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
张广达
2000年5月至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西安市北郊大明宫乡的北周安伽（卒于北周静帝大象元年，即579年）墓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出土了令世人瞩目的珍贵文物——浅浮雕贴金彩绘围屏石榻。《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刊登了该墓的发掘简报《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介绍了该墓的墓葬结构、发掘情况和部分出土文物。差不多同一时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另一份发掘简报《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以及韩伟的论文《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一道发表于《文物》2001年第1期，向中外学术界着重介绍了之该墓出土文物，并对石榻围屏的12幅浅浮雕贴金彩绘做了深入的研究。在这批宝贵的彩绘中，石榻左、右侧屏上的狩猎图[1]，提供了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形象资料。在同一期《文物》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表了《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虞弘下葬于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其中椁壁浮雕有多幅射猎图，描绘人兽之间或兽兽之间激烈格斗的场面，有些反映西亚或中亚的某些传说或神话故事。浮雕写实而且传神，其中的助猎动物的头型特别值得注意，有三只不带颈圈的犬和六只带颈圈的犬，有可能是西亚的灰狗或灰灵狗（阿拉伯语salūqī，源于也门方言古城名saluq，今英语中的Greyhound）类。在椁壁浮雕之四的下方有一只奔跑中的动物[2]，长着不分叉的长角，可能是鹿，也可能是西亚的巨角野山羊（wa 'l）之类动物。安伽墓和虞弘墓中的狩猎图以及其它浮雕中的动物形象有着丰富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内涵，不禁令人联想到盛唐留下的许多可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见证的宝贵文物。对比两个时期形象资料之异同，也使我们更加了解盛唐文化交流的情況。1997年12月7日，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举行的中亚丝绸之路研究近况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在古都西安从事考古文物工作三十多年的韩保全作了题为《西域文明对唐代贵族生活的影响》的精彩学术报告，提供了见证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丰富实例。韩先生的另一著作《唐金乡县主墓彩绘陶俑》[3]一书惠赠，內有论文《从金乡县主墓出土陶俑看西域文明对唐代贵族生活之影响》，文后有154幅彩色图片，展示了金乡县主墓葬中出土的大部分陶俑。金乡县主（652—722）是唐高祖李渊的孙女，是以骄纵不法著称的滕王李元婴的女儿。唐朝的制度规定，“王之女封县主，视正二品”[4]，金乡县主的封号正符合她的身分。这些陶俑图片包括文官俑、武官俑、各种姿态的男女侍从俑、演奏各种乐器的歌舞俑、敲击鼓吹的仪仗俑、表演各种绝技的杂技俑等，从多方面展现了唐代贵族生活的场景。皇帝的孙女死后葬仪具有如此规模，唐代贵族群体生活的豪华可以想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金乡县主墓出土的一系列狩猎陶俑，其中有两件彩绘骑马“抱犬”狩猎男胡俑，两件彩绘骑马“架鹰”狩猎男胡俑，一件彩绘骑马“带豹”狩猎男胡俑[5]（见图1），一件彩绘骑马“带猞猁”狩猎女俑[6]（见图2）。这些狩猎陶俑显示，猎师所携带的“犬”、“鹰”、“豹”、“猞猁”等动物，都是经过训练用来辅助狩猎的动物。本文将着重探讨上述彩绘陶俑中的骑马“带豹”狩猎男胡俑和彩绘骑马“带猞猁”狩猎女俑。与安伽墓和虞弘墓的彩绘狩猎图相比，它们反映出唐代贵族狩猎有了“豹猎”和“猞猁猎”的方式。而且，两者并非孤证，还有其它类例可以对此做出证明，其中关于豹的有： | |
图1 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带豹”狩猎男胡俑 | 图2 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带猞猁”狩猎女俑 |
其一，1960年于陕西乾县乾陵乡发掘的迁窆于唐中宗神龙二年（706）的永泰公主李仙蕙（684—701）墓中的一件彩色骑马胡俑（见图3），一头猎豹正向胡俑坐骑的臀部跳窜，以回到它的坐鞯。图3 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带豹”狩猎胡俑
其二，1971年于乾县乾陵乡发掘的迁窆于中宗神龙二年的唐代懿德太子李重润（682—701）墓壁画中，驯豹师旁有猎豹并行的场面（见图4）。至于猞猁，同是1971年于乾县乾陵乡发掘的迁窆于中宗神龙二年、因景云二年（711）追赠为章怀太子而重葬的李贤（654—684）墓壁画中，一位骑士坐骑后蹲踞着猞猁（见图5）。图5 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中的骑马“带猞猁”狩猎图
中宗复辟后，追赠武后时期因逆旨拂意而诛不缘罪的皇族成员，陪陵重葬。李重润被追赠为太子，按唐初以来几度修礼规格，壁画上有豹僮为他驯养猎豹的场面易于理解；永泰公主本为郡主，中宗复位后追赠这位爱女为公主，特恩号其墓为陵[7]，葬仪比照陵寝规格也有猎豹胡俑，同样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而金乡县主只不过是皇帝的孙女，以视正二品而也有胡人为她伺候猎豹，似乎表明驯豹在当时的贵族中已相当普及。看来，就像唐朝贵族热中于打马球一样，在狩猎中，除了使用传统的鹰猎、犬猎之外，豹猎和猞猁猎亦为宫廷贵族所酷爱。种种迹象表明，若不是豹猎和猞猁猎成为风尚，贵族男女醉心于此，相应的表现不会在追赠的太子和追赠的公主的随葬陶俑和墓室壁画中占如此重要的位置。细加追索，这种风尚由来有自。在古代的西亚北非，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在宫廷和王公贵族豪华铺张的生活中，主要的消遣是狩猎、跑马和掷骰，其后又有马球、斗鸡等等。使用驯兽（阿拉伯文dārī，复数dawārī；sayūd，复数suyud）骑马追猎（tard，mutārada，tirād）正是诸多狩猎（sayd）方式中广泛流行的方式，而豹猎和猞猁猎又是追猎中最富于刺激性、使贵族男女陷于狂热的两种。唐代作为当时一个国际性的帝国，豹猎和猞猁猎的传来，与马球、胡旋舞等一样，是风靡一时的外来胡风的组成部分。安伽墓和虞弘墓的狩猎图更让我们认识到，主要由于粟特人的引介，西亚狩猎的诸多方式，从北周以来不断传入中原。以下根据文物和文献对中原与西亚交往的这一侧面略做考察。囿于文献，有关豹猎的叙述略为充分，对猞猁猎只能间或涉及。金乡公主墓的彩绘骑马“带豹”男胡俑座后的圆形褥垫上戴颈圈的猎豹，唐代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的壁画中的驯豹图，永泰公主墓中的猎豹俑，不禁使人们联想到域外的同类形象。（1）埃及底比斯（Thebes）约公元前15世纪的Rekhmere墓出土的外族进贡图，法老托特美斯三世（Thothmes III，约公元前1501—公元前1477）和古埃及第十八王朝Meryra墓中绘画都有相似的猎豹形象（图1：1，2，3）。图1：1 埃及底比士出土Rekhmere墓中外族进贡图(局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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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贡献给法老托特美斯三世的奇塔豹 | 图1：3 Teil-el-Amama 出土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Meryn墓 |
（2）10世纪末11世纪初埃及法蒂玛朝(Fāṭimid, 909-1171) 一具瓷杯上有豹师和他的奇塔豹像（图2）。（3）你沙不儿（Nīshāpūr）出土的撒曼王朝（Sāmānids，819—999）的一件素底多彩碗上，有猎豹窜上马座鞯图像（图3）。（4）1232年摩苏尔（Mosul）匠人Shuja’ibn Man'ah手制黄铜水壶上的多幅镶嵌图之一为骑士图，骑士的马的后座蹲踞着一头猎豹（图4）。图4 Shuja’ibn Man'ah手制黄铜水壶镶嵌图（5）此外，人们也联想到，在花拉子模出土的11或12世纪铜镜上的带狗架鹰骑士座后也有蹲坐着的猎兽，不过，由于后者形象模糊，它可能是猎豹，也可能是猞猁（图5：1，2）。 | |
图5：1 花剌子模出土11-12世纪架鹰携猎豹、猎犬骑士铜镜
| 马里（Merv）出土12世纪粗陶纹饰上的携猎豹或猞猁骑士纹 |
（6）这种骑士座后蹲坐着猎豹或牵有猎豹伴行、猎豹袭击野物的图像还大量见于16世纪印度莫卧儿王朝（Moghul／Mughal，1526—1857）的阿克巴大帝（Akbar，1542—1605）的《阿克巴事纪》（Akbar Nāma）一书多种版本中的插图（图6）。以上拣选的若干实物图像表明，人们使用猎豹的时间悠久，长达三千年以上，地域辽阔，遍及东北非洲、西亚、中亚、印度。据《新唐书》卷211下《西域传》下“东安国”条记载：“开元十四年（726），其王笃萨波提（*twγ’sp’δ’k）遣其弟阿悉烂达拂耽发黎来朝，纳马豹。”[8] 又，同书同卷“史国”条：“开元十五年（727），君阿忽必多（’’γwrpt）献舞女、文豹。”[9]以上两条史文，又见于《册府元龟》卷971。根据《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以及《唐会要》卷99等所记资料，唐代九姓胡、天竺、大食等在玄宗开元、天宝时期进贡猎豹的情况如下[10]：
开元八年（720） 南天竺献豹等。
开元十五年（727）七月 史国王阿忽必多遣使献胡旋女子及豹。开元十七年（729）正月 米国献胡旋女子三人及豹、狮子各一。天宝六载（747）五月 大食国王遣使献豹六，波斯国王遣使献豹四。天宝十载（751）二月 宁远国（Farghāna）奉化王献马二十二匹及豹、天狗各一。比较《新唐书》卷211下和《册府元龟》卷971的“开元十五年史国”同条史文，一作“文豹”，一径作“豹”，可见《册府元龟》诸条所记之豹，可以理解其所指为文豹。至于上文开元十四年安国所献“马豹”一名可有异读，既可以理解为驮在马上的文豹，也可以读作马、豹，分指两物。文豹之得名，或因其皮毛的花纹，或因其性格的温良，详见下文。长期以来，学者们更多地注意西域诸国向唐朝进贡狮子、马、骆驼等动物的记载，对豹只是间或涉及。1963年，谢弗（Edward H. Schafer/薛爱华）的《撒马尔干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一书问世，书中提到猎豹，明确标出这是亚洲产奇塔豹（cheetah）[11]。1993年，日本山阳学园短期大学的藤井纯夫先生在《论〈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篇〉所见西域诸国贡献的动物——豹》一文中，详细地论证了这种列入贡品的豹就是西亚各国狩猎所使用的一种驯兽，即名叫奇塔（cita/cheetah）的一种豹子[12]。我们现在把中亚献纳物品中的豹定名为文豹，而文豹应当就是使用于狩猎的奇塔豹，当无大谬。这也就可以解释名为奇塔的文豹为甚么总是与胡旋女放到一起作为贡品的原因。开元天宝之际是唐与大食两大强国的国力东西辉映的时代。天宝六载（747）前后，正当大食国王第14代哈里发玛尔旺二世（Marwān II，744—750）在位。至于波斯国王遣使献豹，是时萨珊王朝（Sāsānid, 226—651年）已灭亡将及百年，疑是萨珊波斯灭后、不肯臣服大食的陀拔斯单（Ṭabaristān）王所遣（《新唐书》卷221下）[13]，或某些商贾冒充使节。玄宗时期残存下来的这些记载反映了部分情况，实际上，唐代太子、公主墓中的壁画和陶俑说明，猎豹的传入时间应比开元天宝时期为早。根据《新唐书·百官志》鸿胪寺条的记载，外国朝贺进贡，献马，由殿中省、太仆寺莅阅分拣；献药，由鸿胪寺验覆少府监定价之高下：“鹰、鹘、狗、豹无估，则鸿胪定所报轻重。”[14]由此可见，当时经常性贡物并不少。史载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大食始遣使通唐，是年波斯王伊嗣侯死，萨珊王朝灭亡，王子俾路斯退据木鹿（Marv／Merv），波斯全境已基本落入大食帝国之手。显庆二年（657），唐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唐朝势力到达石国（Chach，今Tashkend／塔什干）。显庆三年五月，唐徙安西都护府治于龟兹（今库车）。显庆四年九月，唐在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等国置羁縻州府。马、狮、文豹的东来，从形势判断，殆从7世纪50年代末开始。这种用于狩猎的文豹是一种哺乳类野生猫科动物，学名为Acinoyx jubatus，它的名字在英语中作cheetah。这一名称源于乌尔都语的cītā，后者又出于梵文的citraka（斑，花斑），波斯语称之为肉孜（yūz），阿拉伯语称之为法赫德（fahd，复数为fuhud，afhad）。由此可见，中亚地区人的名字中常见的肉孜或法赫德，应是来源于此字。奇塔豹分布在从俾路支以西到伊拉克、约旦的西亚地区，也见于阿拉伯半岛的汉志和北非撒哈拉大沙漠以南以北，但为数不多，主要产地是在北纬25o~30o、地中海以东干燥的草原和丛林地区。奇塔豹身细腿长，皮毛呈黄褐色，带黑斑，其面部特征为从内眼角以下、沿鼻梁两侧有黑纹连到口喙两端，爪为不可回缩式爪。现代哺乳类动物学家根据它的头型、齿型、不可回缩式的爪型、跳跃式的速跑本能而把它归为灰狗或灰灵狗之一种。在古埃及，奇塔豹和灰狗或灰灵狗两者是最习见、最常用的猎兽。奇塔豹的两大特性是嗜睡和善跑。西亚地区的旅行家和作家从古典时代以来就观察到这种身躯瘦健的猫科动物终日酣睡的习性，它只在破晓和黄昏时刻出没猎食。因此，在今天的阿拉伯语中，形容人嗜睡，就以“比法赫德还能睡”（anwamu min fahd）来表达。古代作家还注意到，奇塔豹不像其它猫科猛兽靠猛扑，而是以迅猛的追奔，在短距离内以矫健的身手搏击、捕获蹄类动物和野兔充饥。奇塔豹是陆地上奔跑最迅速的动物，它以跳跃的方式奔跑，每跳跃一次，跨越幅度达5米以上，相当于人类运动员三级跳的距离。在500米以下的距离内，它的奔跑速度为每小时90~128公里。这就是说，从理论上，奇塔豹具有一小时左右从北京跑到天津的速度。但是，这种动物只是爆发力强，缺乏耐久力，所以瞪羚（gazelle）只要能够摆脱奇塔豹最初的突袭，在往后较量耐久力的追逐和逃逸中，往往可以甩脱后面的奇塔豹。这时候，奇塔豹只好无可奈何地停下来，眼睁睁地望着口边的食物迅疾逸去。草原地区的猎人们很早就发现奇塔豹性情温和。很多大型猫科动物（如狮、虎等）一见血腥，凶猛的兽性就勃然爆发，而奇塔豹已经没有了这种返祖习性。因而人们从很早就开始驯化奇塔。最早训练奇塔豹充当猎兽的应该是古埃及人，古埃及人具有与大自然和兽类磨合的非凡能力。当然，这种驯化也只能是部分地后天驯化，对能否作到在家中繁殖奇塔豹，以及家中繁殖的幼仔离开了母兽在大自然中的调教是否还具有捕猎本领，学者之间一直有不同意见。古埃及的驯豹技术随后传入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即今叙利亚、伊拉克地区。在伊朗和印度地区，人们对奇塔豹的驯养也应该起源很早。按照波斯的说法，豹猎始于萨珊王库思老·阿努什旺（Khusrau Anūshirwān，531—579）。著名诗人费奥多西（Firdawsī）在他的史诗《列王纪》（Shāh Nāma）中提到，传说中的Pishdādians王朝的王子Tahmūras是驯服野兽的创始者。书中有两句诗这样写到：Siyāh-gūsh o yūz dar miyān bargozīd／Bā cāra biāwūrdash az dasht o kūh，意为“他（指王子Tahmūras）从它们（指各种野兽）选出了猞猁和奇塔豹，他用巧计从旷野和山间取得它们”[15]。在阿拉伯文献中，对于最早用奇塔豹狩猎的人有不同说法，一说是5世纪阿拉伯半岛的内志（Nadjd）的库拉伊勃·瓦伊勒（Kulayb Wā’il）[16]，一说是Basūs之战的英雄Kulaybibn-Rabī‛ah[17]。至于第一位使奇塔豹坐在马的后鞯上面的人，据说是倭马亚哈里发朝（661—750年，即《旧唐书》“大食国”条之白衣大食）哈里发穆阿维叶（Mu‛āwiyah）的儿子雅吉德一世（Yazīd I，680—683）[18]，他是倭马亚朝的第二位哈里发，酷嗜鹰猎和豹猎，是穆斯林世界的首屈一指的大猎手，从此在伊斯兰世界中，奇塔豹成为猎者不可或缺的助手。
豹猎从倭马亚哈里发朝流行于阿拉伯世界。奇塔豹主要用于捕猎瞪羚（ghazāl／gazelle）、羚羊（mahāt／antelope）、野驴（himāral-wahsh）、巨角野山羊（wa'l）、野兔（arnab）乃至驼鸟（na'm）。此后，伊斯兰各王朝成批豢养奇塔豹的哈里发、苏丹、显贵的名字多得不胜枚举。阿拔斯哈里发朝（750—1055/1285，即我国史籍中的黑衣大食）继倭马亚朝兴起之后，又从波斯将打马球引进阿拉伯世界。唐代豹猎和打马球在贵族中风靡一时，金乡县主墓出土的陶俑以及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的壁画中既有驯豹形象，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中又有打马球图，可以断定这是受到了西亚的影响。从种种迹象推测，如狮子之来自碎叶，中国有文豹并用之于狩猎，应自7世纪50年代末起从中亚传来。在欧洲，豹猎似乎是经过十字军东征的引介才在14世纪传入西西里和意大利的王公宫廷，然后再传布到法国、德国、英国宫廷以及贵族阶层中的，时间上大大晚过文豹的东传。安史之乱（755—763）末期，肃宗宝应元年（762）建卯月诏，“停贡鹰、鹞、狗、豹”[19]。此后，吐蕃西进，9世纪40年代，回鹘西迁，西域形势的变化阻断了文豹的来源。
在金乡县主墓中，我们还看到另有一具彩绘骑马“带猞猁”狩猎女俑。女俑身后，在靠近猎马臀部的红色圆鞯上，蹲踞着一只虎虎有生气的猞猁（Lynx Caracal），但这也有可能是一只与猞猁科属极为相近的林猫（阿拉伯语tufah／thufah，fufā／thufā，学名作Felis Chaus，英语Jungle Cat），西亚也叫山猫或沼泽猞猁（Marsh Lynx）。猞猁和山猫在西亚经过训练都用于狩猎。猞猁亦称猞猁狲，也是哺乳纲猫科动物，学名Felis caracal，体长85～105厘米，尾长20～31厘米。毛灰褐色，有时略带红色。体多黑斑，尾端黑色。辨认猞猁的主要特征是它的双耳直竖，耳尖各长一撮黑毛。而金乡县主墓出土的这具狩猎女俑所带的猞猁的耳朵上却缺少这撮黑色的丛毛，这也许是由于受到陶俑制作工艺的限制，也许是当年这具猞猁的耳端曾有毛丛，年深日久已经朽化的缘故。幸好章怀太子李贤墓中那幅表现四十多位骑马猎人集体打猎的壁画上画了一位猎师，在这位猎师身后的马背上，蹲踞着一只形象逼真的猞猁。幸赖当年绘制这幅壁画的画师的一丝不苟的写实精神，这只猞猁直竖的双耳上那两撮黑毛宛然俱在，可补金乡县主墓狩猎女俑所带的那只猞猁形象上的缺陷。在中国，人们一提起猞猁，首先想到的是它的贵重的毛皮，却忘记了它在狩猎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金乡县主墓的带猞猁女俑的出土把我们带回历史上猞猁充当猎师重要助手的年代。在西亚，猞猁在不同地区名称繁多，在阿拉伯语中有anāq-al-arḍ（意思是地下突然冒出来的坏蛋，详见下文）、'unfut、ghundjul、qundjul、fundjul、hundjul、al-asad、shīb、bawwāq等十余种名称。在阿拉伯世界的汉志、非洲的苏丹和北非的某些地方还各有各的名称，兹不备举。在波斯语中，它的名字是siyah-gūsh；在土耳其语中，它的名字是qaraqulaq，都是“黑耳朵”的意思。在今天的英语中，caracal即是从土耳其语中这种动物的名字演化而来。名称的繁多证明，猞猁在西亚、北非地区的狩猎中曾被广泛利用。
猞猁体重比奇塔豹轻，易于驮在马背后边；饲养猞猁，不像饲养奇塔豹那样麻烦。最重要的是，猞猁长年累月栖息在多岩石的丛林中，以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为食，练就了奇塔豹所不具备的另一手绝技——即除了能够捕获毛皮兽之类的哺乳动物之外，还善于捕捉羽毛禽类，如鹌鹑、大鸨、雁、鹤等。
令人略感遗憾的是，唐代诸多墓葬的壁画和陶俑在表现狩猎场面时，似乎只有犬、鹰、文豹、猞猁登场，却缺少了西亚狩猎中经常使用的雪豹（Ferret）的形象，而雪豹在西亚是专门用来惊动和轰起隐身在林薮中的猎物，或使之扒掘獾窝、豪猪窝之用的。不管怎样，今天人们通过李贤、李重润、永泰公主、金乡县主墓的壁画和彩绘陶俑同时看到文豹和猞猁狲在狩猎中的运用，这使我们得以重温唐代中西交化交流史中久已失落的篇章。奇塔豹用来猎取野兔和瞪羚。在让从野外捕捉来的野生奇塔豹充当猎兽之前，首先要对它进行驯化和调教。将奇塔豹调教得稳稳坐在奔跑马的臀部的座鞯上任马驰骋，捕到瞪羚之后仍然听从豹师命令，都是极其困难的工作，两者任何一项不成功，都会使豹师脸上无光[20]。下文显示，在不远万里送到唐廷来的贵重动物的文豹身上，实际上凝聚着人、兽两者无数的痛苦和艰辛。记载豹猎的文献主要是阿拉伯文献。根据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威雷（François Viré）的检索，在多种阿拉伯文的狩猎书中，时代较早的一种是10世纪的Kitābal-Masāyid wal-matārid，传说为诗人库沙吉姆（Kushādjim，卒于961或971年）所作。然而此书实际上是一部二手资料汇编，书中大段大段抄袭前人的记述，主要抄袭倭玛亚哈里发朝作家的有关段落。威雷指出，此书中的奇塔豹章（Bāb al-fahd）是一部研究奇塔豹的有用文献。稍晚，此书的这一章被逐字逐句的抄进哈桑·本·侯赛因（al-Ḥasan b. al-Ḥusayn）的《鹰猎经》（K. a1-Bayzara）之中，哈桑·本·侯赛因是法蒂玛朝（909—1171，史亦称绿衣大食）哈里发阿齐兹·比拉赫（al-'Azīz Billāh，975—996）的鹰师。另外，佚名作者的Bāb sayd al-fahd《猎豹章》记述了有趣的个人经验。殁于1188年的乌萨玛·本·蒙克兹（Usāma b. Munkidh）回忆了幼年时家中父亲豢养一只非常温驯的雌性奇塔豹的情况，这只奇塔豹平时与家中大批的家禽、家畜和睦相处；而一旦出猎，顿时表现出异常凶猛的本性[21]。在所有记述兽猎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穆罕默德·伊本·芒格利（MuḥammadIbn al-Manglī）在1371—1372年完成一部作品。芒格利是埃及玛姆鲁克王朝（Mamlūks，1250—1517）的突厥裔奴隶出身的著名战将和猎师，为玛姆鲁克王朝苏丹玛力克·阿施拉夫·沙班（al-Malikal-Ashraf Sha’bān，回历764—778／公历1362—1377）的近侍和重臣。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和贵族普遍热衷于狩猎，在当时，狩猎不但是一种富于刺激性的娱乐，而且还是一种风尚，借此排场显示自己高贵的身分和惊人的财富。除了娱乐和风尚因素之外，苏丹玛力克·阿施拉夫·沙班极其关心训练一支劲旅，以镇压境内的强藩和应付境外十字军的威胁。狩猎是练兵的重要途径，是综合训练耐力、坚韧、胆略、体能、技巧、战术的学校。毫无疑问，芒格利的这部著作归纳了他的长年积累的丰富经验，是阿拉伯文献中研究奇塔豹的最透彻的、最详尽的文献。在每一相当叙述段落之后，芒格利往往再引前人的有关记述作为参证或资料补充，经他引用的前人文献，有书名的达16种之多。这部狩猎专著幸而有唯一的一份写本流传于世，即现今珍藏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的阿拉伯文写本2832号，标题作Uns a1-mala’bi-wahsh al-falā （《本世界大人物们之与旷漠野兽的打交道》），凡53页，每页23行。弗朗索瓦·威雷将其译为法文，法译本书名作《论狩猎：本世界大人物们之与旷漠野兽的打交道》。此外，法国学者麦尔歇（L. Mercier）的著作《阿拉伯人的狩猎和运动》的第4章也讲到猎豹，取材于15、16世纪al Ash'ari（848／1444）和a1-Fākihī（殁于948／1541）的阿拉伯文著作（即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之阿拉伯写本2831号和2834号），内容基本上是前人记述的复述[22]。根据这一文献资料情况，本文以下即以弗朗索瓦·威雷译为法文的14世纪的芒格利的著作为主要的原始材料，参照威雷译本注中引用的其它阿拉伯文献，对捕捉、豢养奇塔豹和猞猁的情况作一简述。芒格利书中记述奇塔豹的一节很长，记述猞猁的一节较短。限于篇幅，下文只作节译，凡是译文，前面都在括弧中标出弗朗索瓦·威雷法译本的页数，不再一一出注。全译和相应的阿拉伯语写本原件照片，笔者盼望稍晚另有机会发表。为了捕得未来的猎豹，豹师需长年在外，顶着骄阳，侦伺、守候并选取不老不小、正值壮年的野豹。猎师一身三任，既是野外的侦伺守候者，又是驯化者和猎技调教者。埃及的古拉部落（Banū Qurra），7、8世纪侵入北非的阿拉伯大部落之一的苏莱姆部（Banū Sulaym），是夙以捕豹致富的专业户部落，因发售训练好的猎豹获利颇厚。（威雷法译本第92页）行家认为，一旦察觉奇塔豹的踪影，不宜立即向着它猛奔猛冲，而是应该慢慢地潜步跟踪。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那么跟踪时不宜驻足，以免豹的踪影从视野中消失。如果是两个人的话，那么两人应当各在一侧跟进，使豹即便从这一侧人的眼前消失，也逃不掉另一侧人的监视。这样一直跟踪，直到豹子卧倒又要入睡。人们一旦看到它欠伸长卧，就再向它靠拢，驱使它从瞌睡中起立，这样反覆跟踪骚扰，直到它困乏至极。当它再次躺下要睡的时候，人们应当跑近它的身前，但是只要看到它还稍有气力，就先不要过分贴近。到第三个回合，人越逼越近，直到它索性伸直了身子侧卧，见人也不再动弹。这时候人们就知道它困乏已极，任人摆布了。于是人们快速捉豹，拿着事先（第93页）脱下来的一件长衫或大氅，做好一下子完全罩住它的脸部、让它什么也看不到的准备。人们行动的步子要快，悄无声息。人们戴着面具，不露面孔，透过面具上有意留出来的缝隙监视豹子。如果豹子总是酣睡不醒，戴着面具的人就跨向跟前，投下大氅盖住豹子的头部，并从后面全身压到豹子的背上，但是不要使它窒息。人用手臂勾住它的脖颈，但不要勒得过紧。最好是用上身右胁压着豹子不让它扬头，同时用右胯和大腿压着它的下身使它不能活动，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绳索迅速拴住它的脖颈。结扣不可打得太紧，但也不能松到使它能轻易退出它的头部。绳索的另一头拴到附近的什么固定物上。如果没有这类固定物，那就拴到已经罩盖住豹头的衣服上，使得豹子即使在没有人压着它的时候也不能逃跑。豹子一旦被这样制服，擒豹人就让助手分别拴住豹子的两条前肢和两条后肢，拴的部位是爪跗以上。因为绳索如果拴在腱部，豹子在挣扎时可能使腱部受伤，留下残疾，日后有无法用于追猎之虞。当豹腿照这样被捆定之后，再在地上插上两支木桩，一支用来固定捆绑着前肢的绳索，一支用来固定捆绑着后肢的绳索。然后，擒豹人置身豹前，在蒙着豹头的大氅之下用结实的皮条箍住豹嘴，以防人万一被咬。豹的前爪还被缠上破布，以好好保护它的利爪。奇塔豹的胆量看来很小，一旦被人制服，对人甚为畏惧，因此，在擒获豹子之后的多少天内，总是给豹子蒙着头或捂着眼。芒格利继续写道：（第93—94页）在考虑搬运擒获的豹子之前，擒豹人应当设法拿给豹子一块干酪，因为豹子只要一嗅到干酪的香味，就立刻开始舔舐干酪。这样一来，它就变得驯顺起来。然后擒豹人拿像拇指大小的一条肉块塞到豹子的口中，作为诱饵使它吞咽。每次重复喂食，擒豹人决不能露出他的面孔，但是从这一天起，他可以把仍被捆绑着上肢、下肢的豹子的头从大氅下放出来。人只能戴着面具，从面具两边的缝隙中观察豹子。最好是豹子的头总是全部被蒙住，如此连续三天，豹子只从他手中吃到喂给它的食物。但是，如果擒豹人判断经过这一段时间豹子仍然还很害怕看到他的面孔，那么，他在喂食时就还要继续佩戴面具。但是，他要不停地对围着豹子的人高声说话。豹被转移到豹师家后，仍然捆绑着固定在前后木桩之间，不过，此种按惯例给它套上紧身枷绊（qimāt），在它头下放上软草枕，身下加上睡觉的褥垫的做法，就是使它习惯未来马臀后座的预演。人不停地在它周围走来走去，豹师一直坐在它的身后。豹子每一扬头，豹师就把手中为他准备的干酪投到它的口中。（第94页）“当豹师着手饲养豹子的时候，他挑选一个盆缘焊着一圈铁环的铜盆。他把手指伸进盛肉饲料的铜盆的一个铁环中，晃动着铜盆（使环铃叮当作响）。他要用心把生肉切成小块，非常缓慢地一块一块地投喂给它。（第94—95页）豹子这样被钉在地面上五天之后，豹师拔去木桩，放松连着颈圈的皮带，使豹子能够抬起头来。七天之后，去掉用来固定绑缚着豹肩的绳索的木桩，使豹子可以挺起前胸。最后，第十天，去掉用来固定绑缚着前腿的绳索的木桩，换上结实的绊索拴上前腿，然后又去掉后腿木桩，绊上后腿。前后的绊索都很短，以防绊索绞缠住豹腿。这时候，豹子终于可以站起身来。
伊斯兰作家强调，驯豹的过程和驯鹰一样（……idjābat al-fahd ka idjābat al-bazī……）。在这十天内，豹师要不停地以干酪为饵，诱使豹子改为白昼吃食，并且在喂食的时候摇响铜盆，发出呼声，促它就食。在这十夜内，豹师越来越勤地像熬鹰一样地熬豹，人们轮班守夜，不让它睡觉。据说“这可以加快它的驯化”。（第95页）只要它还吃食，即便看到它日见衰弱也不要紧，但是如果他拒绝吃食，那就要应该让它睡觉了，否则它就有无法复原的危险。为了使豹脱离野性，除了人不停地在它身边走动之外，还把它拴在屋外，面对熙来攘往的街道，使它习惯人声噪杂；有时让孩子们挑逗它；有时拴上皮带牵着它到市集上走走。调教（ijaba）是从变化它的早、晚进食的生活习性开始的。（第95—96页）起头很难，不要忘记你对付的是敌视你的一头野生畜类，你只要对它温柔、体贴、爱护才能赢得它的亲近。其次，要知道，调豹是仿照调鹰的方式。到豹对你有了信赖，不再害怕走到人前吃食的时候，应该一连三天站着向它供食，使它习惯于挺起前胸，仰头探向铜盆。这样做的时候，谨防用眼睛盯着豹脸，以免它受到惊吓。三天之后，豹师设置一个离地一肘半（一肘或称一腕尺＝45.7厘米）的支架，上面安置一个不大的平台（dakka），铺上豹子现已习惯于在上面睡觉的褥垫。当豹师判断可以向豹子喂食的时候，他（给豹子换上一个结实的皮项圈，在项圈上有可以转动的小环，连接着牵索<maras>，他）坐在平台上，一手拉着牵索，另一手摇晃带环铃的食盆。当豹子攀上平台取食时，豹师转身背对着豹子，把预先切成小块的食物从肘下一块一块地投饲给豹子，让豹子在自己的右臂下一口一口地进食。就这样一成不变地响环喂食，一天重复若干次。次日，支架调高半肘。这样连续不断地调高支架喂食，豹子带着牵索，毫不勉强地窜上相当于马的臀部的高度的平台。然后，固定的支架改为从房梁上吊下来的活动台面，使豹习惯未来在马臀部上的颠动的情况。（第96页）第七天，豹师牵来一匹特别老实驯顺的马，装上鞍鞯，马的臀部安放好豹子知道怎么坐上去的后垫（rifāda），要把豹子就坐的后垫部位全部蒙好，使豹子看不出是马的后部身躯。豹师先跨上鞍鞯，右手攥着牵豹索，把食盆放在背后的后垫上，一面摇盆作响，使豹子听到铁环声，一面不停地抖动牵豹索，直到他的学生窜上后垫。芒格利书还有若干细节，记述如何培训豹子习惯于稳坐在走动中的马垫之上，威雷根据其他书做了补充。限于篇幅，此处从略。在豹子习惯了坐在马臀后座上把盆中的食物吃得精光的时候，人们开始除去豹腿上的绊索，让它练会从马上安全跳下。最后，在撤掉所有助手的情况下，（第97页）“豹师把豹子放在离马一百步的地方，然后呼叫豹子，使豹子跑来窜上后座。”这样不停地以食为饵进行培训，直到豹子习惯于坐在奔驰的马的后座。（第97页）到了这一步，豹师着手使它恢复它的追捕（kasīra）的本领。一开始，豹师设法给它一只个头小的瞪羚让它追捕。当豹子要捕捉的时候，师父应当直接走向它，当面柔和地对它讲话，直到它懂得了要捕捉就捕捉瞪羚的两只后腿。这时候，师父跨步在豹身之上，割断瞪羚的喉管，而不向豹子强行夺过它的猎物。威雷根据其他记载补充说，当奇塔豹撂倒猎物的时候，豹师永远要跟进，割断猎物的喉管，用碗接血，供豹吸吮，换取从豹子口下拿走它猎获的兽体。豹师也不要忽略在豹子跃上马的后垫的时候，重新扣住豹子的颈圈，控制它不至于随意再冲向什么新的猎物。因为豹子猛扑上五六次，实际上已经精疲力竭，需要充分休息。（第103—104页）一旦豹子和豹师达到了彼此相互信任，有待豹师最后圆满完成的培训工作就是教给豹子怎样别去袭击瞪羚的幼仔。我要就怎样训练得豹子只是追袭雄性瞪羚再说几句话（赞美真主，如果真主愿望如此）。当豹子逮住了一只雄性瞪羚，豹师就让它恣意地吃肉吃个足够。如果捉住的是一只雌性瞪羚或幼仔，就毫不客气地叫豹子放开。但是这时候如果需要喂它一些诱饵，那就只有在它放开猎物、跳上后垫时方才喂给。豹师每次都重复这一手法，由于豹子只能吃到雄性瞪羚肉，所以它也就只以雄性瞪羚肉为食，不想其他了。（第104页）要是豹子染上对豹师生气、逃避豹师的坏毛病，你应该知道，这是它受到了伤害。它受到伤害的表现是，人走近它的跟前时，它就神经质地用它的两只前爪拼命地刨地。当人们确定看到豹子这样发作，除了更换豹师之外，别无良策。有时候豹子也讨厌它的座马，下地之后不愿意再跳到马上，这种情况也很难纠正。（第105页）当豹子没有逮住猎物而折返的时候，它往往恼怒交加，愤怒无比，这时候，甚至有可能扑杀它的豹僮（师）。但是，从本性上说，它很愿意与对它和善的人相亲相近。豹子被称为猛兽之中的狡猾惯窃。（第106页）驯豹技巧的全部要诀在于：对豹温柔体贴，分份投食为饵，调教它上马有方，调教它随马驰骋有术。当猎豹被认为训练好了（muhkam）之后，第一种使用的方式是用于狩猎——这是多半只有君主和王公大臣才能采用的方式。猎人们从远距离侦查到猎物之后，轰出一只公羊或公鹿或野兔，也就是说在判断好猎物是雄性而非雌性时，猎人乘骑群起追赶，只在逼近猎物时放出豹子，由它扑杀猎物。第二种是用于捕猎——这是最为惊心动魄因而最为人爱好的方式。捕捉活动全部由奇塔豹自己独立完成。猎师首先放开拴着豹子的牵索，把豹子放到地上，由豹子自己远距离侦查瞪羚。当侦查到猎物的时候，猎师向它做出一个手势，豹子就开始潜步靠近猎物，准备突袭。豹子非常谨慎，永远处在下风的位置，不使猎物嗅到它的气味。猎人们也都伪装起来，在不被猎物发觉的地方观看。豹子匍伏向前，利用地形的起伏，机敏地向猎物靠拢，稍有警讯，立即蜷缩蹲伏，寂然不动。这样一步步地时停时进，直到移近它可以发起突袭的距离。当奇塔豹出击时，其动作是猛扑上去撕咬，只消几秒钟就利索地完成扑杀猎物的过程。严格说来，王公们只是躲在一旁观猎，全部捕猎工作——从侦查到捕获，皆由奇塔豹独立完成，全部过程充满着高度的刺激性。第三种使用的方式是通常的跟踪猎。猎人或领主找到兽群的足迹，静悄悄地跟踪，解开奇塔豹的牵索，纵之捕获猎物。豹子的迅疾矫健，往往在兽群惊散逃窜之前，已经撂倒几头猎物。芒格利在他的书中也谈到了猞猁猎，但是记述得很简单。他声明，猞猁猎主要流行于波斯、伊拉克和小亚细亚，他不熟悉这些地区，所做的探索只能非常肤浅。（第106—107页）这种动物在波斯语中叫siyākūsh（= siyāh-gūsh），意思是'黑耳朵’。关于这种动物，有好多令人惊异的故事。由于它的毛色和地面的土色不分，因而阿拉伯人称它为'anāq-al-araḍ’（地面上冒出来的坏蛋），人们讲了它的许多捕捉雁、鹤、鸨以及大型飞禽的独特的方法。当狮子跑来要来抢夺它的猎获物的时候，它甚至能够杀死狮子。它杀狮子的方法如下：当狮子向它扑来的时候，猞猁顺势滑向狮子前胸两肢之间，这是使狮子这种庞然大物不能抓住它的位置。它牢牢地钳住对手，使之无法脱身，然后既用它的前爪掐住、又用獠牙死咬狮子的喉咙，同时将它的身体贴紧狮身，后爪刺进狮子的皮内。在这种情况下，狮子甩掉它的袭击者的唯一办法是，如果近处有什么沼泽的话，赶紧跳入水中，淹没全身，只仰起吻端的鼻孔呼吸，舍此别无逃生之路。猞猁就是使用这样的办法杀死旷漠中与它争夺猎物的一切猛兽。（第107页）从本性上说，猞猁由于身体较小而比奇塔豹凶猛，它能蹦到10肘（以1肘或1碗尺＝45.7公分计算，10肘为4.57公尺）以上。波斯、摩苏尔和拜占廷地区最常用猞猁狩猎，但是，以波斯人最善于调教猞猁。人们称它们为'地上突然冒出来的坏蛋’，只是因为它蹿跳时简直就像从地面上弹射出来的一样，等到它的猎物看到它，已经落入它的利爪之中了。针对禽类逃避它时的冲天飞起的能力，它的弹跳一蹦可以高达20肘（9公尺），跨度40肘（18公尺）。”芒格利的著作对我们说来的意义在于，它记述的事实有助于今天解读唐代有关豹猎和猞猁猎的陶俑和壁画，给这些陶俑和壁画注入了我们不熟悉的内容，赋予它们以时代气息。人们头脑中如果浮动着芒格利描述的栩栩如生的场面，静态的陶俑和壁画便不再默默无言，而是展现出来文豹的迅疾矫健、猞猁的窜跳入云、猎者的狂热激动。在中国，安史之乱以后，看来用于狩猎的文豹和猞猁断绝了来源。1206年蒙古汗国兴起后，法国方济各会士鲁卜鲁乞（Guillaume de Rubruquis／William of Rubruck，约1215—1270）在1253年东来，到达和林，见到大汗蒙哥。他在行纪中提到过猎豹和猞猁，但这些猎豹和猞猁已非来自西亚，而是来自印度。鲁卜鲁乞说：“我也看到印度苏丹使节送来八头豹子和十头灰狗，（豹子）被教会坐在马的后座之上。”[23]1275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在行纪中两处提到忽必烈大汗有很多用来猎鹿的豹子和猞猁：“大汗至少每周一次去看他的鹰舍中的鹰隼。他常常骑行在他的有墙圈的禁苑中，身后在马的后座上带着一头或几头豹子。当他看中什么野物，他就放豹捕捉，豹子就会立刻捕住一头牡鹿、山羊或鹿仔。他拿捕来的野物喂他的鹰舍中的鹰隼，他以这种方式消遣自娱。”[24]“你还可以知道，大汗有好多训练出来打猎的豹子，也有更多的训练好的打野物的猞猁。”[25]在印度，如上所述，直到16世纪，豹猎还见于阿布·法兹拉·伊本·穆巴拉克（Abū al-Fazl ibn Mubārak，1551—1602）撰写的印度莫卧儿帝国阿克巴大帝的《阿克巴事纪》（Akbar Nāma）及其第三编《阿克巴政典》（Āīn-i Akbarī）。据《阿克巴政典》第27章第3节有关豹猎和第28章有关豹子的食物供应与豹师俸料的记述，我们得以了解许多印度豹猎的细节[26]。在印度，人们更主要是用浅陷阱（odī）捕豹，以防伤及豹腿。有一次，冬季发情期间，一头雌豹掉进陷阱，她的六只雄性伴侣割舍不下，相随跳入陷阱之中。驯豹已经形成一套制度。豹按等级每十头编为一组（misl或taraf），最上选的三组叫做“哈沙”（Khasa），这三组和另外的两组豹子养在宫廷之内，伺候哈沙一级的豹师达200人。阿克巴大帝酷嗜豹猎，1572年出征Gujarat，途经Rajastan，他分派人员分多组携豹出猎，自带随从另路出发。他解开豹索释放捕鹿的恰好是名叫Citr Najan的一头哈沙级豹（cita-i khasa）。鹿夺命狂逃，面对峡谷，跃向空中达一矛半高，跨过了25码宽的峡谷。Citr Najan紧追不舍，峡谷虽阔，照样腾身而过，将鹿扑在爪下。皇帝和随从目睹这一幕非常的演出，不禁发出了惊愕的呼声。皇帝大喜之下，提高豹子的品阶，升它为豹子的首领。该豹出行，前面特设鼓吹[27]。阿克巴的皇苑中养豹多时达到1000头。他在位46年，前后聚养的豹子共9000头[28]。豹的食物供应分为八等，一等豹每头每日得肉5塞尔斯（sers），以下按1／2或1／4塞尔斯递减，直到第八等豹每头每日只得肉23／4塞尔斯。在早先，每一头豹指派四人培训和照料；后改为三人。相应地，豹师的俸料每位从30卢比到5卢比不等。伺候和照料豹子的僮仆也分高低两级。每级之内又细分八阶，工钱待遇不同。豹外出狩猎，往往盛装。有时乘象，豹子坐到象背上的一左一右的栏舆之内，每栏一头，豹脸朝外，随时准备扑向猎物。豹子乘坐的这种栏舆有时也放置在骆驼、马、骡背上。此外，豹子也用牛车或马车，有时由双人抬在类似滑竿轿（dooly）上送往猎场[29]。在莫卧儿帝国，豹政由宫廷重臣掌管，职责在于监督豹师，查看豹子的装饰，为内廷和豹苑及时补充新豹。王公大臣经常在猎豹身上押注进行豪赌，这在豹猎的刺激性之外更增加了新的刺激。由于使用豹猎的历史悠久，地域广泛，所以，在西亚、中亚地区的以狩猎为题材的纹饰中，豹纹意匠也不时出现在钱币（图7：1，2）、印章（图8）、壁毯、对兽纹锦、陶器贴饰（图9：1，2）、器皿纹饰和首饰上面，表明当地人对豹的熟悉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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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公元前2世纪Agathocles所铸方型希腊——印度铜币 | 图7：2 公元前1世纪Azes一世所铸印度月氏铜币 |
图8 埃及出土10-11世纪盖在面包作为标记的瓷章
图9：1斯坦因在和阗约特干 (Yotkan)采集品
图9：2 Mannerheim 新疆采集品
本文原刊于《唐研究》第7卷，2001年。修订见《张广达文集——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1]《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第13页图16，第14页图17，第22页图30。
[2]《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第36页图18，第40页图24。
[3] 韩保全《唐金乡县主墓彩绘陶俑》，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
[4]《大唐六典》卷二，广池千九郎训点、内田智雄订补本，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影印1973年刊本，第41页上左栏。
[5]韩保全《唐金乡县主墓彩绘陶俑》，第54—56页，彩图89—92。
[6]同上，第52—53页，彩图86—88。
[7]《旧唐书》卷八六《懿德太子崇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35页；《资治通鉴》卷二〇八，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613页。
[8]《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5页。
[9]同上书，第6248页。
[10]《宋本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南宋蜀刻本，第3848页下左栏—第3850页上右栏；第3852页下左栏；第3835页上左栏。
[11]薛爱华《撒马尔干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Study of T’ang Exotics），柏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88页；吴玉贵汉译本更名作：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97页。
[12]藤井纯夫《论〈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篇〉所见西域诸国贡献的动物——豹》，Bulletin of the Ancient Orient Museum，第14卷，1993年，第143—167页。
[13]《新唐书》卷二二一下，第6259页。
[14]《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第1258页。
[15]转引自弗朗索瓦·威雷（Francois Viré）为《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二版撰写的“文豹”（fahd）条，《伊斯兰百科全书》第2卷，莱顿：E. J. Brill书店，1965年，第740页右栏。
[16]上引弗朗索瓦·威雷撰“文豹”（fahd）条，第738页左栏。
[17]希提（Philip K. Hitti）《阿拉伯人史》（History of the Arabs），第10版，伦敦，1970年，第228页。
[18]同上注。
[19]《新唐书》卷六《肃宗本纪》，第165页。
[20] A1-Asadī fol. 146a，转引自穆罕默德·伊本·芒格利（MuḥammadIbn a1-Manglī）《论狩猎：本世界大人物们之与旷漠野兽的交往》（De la chasse: Commerce des grands de ce mondeavec les bêtes sauvages des déserts sans onde），弗朗索瓦·威雷法译本，巴黎：Sindbad书店，1984年，第267页，注104。
[21]本段落所介绍的资料均引自弗朗索瓦·威雷撰“文豹”（fahd）条，第740页右栏。
[22]麦尔歇《阿拉伯人的狩猎和运动》（Lachasse et les sports chez les Arabes），巴黎：M. Rivière书店，1927年。
[23]柔克义（W. W. Rockhill）《鲁卜鲁乞行纪》（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1253-55，withtwo Accounts of the Earlier Journey of John of Pian de Carpine），伦敦：HakluytSociety，1900年，第248页；并请参看考狄（H. Cordier）订补，玉尔（H．Yule）刊本《马可波罗行纪》（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theVenetian，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第1卷，伦敦：JohnMurray书店，1903年，第306页注。
[24]慕阿德（A. Ch. Moule）与伯希和（P.Pelliot）合刊汇校本《马可波罗行纪》（Marco Po1o：The Description ofthe World）第1卷，伦敦：Routledge书店，1938年，第75章，第185页；或考狄订补玉尔刊本《马可波罗行纪》第1卷，第61章，第299页。参见Ed. Hyams，Animalsin the Service of Man，Philadelphia／New York：J. B.Lippincott书店，1972年，第53页。
[25]慕阿德与伯希和合刊汇校本《马可波罗行纪》第1卷，第92章，第227页；或考狄订补玉尔刊本第1卷，第18章，第397页。
[26]布洛克曼（H.Blochmann）译《阿克巴政典》（Āçīn-i Akbarī）第1卷，加尔各答孟加拉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刊《印度丛书》第62种，D.C. Phillott订正第2版，1927年，第296—299页。
[27]贝维里奇（Beveridge）译《阿克巴事纪》（Akbar Nāma），拉合尔：BookTraders重刊本，第2卷，1977年，第539页。
[28]布洛克曼译《阿克巴政典》，第298页及同页注4。
[29]同上，第297—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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