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内亚的视阈，研判辽金时期中国北方地区民族社会及政治发展之具体状况，已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主流，更成为边疆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0世纪初，契丹人建立契丹辽王朝，到12世纪初女真人建立金朝，直到13世纪30年代，金朝被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取代为止，期间经历了300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于此所述的“辽金时期”。其中，契丹统治者采取的“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因俗而治”策略，已经成为后来金、元两朝统治者借鉴不疑的治国良策，成为此期封建社会体制建设的鲜明特色。政治上既如此，客观上便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联结起来，经济上推动了北方社会的生产发展，从而促进了南、北方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蒙古国鄂尔浑河
蒙古雄鹰
内蒙古赤峰木叶山下石房子
金朝继承了契丹人的一些治国理念，海陵王时期（1149年12月—1161年10月在位）便将政治中心迁移到南京析津府，更名为中都。因为，金朝人认为：
金朝为何以“坐若堂隍”之态，构拟燕京为“天下之中”，且元、明、清以来都沿承不变，其作用与意义何在？说得深刻一些，这都是史观和史识的问题。记得元朝人刘因曾经写过几首以“白沟”为题的诗文，其一名为《过白沟》，曰：
鸿沟即指界限，这里喻指白沟。刘因的史识是超前的，尤其“更从晚唐望沙陀，自此横流穿一缕”的主张，是将晚唐至五代十国、辽、宋、夏、金诸朝代，以一线贯穿的眼光来对待，真可谓是前无古人！
但刘因的认识毕竟有时代的局限，至今反观那个遥远的时代，豁然明朗：我国的一大特色，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即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脱离，肇始于此！这是任何民族或国家都难以做到的事情，而古代中国通过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了这一步，并沿续成为中国特色的历史本源。
以元朝时期版图之辽阔，诸方文化交流之密集，物产荟萃之丰富，堪称远超汉唐时期，但刘因仍在另一首题名《白沟》的诗文中，留下这样的诗句：“万国山河有燕赵，百年风气尚辽金。”肯定了辽金对于元朝社会发展的开辟性作用和意义，即辽金封建体制建设的开辟性作用以及远被四方的强大影响力，是后世得以继续发展的基础。
内蒙古黑水城胡杨林
近三十年来，关于辽金制度、文化交流及其影响方面的研究，屡有新论及新著面世，却都囿于专论或较为零散的篇章。杨富学先生将数十年精研之作的某一方向，凝聚成集，定名为《从松漠到流沙：辽金历史及其与内亚之关系》，并嘱托为序，故敢披陈如下：
杨富学先生研究领域相当广泛，辛勤笔耕，著述颇丰，向以多产高产著称，每有新作，皆有惠赐，笔者拜读亦多有收获，感佩不已。
首先，此集面世，将数十年非主攻方向之精品熔于一炉，化零散于总一，凝为一体，堪称填补空白之作，颇具画龙点睛、引入胜途之功！令人不禁有竖画三寸当体千仞之高的慨叹。是当前辽金史研究所必须瞩重的突破方向。
其次，文集中专门辟出“契丹回鹘篇”“契丹内亚篇”等，都予人耳目一新感觉，且拜读之后，史料之翔实，论证之贴切，识论之广博，都定会征服读者，粉丝增益无限。
其三，“辽金西夏篇”，以史料为依据，广征博引，精研佛论，从而得出辽朝佛学在西夏境内广为传播的结论，尤其是对黑水城出土夏金榷场贸易文书的精湛研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诸多重视，足振聋发聩，势必会引导学界就契丹辽朝文化传播能力和夏金贸易关系方面的探讨走向深入。
其四，“辽金史拾遗篇”“辽金丝路篇”扣合住当前学术研究的焦点问题，本集虽以“拾遗”为名，其所胪列诸篇文字，无不事关契丹辽朝研究的本质与特色，抓住了契丹辽文化研究的基点。譬如关于辽朝文殊信仰的研究文字，无疑为世人全面了解辽代观音信仰世俗化过程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尤其是对陕西岐山明代女真遗民完颜氏世系碑的公刊及其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既宏阔又深入，对西北女真遗民的研究可谓牗启户明。而“丝路篇”更是扣住辽、金时代“草原丝绸之路”的走向与交流频率等基本问题，启迪心智，受益无穷。
总之，《从松漠到流沙：辽金历史及其与内亚之关系》一书，对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者而言，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犹如一盏灯为学子指明方向！
最后，愿杨富学先生仍然一如既往地以学者的敏感去研究、观察和解读中国的历史及其文化成果，有更多的新著问世！
是以为序。
2020年7月16日于白甫书屋
编按：本书尚未正式出版，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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