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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土司制度海龙囤:一个土司家族 700年的风云往事

它是南宋末年当地土司为抗击蒙元大军而修建的防御工事,它是明朝“万历三大征”之一“平播之役”的主战场,它的陷落使得明朝开辟“二千里封疆”,不但让一个统治了725年的土司家族就此彻底结束,还瓦解了贵州悠久的土司制度——它,就是位于贵州遵义的土司城堡海龙囤。

贵州遵义一带,唐时为郎,包括了恭水、高山、贡山、柯盈、邪施、释燕6县,后来改称“播州”。而在播州不起眼的山区,却诞生了一个统治一州长达 725 年之久的家族——播州杨氏。

从唐朝到明朝,杨家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倒,统治范围最盛时,南北横跨2000余里,除了今天贵州遵义市全境,还包括黔东、黔东南、贵阳、铜仁和重庆的部分地区,几可自成一国……

南宋末年,为了对抗进逼的蒙元大军,播州杨氏的主政者杨文在高山之上修建了自己的堡垒——海龙囤,意欲使之成为“子孙万代之基”。海龙囤孤峰入云,四面陡峭,山下湘水环流,群峰簇拥,壁垒森严,完全是一派军事要塞的形式。

但杨文没想到的是,世代忠良的杨家,300多年后却出了一个杨应龙,他与朝庭决裂,而海龙囤,也由保家卫国的军事要塞,变成了家国对抗的主战场,最后在战争中灰飞烟灭……

为抗蒙元,杨文构筑山城“先有养马城,后有海龙囤;有了海龙囤,才有遵义城”,这是贵州省遵义市高坪镇一带的乡谚。乡谚中说的海龙囤,是一座雄踞山巅的军事城堡,位于遵义市北30公里处的遵义县高坪区太平乡白沙村,是主政遵义达 725 年的杨氏土司最重要的遗存。这首乡谚,同时也揭示了杨氏入主播州的过程。

唐朝末年,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控制乏力,播州被南诏攻陷。在泸南(四川南部)蛰伏已久的杨氏祖先杨端看到了机会,于是招募士兵,以“为朝廷收复失地”的名义挺进播州。杨端将南诏逐出后,在当地的高遥山建立了养马城,结交当地臾、蒋、黄等豪强大姓,逐步成为黔北地域的统治者。

养马城是杨端入播州后建立的第一个堡寨。但是,养马城山势稍矮,周围不如西面的龙岩山地势险要,杨氏要加强自己的统治,在龙岩山上修建军事堡垒就成了必然。但这一目标并没有在杨端手里实现,而是一直到了南宋末年,在杨端的第十五代子孙杨文手里才得以实现。

杨文主政时,杨氏在播州的统治已经持续了300多年,地位非常稳固,被宋朝倚为西南屏障。当时,正是蒙古灭金后南下侵宋的时期,蒙古采用的是由西而东,迂回包抄南宋的战略,导致川渝一带成为前沿战线,战事频发。

当时,播州仍属于四川管辖,作为播州之主的杨文,派出了冉璞、冉琎两兄弟到重庆去,向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提议:以州府为单位,修筑山城水寨,储备粮草,从而构成以山城为据点,以江河为纽带的抗蒙防御体系。这条计策不但立即被余玠采纳,冉氏兄弟还被委任负责合州钓鱼城的筑城和迁城事务。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当余玠在四川北筑好山城后,忽必烈率领蒙古大军绕道南下攻下了大理,并进而由云南向东北方向推进,攻打南宋。这样一来,四川被南北夹击,战火一下就要烧到播州境内。面对这样危急的形势,杨文发了加急文书给余玠。

余玠上报朝廷后,派两府节使吕文德至播州部署防御,决定继续采用杨文提出的修筑山城防御的策略。这个新的军事要塞,就选址在养马城西面的龙岩山上。龙岩山南北环溪,阴深险峻,但山顶却颇为开阔,仅在东西两侧有羊肠小道可以上下,正是筑城固守的好地方。

龙岩山上的要塞修筑完毕后,被命名为“龙岩新城”,俗称“龙岩囤”,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海龙囤。但可惜的是,这座易守难攻的城堡,并没有在宋蒙交战之际起到重要作用。蒙古大军在探知南宋在贵州的防御布置后,将东进路线选择在了东南的广西方向。

南宋灭亡后,杨氏见大势已去,就归附了元朝,杨文之子杨邦宪被元世祖忽必烈授为播州宣慰使,成为元时著名的“两广岑黄,思播田杨”四大土司之一。此后,杨氏还多次帮助元朝平定播州南部凯里等地的苗族叛乱,杨邦宪之孙杨嘉贞也因此被元朝加官晋爵,除了原先袭任的职务之外,还有了“湖广行中书省左丞”的名号,播州杨氏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加强。

元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不过,在这个朝代更替的大变动过程中,播州杨氏土司采用了献土朝贡的策略,主动投靠了明朝,朱元璋非常看重这位带头归顺的西南土司,让他仍旧保留播州土司名号,袭任原职。本来,按照这个势头下去,播州杨氏在明朝也可以继续极尽荣耀,当西南的“土皇帝”,但杨氏的后人中偏偏出了一个杨应龙,断送了播州杨氏 700 多年的基业。

杨应龙是杨氏的第二十九代主政者,他继任土司之前,播州杨氏因为嫡庶之争以及内讧而影响力下降,势力大不如前。但杨应龙一心想重振播州,于是在继任土司之后,开始用强硬的手段处理播州的内外矛盾,一方面打压播州内部的“五司七姓”,一方面依靠收买“苗兵”来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

杨应龙的种种行为,激起了播州百姓、五司七姓以及贵州官员的不满,于是大族首领和贵州巡按陈效一起联名上书,将他告上朝廷,历数他的24条大罪。此后,朝廷派出要员在重庆府三堂会审,认为杨应龙“论罪当斩”。

杨应龙吓了一跳,赶紧提出用两万两银子赎罪,万历皇帝答应了。但是第二年,四川巡抚换了人,又要抓他定罪,杨应龙此前的打点都白费了,他只好来到播州边界松坎,向前来缉拿的朝廷官员下跪请罪,又交出此前冲杀川军的主犯12人代自己受斩,还答应将次子杨可栋留在重庆做人质,保证再交赎金四万两,这才得以免罪。

生性自负的杨应龙这次磕头磕出了血,交出了儿子,终于换得了自己的性命,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他的儿子杨可栋在被押至重庆之后意外死亡。杨应龙索要儿子尸体安葬,官府却不给,还催他先交齐了赎金再说,这令杨应龙恼羞成怒。

1596年,在海龙囤山下,千名巫师向着重庆方向超度未归家的尸魂,香火缭绕间,杨应龙手提寒气凛冽的偃月刀,一步一步登上海龙囤,与朝廷正式决裂。他调集役夫工匠,大规模扩建海龙囤,将海龙囤变成了一个设施齐备、粮草充足的军事堡垒。

消息传到帝都,万历皇帝大为震怒。他本是取得了宁夏之役、朝鲜之役胜利的一代明君,怎能容忍一个小小的土司如此猖狂!于是御笔朱批杨应龙“罪不可赦”,赐兵部侍郎李化龙尚方宝剑,让他一统号令,全力备战,剿平播州。

1600年农历二月十二,李化龙执帅旗在重庆登坛誓师,集结起了全国20多员著名将领、14万正规军、各方土司的10万地方武装平叛。大军分东、西、南、北八路,向播州合围。

24万大军一齐推进,杨应龙自然不敌,最后被逼得困守海龙囤。但在囤前的“三十六级阶梯”,明军遇到了麻烦:这里的阶梯陡峭,每级石阶高达 60 ~ 80 厘米,大炮难以发挥作用,而且一遇进攻,守军就会居高临下把油和黄豆抛洒下来,根本就攻不上去。在这里耗了一个多月后,李化龙分兵绕到了海龙囤后山,找到了杨应龙用于运输粮草的密道,才从后关攻破了这座坚固的军事屯堡。

1600年农历六月初六清晨,海龙囤各处关口失陷,明军杀上了上去。杨应龙自感末日来临,倒提滴血的战刀回到寝宫,先纵火焚烧宫室,然后与两名爱妾一起自缢而亡。那一天,雄踞播州700余年的杨氏一族,和他们寄望成为“子孙万代之基”的海龙囤,在这场大火中灰飞烟灭,只留下为数不多的断垣残壁……

随着杨应龙的灭亡,海龙囤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只剩下焚毁后遗留的城墙、关隘敌楼、卡门和石砌建筑,显示出惨烈战争后的场景。从此,海龙囤的主人不再是统治一方的土司,再后来,僧人成了这里的主人。

平播战役结束,万历皇帝对播州实行了“改土归流”政策,将播州分成二府,设遵义府,属于四川;设平越(今福泉)府,属于贵州。两府清一色由朝廷派遣“流官”治理,土司制度在贵州彻底瓦解。随之瓦解的,还有贵州“信巫鬼,好诅盟,丧葬用鼓乐”的传统,中原、西蜀的禅师纷纷入黔传播佛教,播州的佛教逐渐兴盛起来。

1600-1603年间,遵义兵备道傅光宅在海龙囤原来杨应龙王宫的废墟上,修建了一座寺庙——海潮寺。傅光宅佛学造诣深厚,对寺庙的修建和佛经的刊印不遗余力,还招募了僧众到海潮寺,于是原本布满枯骨残骸的王宫禁地,摇身一变成了吃斋念佛的清静之地。

关于修建海潮寺的原因,傅光宅从未提及,但据民间传说,平播之战后,海龙囤山上夜夜鬼哭,凄惨无比,修建寺庙就是为了超度那些阵亡将士的亡灵。

此后,海潮寺经过多次重修,一次是在 1645 年,还增设了田产;另一次是1773年的改造。现存的海潮寺应重修于民国时期,过梁上所题的主事者葛成邦、葛成德等,皆已在解放前后辞世。据当地村民称,重修后的寺庙是“一口井”,即由上殿、下殿、左右厢房四面围合,中有天井,庙里的菩萨用木头雕成。大概由于战争原因,寺庙被修起来的同一时期,

曾经的土司禁地也逐渐变成坟山,不少人会选择在山上修建坟墓,如今海龙囤尚存明墓二座,均有墓碑,一为崇祯乙亥年(1635年)罗斈茂墓,一为明福建晋江黄氏墓。罗斈茂墓又曾被传为“万人坟”,曾有好事者掘开坟墓,发现里面竟是累累白骨。

关于这些白骨的来历,当地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太平天国年间,桐梓久坝有个叫杨龙喜的人,在黔桂交界一带做工,碰上了广西农民起义。他一见之下就受到启发,回到家乡与芝麻人舒光富揭竿而起,一个称皇帝,一个称元帅,这就是“黔北黄号起义”。

起义军一度攻占绥阳、仁怀、桐梓等地,后来围攻遵义碰上了麻烦,杨龙喜战死,舒光富率残部退居海龙囤。起义军在海龙囤上驻守了很久,最终还是被官兵攻破,伤亡无数,后来每逢下雨发洪水,海龙囤的山沟里都会冲出白骨来。

起义军溃败后,海龙囤重归寂静,海潮寺的僧众又回到幽谷一灯的桃源世界,海龙囤周围的人烟也渐渐稠密起来。乡民刘元光说,当地住得最久的是郑家,有两三百年了。起义军囤破时,一个怀有身孕的起义军家属在逃跑中被当地一个郑姓男子收留,并向官军谎称系其妻子,逃过一劫。

所以,当地郑家实际上很可能是起义军的后人。除了郑家之外,如今海龙囤山巅仅有陈、王两户,囤下白沙水两岸尚有几十户人家,包括葛、张、刘、王、夏、杜等诸姓。海潮寺前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的修庙碑上,还能依稀辨出吴、张、黄、何、岳、王、刘、赵等姓的捐款人,他们应该是当时周边的住户,只是许多早已不知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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