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坛“忍冬草”金大中说过一句话：“只有我自己能够决定我的幸运与不幸。”
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人的不幸是自己造成的。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萧红，一生经历九曲回肠，不幸似乎成了她的宿命。
一
1911年农历端午节，萧红（原名张乃莹）出生在哈尔滨市呼兰县一个官宦家庭，父亲张庭举担任过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长等职，但却是个思想上极为保守的封建家长。萧红出生的日期被迷信的人认为是命贱不祥，又是个女孩，因此，一出生就遭到嫌弃与鄙夷。她14岁时父亲就给她订亲了，未婚夫汪恩甲是当地军阀的儿子。一开始萧红也愿意跟汪恩甲交往，两人关系较为融洽，但久处之后，萧红发现汪恩甲吸大烟，便渐渐疏远。17岁时，萧红认识了远房表哥、哈尔滨政法大学的学生陆振舜。陆已经在包办婚姻下成家，但洋溢着更多的新知识青年的精神风貌。两相对比，头脑简单、思想单纯的萧红，在感情上渐渐倾向于前者。19岁时，萧红恳求父亲解除与汪的婚约。在那个时代，解除婚约，对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及整个家族的声誉和形象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张庭举坚决不同意，并加紧进行这场婚礼。
少女时期的萧红
年轻大胆的萧红选择了逃婚。当时陆振舜在北平读书，曾写信催促萧红同去，萧红逃离家庭，奔赴北平，跟陆振舜住在一起。这一举动，招致三个家庭的极大恼怒：陆振舜已经成家，陆家坚决不同意陆振舜跟萧红在一起；汪家面对准儿媳与别的男人私奔，愤恨地与张家解除婚约；张家更是对萧红这个败坏家门的行为感到羞耻，恨不得把她逐出族谱。想不到，萧红的这一举动，造成了后半生的颠沛流离和悲惨不幸的结局。
在奔赴北平的路途中，萧红怀着少女般纯美的心憧憬着与陆振舜组成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到北平后，陆振舜对她照顾颇周，两人感情很好，但陆家断绝了陆振舜的经济来源，经济上日益拮据，顶不住家庭和生活的压力，在1931年春节前后，两人结束了这一段遭到双方家庭坚决反对、且在没有经济来源的生活压力下不得不结束的爱情。
回到家里后，父亲把她送回农村老家看守。她的伯父商议把她勒死埋掉，以免再给张家带来祸端，萧红再次选择出逃。上一次是逃婚，这一次是逃命。上一次的出逃导致家人对她的仇恨，这一次的出逃，导致直接被开除族谱。多少年后，萧红在回忆时仍认为：“那样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个极端父亲的豢养。”
二
逃离家庭后无处可去，萧红找到汪恩甲，汪、萧二人在东兴顺旅馆开始同居生活。汪家坚决反对汪再跟萧红在一起，汪恩甲本想说服家里接受萧红，但汪家直接断绝了对汪恩甲的经济资助。1932年6月，两人欠下旅馆600多块大洋，汪恩甲让萧红留下，自己回家拿钱。此时，她已怀孕6个月。久久等不到汪恩甲回来，旅店老板声言要把她卖到妓院，绝望无助的萧红写信给哈尔滨的《国际协报》求救。萧红对汪恩甲极为失望，认为他是弃她而去，把她一个孕妇抵押在旅馆逃债。事实上，汪恩甲确实是要回家拿钱，但在返回旅馆的途中被坏人杀害。
没想到，《国际协报》果真派人去东兴顺旅馆看望了萧红。这是萧军与萧红的初识。萧军去看望了萧红，她破旧的书桌上散乱地铺着几本书，单板床上散落着写满文字的稿纸，萧军顺手拿起一张，只见那几行清秀的文字在跳跃：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来了！去年的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三
如此清丽、如此恬静、如此沉重的文字竟出自于眼前这个挺着肚子蜷缩在角落里的女子。萧军是个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作家，在欣赏她的诗作之余，更同情于她那悲情的遭遇，从那一刻起，萧军感觉到“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那一天，他们的爱情降临了。
萧军对萧红说：“和我在一起，你所得苦难都将成为过去。”不幸的萧红从那些遭遇大洪水冲击的不幸人群中感受到幸运——她所在的旅馆被淹没，老板和大多数旅客都外出逃命，萧红趁此逃离了那个旅馆，逃脱了那笔债务，去往萧军那里开始了一段新的同居生活。自此，她在萧军的指导下，走向了文学生涯，与萧军合为二萧。
萧红与萧军的合影
萧红曾说那是一段“没有青春只有贫困”的生活。和萧军在一起后不久，萧军就失去了工作，两人连个住处都找不到，经常是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甚至是，在萧红去医院分娩时，都没有交住院的钱，好在萧军拿着刀子逼着医生帮她生下孩子。萧红说，那段“没有青春只有贫困”的生活，却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极度贫乏的物质生活，挡不住他们精神世界的丰盈，这一时期，萧军和萧红分别都诞出了各自的作品：《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萧军把他们的作品寄给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得到鲁迅先生的肯定和好评。
1934年底，二萧辗转来到上海，投奔鲁迅先生。在鲁迅的帮助下，二萧出版了他们的两部作品。文学上初步成功后，二萧的经济生活得到较大的改善。有人说，感情如陈酿的酒，越窖越香，世间不乏轰轰烈烈、义无反顾的爱情，但这常常呈现在相爱的最初阶段，很少能在甜蜜的阶段过后再酿得香醇可口，更多的却是甜香散尽，中了钱钟书“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这样一逃不脱的魔咒。贫贱夫妻百事哀，没有经济基础的感情很难逃得过岁月的无情逼迫，但有了经济基础的感情仍未必就能维持曾经患难与共的感情，甚至更容易遭受岁月的腐蚀。
敏感、柔弱的萧红感觉到萧军在和一名陈姓女子明铺暗盖，无所顾忌。奔放豪爽的萧军只觉得，那个陈姓女子需要他的慷慨关怀和保护，而帮助别人从来都是他义不容辞的义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遇到的女人总是那么孤单，那么需要爱，而我的个性是不愿意让别人失望。”面对如此“乐善好施”的萧军，萧红明显感觉到宿命的循环——自己仍然是被抛弃的那个酸涩的苦命姑娘吗？
四
在鲁迅等人的建议下，1936年7月，二萧商定先分开一段时间，约定一年后再来上海相聚。在赴日本的游船上，萧红就已抑制不住思念的心绪提笔写信给萧军：“海上的颜色已经变成黑蓝了，我站在船尾，我望着海，我想：这若是我一个人，我怎敢渡过这样的大海！”那个曾经独立大胆的逃出家门的萧红，在经历过两段苦涩的感情后，跌入人生境遇的谷底，是萧军施以英雄般的力量拯救了身陷绝境的萧红，那一刻起，萧红就已经决定完全把自己的身心交给这个拯救了她的性命和欲念的男人。
她对他的爱永远超过对自己。甚至是在隔着海域的日本，病体缠身的萧红不改痴心，仍把自己寄托在时时的思念上，把思念寄托在日日寄出的信上，把信寄托在萧军的“乐善好施”上。每次对萧军生活上的嘱托，都只会让萧军“她关心我的太多，这使我很不舒服，甚至感到厌烦。”当感情的物理性质由向心力转化为离心力时，破裂和分离只是一个时机问题。“他就像一场大雨，很快就可以淋湿你，但是云彩飘走了，他淋湿的就是别人。我就像他划过的一根火柴，转眼间就成为灰烬，然后他当着我的面划另一根火柴。”
萧军在跟萧红分开的这半年时间感到非常轻松和身心的舒爽，甚至还和朋友的妻子谈起了恋爱。1937年初，萧红回到上海，虽竭力挽回，但挡不住任何一点可能的诱发事端。1937年夏，萧军萧红等一批上海的文艺作家转赴内陆山西，随行的有一位叫端木蕻良的东北老乡，与二萧关系甚好。端木蕻良十分敬仰萧红，对她的文学才能给以高度的评价，在生活中对她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
萧红与端木在武汉
1938年初，去留的分歧决定了二人的生死别离。萧军要投笔从戎，向往延安，萧红受够了颠沛流离和战乱频仍的日子，希望找到一处平静安全的去处，和萧军稳定地生活、自由地写作。那份可怜的感情终于被无情地打破，1938年2月，二人分道扬镳，萧红的笔尖在蜡黄的草稿纸上画出了这样一段凄楚的文字：“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旗杆牺牲的惰性。”
五
1938年4月，萧红和端木到达武汉，6月，萧红第一次穿上了婚纱。但命运的轮回又给她开了一次玩笑：她又一次再怀着前任孩子的情况下开始一段新的感情生活。端木家庭条件相对优越，父母是反对这样的婚姻的，但端木坚定地选择跟萧红走入婚姻的殿堂，在婚礼现场，胡风提议讲一下感受，萧红平实无华却又饱含感慨地说道：“我对端木蕻良没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没有谈过恋爱的端木娶了经历过三段感情生活且已怀着别人孩子的萧红。二人结婚后，萧红并未觉得太轻松，生活似乎总是那么不尽如人意，几段不幸的感情和生活经历，让萧红遇见萧军后便成了依赖性很强的小女人，但端木似乎比她更像是个小男人，生活上的琐事大都需要萧红来扛。久而久之，这种平淡琐碎的生活让她难耐其烦。
“人生为了什么，才有了这么凄凉的夜。”1942年1月，萧红病逝于香港，终于熬完了她那艰辛酸涩的一生。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她悲情地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短短的31年人生，短短的12年感情经历，却摆脱不掉苦涩和凄凉的魔咒。如此的命运，只叹道：“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因为出生的日期被迷信认为是命相不祥，似乎她一出生就已注定了某种程度上的悲剧色彩。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萧红童年的物质生活还是相当优越的，虽不讨家人喜欢，并被视为克星，但萧红却有着文学的禀赋，而且还有追求新知和努力上进的人生理想。萧红决定逃婚、离家、追求真爱、自由和理想。但没想到，这却成了她一切不幸的索引。
萧军与萧红
萧红从家庭逃出，奔赴北平和陆振舜住在了一起。那时候的爱，就是那样简单，不考虑家庭和经济，只想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萧红那简单纯粹的心，怎可逃过这沉重压抑的现实生活。当陆振舜选择结束这段没有任何物质支撑的感情时，萧红显然像是命运的弃儿，在无力维持自己基本的生存时，只能选择重回那个她曾果敢逃离的家。在生存与命运之间，保住性命远比抗拒命运的摆布更为紧要。当回到家后受到家庭的虐待甚至面临被家庭处决丧命的危险时，出于生存的本能，她再次逃离那个准备置他于死地的家庭地狱。
这一次的出逃，再无可以躲避的港湾，萧红再一次峰回路转，找到曾经的未婚夫汪恩甲。由于家庭的极力反对，汪恩甲只好与萧红租住在一家旅馆里。在欠下旅馆老板巨额费用时，汪恩甲许诺回家筹钱，让已经怀有身孕的萧红先在旅馆等待，但不幸在归途中被杀身亡。她在焦急、惶恐中忍饥受饿，旅馆老板声言要把她卖掉时，她甚至是绝望无余。当萧军出现在旅馆并想办法营救她时，她就已经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整个生命和精神交给他处理。毫不犹豫地，她瞬间爱上了那个能救她生命的男人。
六
当为追求真爱和理想而第一次逃出家门时，萧红才真正开始了她那坎坷不幸的一生，而且此后生活中的艰辛和苦楚是一层层地加码，使她的不幸诱发更大的不幸，一次比一次落魄，一次比一次艰难。从旅馆逃出后，萧军就成了她在世间唯一的依靠。在厄运一步步地进逼下，萧红咀嚼着那段“没有青春只有贫困”的生活。在这种居无定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貌似诗意的艰辛生活下，这种患难中的感情使他们灵魂融为一体。
二萧到上海后，在鲁迅的提携和支持下，在文学界初步奠定了根基，生活状况马上有了较大的改善。似乎，在萧红的命运词典里，从来没有“苦尽甘来”这一说法，她有的只是“苦”，她的苦，从未“尽”，不属于她的“甘”，不可能会“来”。文学地位的提高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让萧军有了更多的精力和能力去“慷慨施助”。他身边有太多需要他去“救赎”的女人，尤其是在萧红在文学上的地位略微超过他时，他瞬间觉得自身与生俱来的英雄主义气质已经不能再在萧红那里得到完全的体现。他似乎觉得萧红对他的需要感并不那么强了。
在萧红的生命中，萧军不仅是他的救命恩人，更是她生活上的伴侣和精神上的归宿。或许，因不幸、由救赎，激发出的爱情很难摆脱掉异化的悲剧吧。或许，那种因依赖而增强的爱并不是爱的特质和本意。“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萧红对爱情怀着圣洁和纯美的心，抱以坚定执着的勇气和决心，渴望中追求爱和自由的黄金时代却把她的命运蹂躏得满目疮痍，她生命中的几段感情经历折磨得他遍体鳞伤，她生命中的这些男人都是在她脆弱的时刻闯进她的生命，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却又逐渐演变成死神的帮凶，在现实生存压力的逼迫下把这个知性的少女摧残成悲凉和艰涩的梦魇。
新时代女性，始终离她太遥远。纵观她一生的感情经历，除了跟陆振舜在一起时，表现出她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勇气和魄力之外，接下来的岁月，便呈现出她那日益明显的依赖和从属。似乎，她从来都是个需要保护、需要救赎的苦命女子，当然，这也不能太苛求于她，毕竟，传统中国女性大都有着对男人的依赖感和崇拜感，毕竟她也是传统中国诞下的女性，这一前提本身就包含着传统女性的悲剧。
毕竟遭遇了不幸，但更不幸的是，萧红总是逃不出测不出长度和程度的不幸这一宿命的怪圈。每次日益加重的不幸，只会让她更加软弱、更加依赖于那个跟他在一起的男人。萧红不甘做传统中国那种没有独立和自由的女性，竭力挣扎，一心想摆脱这种被封建男女关系地位所决定的命运，但她却用了更加依赖更加从属的心态和行动来反抗，其实，这才是萧红最大的悲剧。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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