他们无偿施赈，不求回报，不同于传统社会纳粟纳赀、捐官鬻爵的富豪，也不希冀朝廷封赏、官府表彰；他们以博爱仁慈为宗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同乡会仅仅出于桑梓之情。他们的出现，是清朝后期湖南民赈的一大时代特色。
根据施赈方式和举措，赈灾形式也可以分为多种。清代赈灾的措施基本上没有超过历代，主要还是急赈、平粜、蠲缓、赈贷、工赈等方式。
乾隆七年（1742）湘阴大水，知县徐梁栋在县城开常平仓平粜，还运送谷米数千石去往新市、长乐、河夹塘。乾隆中兴宁县这一年收成不好，知县福隆阿发仓减粜，那些贫困没有资产的人家因此得以不饿肚子。嘉庆六年（1801）湘乡米价昂贵，知县樊寅捷劝谕绅士民众减价平粜。酃县发生了饥荒，粮食价格昂贵，知县林愈蕃亲自来到粜场，主持平粜，但是仓储有限，每户只能粜谷三斗，林愈蕃因此写下了一首《粜场》诗：
生意苍天厚，穷檐赤子多。
一家方鬴罄，三斗奈饥何！
顾尔诚酸恻，环予忍谯诃，
悬思监门郑，血泣几滂沱！
诗句生动说明了平粜的局限性。官方平粜，虽然能抑制米价，让灾民买到平价米，但如果官方储米有限，像诗里说的，每户才能买到三斗，这对于饥肠辘辘的灾民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于此对照，康熙时湘阴知县熊学能就没有机械地理解平粜政策，而是很善于运用市场价值规律移粟就民。某年湘阴遭了水灾，谷子的价格非常高，官府平粜。想抑制价格，仓储不足，反而让价格变得更加高昂，因此知县熊学能公开告示，加倍提高谷米的价格。远近的商人听说这儿的米卖得贵，纷纷载米前来，“货到地头死”，商品一旦多了，不消官府再采取什么措施，没过多久，价格自然而然地便宜下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工赈有了新的内容。由于近代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的出现，灾民们除了从事传统的筑堤疏河之外，还可以开矿筑路，或者进入贫民工厂做工，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廉价劳动力。光绪二十一年（1895）浏阳大旱，谷物没有收成，湖南巡抚陈宝箴请欧阳中鹄主持赈灾。在谭嗣同的协助下，欧阳中鹄招了许多灾民去南乡采煤，以工代赈。此外，清末湖南灾民也加入了修筑粤汉铁路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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