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为了提高医疗水平，更好的评价和衡量医疗质量，我们国家学习和引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先进的做法，疾病相关组（英文disease related groups)--简称DRGs开始在我国很多地区开始推广。这一举措将会带来和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和质量提升，特别是鼓励三甲医院医生偏向疑难重症病例，提升业务能力，促进医院管理更加精细化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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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好的设想当付诸于实践都会遇到种种问题，如果我们管理部门以为有了这个DRGs就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打开电脑做做统计就可以让医疗质量提升一劳永逸的话，我觉得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幼稚了吧。
首先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DRGs吧！
这几年大家都在谈大数据和算法，仿佛有了神奇的算法，我们就能预测和把控未来，但是也有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过分依赖算法的潜在危害。例如去年看过的一本书《算法霸权》，里面就提到了不少过度依赖算法导致的危害。
那么DRGs会不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因素呢？我们要如何预防呢？
DRGs根据疾病的不同，给予赋值的分数不同。例如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简称AECOPD）的分值是1.2，哮喘急性加重的分值则只有0.9，而这两种病临床表现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因此你可以打AECOPD，也可以打哮喘。如果是你，你更愿意打哪种诊断呢？还有例如如果一个患者其实是肺水肿，分值是0.9,但你也可以诊断重症肺炎，分值是1.5，如果是你，你又更愿意打哪种诊断呢？
有些非医学专业的读者会很奇怪，诊断难道不是越正确越好吗？毕竟人命关天的事情！医学有很多时候是非常复杂的，其中诊断在不同的医生那里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有时候即使你想用正确的诊断，但可能因为DRG的分数，你也有可能违背初心修改自己的诊断。这种情况在其他行业相信也存在，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算法就解决一切问题，有时它还会带来不少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DRG对于患者诊治过程中的操作也有一系列的评分，原则上多劳多得也无可非议，但是临床上对患者做更多的操作未必带来更好的效益，是否真的以患者为中心，给予患者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以前在没有DRG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外界的压力，现在这个外界的压力则让医生的天平偏向于各种指标。
记得看过微博上一位曾经在北京协和工作的妇产科医生龚晓明说的一些话：
在临床工作中，很多时候的医疗决策的结局很复杂，例如75岁的前列腺癌骨转移的COPD患者选择手术，术后出现严重肺部感染并发症，最后治疗无效而亡。“手术成功了，人却死了”这种悖论需要我们更加谨慎地选择手术对象和手术方式。但是DRG的分值可不会考虑这些医学的内涵问题，它更关注的是根据DRG分值决定支付给医院的费用。但这样的系统有可能使得医疗行为偏离我们原有的本意--以病人为中心，让患者的利益最大化。而是以DRG为中心，让DRG分值最大化。那么如何在医疗活动当中，监督所谓的“以患者为中心”这种听上去“伟光正”、但医疗实践中却又难以把握难以衡量的口号呢？
第三则是广大医生经常诟病的问题，单病种核算，如果是一个年轻的没有基础疾病的小伙子简单的阑尾炎和一个90多岁的有多种基础疾病的老人家的阑尾炎怎么可能是支持同样的费用呢？据说DRG将在这里有所区分，因为它会根据你所列出的疾病将相应地增加赋值。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假设患者的临床表现原本是可以用一种疾病解释的，可以打2.0,但你拆成十几个病，虽然每个分值都不高，但加起来3.0，那么你会选择哪种方式呢？
第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患者的自主选择权。在按项目付费的时候，用什么治疗方法、开什么药，医生可以征询患者的意见，由患者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选择。但是，实行DRGs之后，患者就不能自主选择，因而会担心医生选用的药品或使用的治疗方法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也是可能导致医患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定额付费的前提下，一些医生可能会为了降低成本，让患者自己到院外购买某些药品。更有甚者，医生可能会串换病组，明明是一个简单轻微的病组，却归入到一个复杂严重的病组里面，以获得一个比较高的付费定额。而且，在新技术的应用上，可能也会遇到障碍，因为新技术的价格高，做了医院可能会亏钱，医生没有动力。
DRG毕竟首先是来自于西方特别是美国，引入中国后如何真正助力于我们的医疗质量提升还有很长的路要摸索，以及实质内涵的工作要做。DRGs应该有个弹性机制，对于一些病组的自费项目或药品，可以让医生和患者有一定的选择权。同时，应该建立一个谈判机制，如果因为患者病情需要，医生使用了一些贵重药品或高价治疗项目，导致费用超额，那么，应该允许医院向医保部门进行说明，经判断情况属实的，医保对超支的费用也应该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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