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完美的王铎《琅华馆帖》

 

    王铎尺牍刻本

 

     王铎尺牍，王铎乙丑所书，时年57岁。

    此卷笔法精妙，气势磅礴，章法混然天成，为晚年佳作。刻者为明末清初著名刻手刘光晹刻工精绝传神，宛若手写。

 

    王铎（1592-1652），明末清初大臣、书画家。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号嵩樵，又号痴庵、痴仙道人，别署烟潭渔叟。孟津（今河南孟津）人。
    传说王铎入阁拜相后，皇帝让他书写一匾额：天下太平。楷书巨匾挂上后，在一片赞扬声中，一个太监忽然发现“太”字少了一点，成了天下“大”平。众人抬头细审，果然是真。正待发问之时，但见王铎不慌不忙地手握颓笔，饱蘸浓墨，将笔向匾上掷去，不高不低，不歪不斜，恰好点在“大”字左下方，遒劲洒脱的一个“太”字，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众目睽睽之下。登时一片喝彩，齐夸王铎神功。皇帝惊喜万状，脱口称赞道：“王爱卿真乃神笔也。”从此“神笔王铎”驰名天下。
    王铎幼时家境十分贫寒，过着“不能一日两粥”的生活。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受到考官袁可立的赏识推荐，入翰林院庶吉士，累擢礼部尚书。王铎身逢乱世，仕途坎坷多艰，崇祯十六年（1643）曾一度避难于苏州浒墅关袁枢寓所，二人交情笃厚，往来间以诗文书画相唱和，袁枢之父兵部尚书袁可立的神道碑文和墓志铭就是王铎亲笔撰文书写的。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殉国于景山。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王铎为东阁大学士。满洲入侵中国后被授予礼部尚书、官弘文院学士，加太子少保，于永历六年（1652）病逝故里。铎博学好古，工诗文。画山水宗荆、关，丘壑峻伟，皴擦不多，以晕染作气，傅以淡色，沉沉丰蕴，意趣自别。山水花木竹石，皆用书中关纽。间作兰、竹、梅、石，洒然有物外趣。尤擅书法，行草宗二王，正书师钟繇，亦多自出胸臆，有《拟山园法帖》，诸体悉备，名重当代，学者宗之。顺治三年（1646）作《渔舟萧闲图》，收入《历代名贤画粹》；永历四年（1650）作《雪景山水图》，收入日本《支那名画宝鉴》；永历五年（1651）被满洲政府罢官归里，作《兰石图》卷、《山水卷》，分别收入《新版世界美术全集》、《支那名画宝鉴》。永历六年卒，享年六十一岁，葬于河南巩义洛河边，谥文安。
    王铎博学好古，工诗文。好古博学，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尤其以书法独具特色，世称“神笔王铎”。他的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明末有“南董北王”之称，他书法用笔，出规入矩，张弛有度，却充满流转自如，力道千钧的力量。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戴明皋在《王铎草书诗卷跋》中说：“元章（米芾）狂草尤讲法，觉斯则全讲势，魏晋之风轨扫地矣，然风樯阵马，殊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辈所能及也。”他的墨迹传世较多，不少法帖、尺牍、题词均有刻石，其中最有名的是《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
    王铎书法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深受欢迎。日本人对王铎的书法极其欣赏，还因此衍发成一派别，称为“明清调”。他的《拟山园帖》传入日本，曾轰动一时。他们把王铎列为第一流的书法家。提出了“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的看法。王铎善于画山水和梅兰竹石，山东省济南市博物馆收藏的《雪景竹石图》是王铎为睢阳袁枢精心创作的一幅雪竹作品，也是目前能见到王铎唯一的一幅以雪竹为题材的画作。他的画主要继承了五代荆浩和关同的风格，王铎的作品丘壑高峻，气势雄伟。同时他也吸收董源和王维的画法，主要以水墨晕染为主，皴擦不多，略施淡色，山川显得厚实雄伟，生机勃勃。他的山水画景色比较写实，山石的造型方峻，勾皴相间。他的山水画是以元人的笔墨技法画出了宋人味道。王铎的人物画极少见，而且画法比较简略、写意。　
    王铎工真、行、草书，得力于钟繇、王献之、颜真卿、米芾，笔力雄健，长于布局。梁评其“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健，全以力胜。”清姜绍书《无声诗史》称具“行草书宗山阴父子（王羲之、王献之），正书出钟元常，虽模范钟、王，亦能自出胸臆。”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当时书坛流行董其昌书风，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等人提倡取法高古，于时风中另树一帜。近世对日本书风有极大影响。存世书迹较多，刻有《拟山园帖》、《琅华馆帖》。《清史稿》卷七十九有传。《王维五言诗卷》，书于崇桢十六年（1643年），绫本，楷书、草书。凡32行，其中楷书13行，草书19行，每行字数不一。纵21厘米，横165.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赠袁枢诗册》计八页四十五行，三百八十一字，自署书于崇祯六年（１６３３），自作诗五律八首赠河南睢州（今睢县）袁枢(袁可立子)，为同时期的又一力作，现为美国杨思胜收藏。《在书法上王铎是一位各体皆能、风格多样的书法全才。无论是伟岸遒劲的大楷、高古朴厚的小楷书，还是他那飞腾跳踯的行草书，在晚明书坛上都应说是一流的。正书在王铎作品中不多见，源于唐人而能自出胸襟。此诗卷前半部分，无论是字的大小、结体、字画、字距，皆给人一种奇特的感受。诗卷后半部分的行草在王铎作品中则不乏见，章法变化丰富，行笔能纵能敛，整体感强，结体欹正莫测，点画错综复杂，线条枯实互应，故其成就被人给予很高评价。

                                                                                                 

 

 

 

    王铎《琅华馆帖》

 

    王铎《琅华馆帖》，1958年在洛宁县明末清初兵、刑二部侍郎张鼎延别墅遗址出土。该石刻出土时石面油黑光亮，字迹晶莹洁白，如新镌一般。是帖分一、二两册。一册编号从一册一到一册十，约2800余字；二册编号从二册一到二册十，约3300余字。全帖共约6130余字，镌刻在十二块汉白玉条石上，刻字二十一面。

    张鼎延，河南省洛宁县德里村人，与王铎是壬戌科同榜进士，其父张伦为明万历年进士，官至四川巡抚；其兄弟子侄俱登科第，张氏一门实乃书香之家宦门之第。从《琅华馆帖》中，王铎与张鼎延之来往书信内容“亲家”、“年翁”、“姻弟”、“天政婿”等字眼看，王铎与张鼎延既是同榜进士，又是河南同乡，同在京做官，且王之女儿嫁与张子天政，同年关系，姻亲关系，两家关系自然最笃，往来书信，聚读会文，共游山水，相互唱和，亦当不少。王铎既是书法名家，张氏求其将书信诗文刻石成帖，传留后代，当是情理中事。从《琅华馆帖》中可以看出，当时王铎极其认真地为《琅华馆帖》书写了跋语，这就是最末一刻二册十“琅华馆帖跋”。
    《琅华馆帖》刻石现存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文管所。原石拓片精拓极少。洛阳裴氏拓印。
    《琅华馆帖》翻刻本有二：一在孟津，一在洛阳民俗博物馆。二翻刻本均有拓片流出，但与原拓相去甚远。孟津还据翻刻本出版了精装的帖书。
    《琅华馆帖》硅橡胶翻模版有二：一在洛宁县文管所，一在洛阳市内不知处。近年洛宁县文保所用硅橡胶翻模版大量传拓，每年有200余套翻模本拓片流入市场。翻模版拓片虽然具有原帖之精神，但与原拓相比，笔画变细是其最大弊端，这也是鉴别是否原拓的主要着眼处之一。
    册页装王铎《琅华馆帖》，为纯正原拓，用“罗纹宣”拓就，墨用原汁“一得阁”，拓于2007年。

 

延伸阅读

关于《琅华馆帖》
     自八十年代初任博文先生先后在《中州文物》、《书法》二刊物上介绍《琅华馆帖》后，越来越多的人对此帖给予了关注。自1981年6月11日，日本岗山市书道研究会理事平木明教授，日本70岁高龄老书法家，国家书道研究会会长村上三岛（人称活王铎），先后率领由7名日本书法家组成的“王铎书法河南调查团”两次来洛宁参观研究，对《琅华馆帖》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率先在日本出版了此帖。
    《琅华馆帖》是1958年在当时的河南省洛宁县陈吴公社新寨村张鼎延旧宅遗址发现的。帖石为汉白玉条石十二方，长方形，宽0.3m，长0.62──0.98m不等，厚约0.12m。帖石侧置于约2.5m见方，深约0.7m的砖砌方池内，两石间有一青砖相间，似为防止两石相撞而设。石面（横置竖排） 镌刻文字 ，两面刻者八方，单面刻者四方，共十二方，刻字二十面。曾散失民间，据说有两块还作过牛槽槽底。
    全帖分一、二两册。一册两千八百余字，二册三千三百余字。有草书、行书、小楷三种书体。其内容绝大部分是王铎和其姻亲张鼎延往来书信和聚谈唱和之作。由张飞卿镌刻。本文想就以下几个方面对此帖作以探讨。
    一、《琅华馆帖》的内容
    我们现在见到的《琅华馆帖》其内容如下：
    一册：王铎行书给张论书信二封（任博文《王铎琅华馆帖>介绍》中为一封），行书“《蜀抚葆一年伯平奢安》”诗十首，《礼九峰山》诗七律三首，草书仿古；张鼎延行书《先君四咏》诗一组，《张中丞蜀事小传》一篇；张璇楷书《先祖蜀功》四首；张缙彦楷书《水西战绩》四首。
    二册、王铎与张鼎延书信十四封（依内容分别标为：《绝粮帖》、《求书帖》、《桃花帖》、《欢呼帖》、《买画帖》、《豚子帖》《深知帖》、《春华帖》、《地湿帖》、《赐醳帖》、《谈古帖》、《占数帖》、《木护帖》、《卮砚帖》），王铎行书《庚午夜坐德里山村斋》诗五首；小楷《登金门山遇雨》六首，跋一篇；张鼎延小楷《觉斯翁登金门山原韵奉和》六首，《谪居德里喜觉斯亲家远访次韵》五首，行书《金门山纪略》、《望金门绝顶》五首；张琯书诗二首；张璇书诗二首。
    可是，王铎《琅华馆帖·跋》却说：“是帖皆与中丞葆一年伯、玉调亲家往还牍也。中间天政婿仅一二小札及游金门山有韵之语。”
    据张氏族谱记载，天政即张璇之字。那么，按王铎跋文，《琅华馆帖》内容仅王铎行书与张论书信二封，行书《蜀抚葆一年伯平奢安》诗十首，与张鼎延书信十四封，小楷《登金门山遇雨》六首；张鼎延小楷《觉斯登金门山原韵奉和》六首；张璇书诗二首。
    这些内容可能是张鼎延计划镌刻内容，王铎正是根据此计划作跋。可是王铎在跋中并未提及《仿古》部分和《礼九峰山》等七律三首。
    《仿古》款文说：“辛卯二月十八日，玉调亲家携卷求书。”《礼九峰山》款文说：“辛卯二月廿七日，为玉调老年翁亲家博正。”这两件作品写成时间略早于《琅华馆帖·跋》，想必是张鼎延携卷求书时，一并求王铎作跋，这些作品也是一起从王铎处取走的，于是，这两件作品便不可能列入镌刻计划。不过，刻入帖内王铎是应该知道的。
    由张鼎延、张琯、张缙彦书写的后增补部分，王铎可能并不知道。因为王铎写《琅华馆帖·跋》是在辛卯（即1651）年三月十四日，四月离京，一去不返，次年死于孟津老家。（详见下文“《琅华馆帖·跋》镌刻地点”）
    二、《琅华馆帖》的镌刻时间
    从《琅华馆帖·跋》的内容看，王铎离京时，《琅华馆帖》开工时间不是很长，因为许多内容尚未确定，但从“遂鈢之”的语气看，此时已经开工了。那么开工时间应在1651年春天前后。如果我们比照王铎的另一部刻帖《拟山园帖》，有可能对此帖工期的推断给予帮助。
《拟山园帖》，1652年王无咎选辑其父王铎生前所书楷、草、行、隶诸体中之优者79幅，近2万字，选优质汉白玉凿成90块长方形石块，托请张飞卿镌刻，历时八年始成。《琅华馆帖》刻石略早于此帖。从以上叙述可知，此帖刻制受《琅华馆帖》影响很大，不但石材，型制相似，刻手也系同一人。如果按《琅华馆帖》刻石十二块，二十面，约六千四百余字。其工程量大约相当于《拟山园帖》的四分之一左右。其工期也不应太短，应在一年半到两年时间。那么，其刻成时间应在即1652年下半年。下限应不早于《拟山园帖》开工。任博文先生把《琅华馆帖》竣工时间推断为1651年夏恐太早。这样看来，此两帖不论从刻成时间、刻工、型制各方面都可称得上是姊妹篇了。
    三、《琅华馆帖》的镌刻地点
    任博文先生在《王铎〈琅华馆帖〉简介》中仅对刻石时间作了考证，却未提及其刻石地点。笔者与任博文先生交往中，任先生曾多次谈及《琅华馆帖》发现一事。先生认为，刻帖石料为汉白玉，其尺寸与故宫栏板尺寸相近，个别单面刻的石材还保留有与故宫栏板相似的图案，这些石材极有可能是修复故宫时拆下的栏板。可为什么要把这些石材从北京运回洛宁来呢？先生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笔者认为，《琅华馆帖》极有可能刻于北京。
    据刘正成先生考证：“王铎于明弘光元年（一六四五）亦即清顺治二年五月在南京降清；顺治三年（一六四六）正月被命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顺治四年三月，充殿试读卷官；顺治六年（1649）正月，授礼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十月加太子太保；顺治八年（1651）晋少保；临死那年，即顺治九年（1652）三月，授礼部尚书，同月，王铎已病卒于家，大约并未知道和实际接受这个新职务。看得出来，王铎大部分时间是无事可做。据记载，这七年仕清中，他做了两件事：一是于顺治八年三月，向皇帝上书尊孔，让新朝统治者'幸学释奠’（《清史·列传七九》，下同），即让皇帝读孔孟之书，修茸曲阜'圣庙’，调衍圣公及'四姓博士’赴京陪祀于文庙；二是于顺治九年四月，（注：根据上文及其他文献，“顺治九年”可能是“顺治八年”误排）受皇帝命祭告西岳华山。祭告华山毕，他一面逃避清军与抗清士民的军事冲突，一面向西南旅行，途经陕西汉中，由栈道入川，去游览了渴慕多年的峨眉山。从夏至秋、至冬，蜀道的长途跋涉，受热受寒，染上重病，到是年底方返回老家河南孟津，一病不起，第二年三月便病笃而卒。”《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中刘正成《王铎书法评传》）。
    王铎写《琅华馆帖·跋》为辛卯年（即1651）三月十四日，这一时间恰与他向皇帝上书尊孔一事同时，说明此时他正在北京，此文写于北京是毫无疑问的。
    据《兵部右侍郎张公神道碑》记载：“世祖皇帝御极之十年，兵部侍郎张公鼎延，夙夜左右，执事有恪，上悯其勤劳，加恩赐金币，驰归故里，公卿祖道于长安门外，都人以为荣，又六年，公以寿终于永宁之故第。”《洛宁县志》（1991年版）也说：“顺治十年（1653年）兵部侍郎张鼎延告老还乡，纂修《永宁县志》8卷。
    从这两段文字知道，顺治十年之前，张鼎延也在北京。《琅华馆帖》收《金门山纪略》乃张鼎延所书，款为“顺治八年暮春金门张鼎延识并书“。这与王铎跋文时间也一致，说明二人当时均在北京。
    根据以上情况，这部《琅华馆帖》应是由当年的兵部侍郎张鼎延在北京主持镌刻的。
    四、琅华馆究系何处
    任博文先生在《王铎〈琅华馆帖〉简介》中说：“张鼎延祖居洛宁德里村。踞该村约二里许，相对望之涧河东岸，有一土丘小寨，现名新寨。原有张氏别墅一所，当为琅华馆。”任先生认为，琅华馆即张氏别墅。
    记得1995年拜访刘永先生，曾提及此事。据刘永先生说，他曾记得早年在北京见到过王铎奏折后署琅华馆，认为琅华馆应在北京。颜孝宗先生也说：八十年代初在郑州王铎书法展上，曾见一作品题为“于北都琅华馆”字样。可这些都找不到第一手资料。
    《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中收有《琅华馆帖册》真绩一件。其跋曰：“辛巳正月书此册，客辄至，经三日始成。
    质之循女杨词丈以为如何。孟津王铎书于怀州之东湖草堂。”（“循女”《全集》释为“循如”）
    这件作品是写给杨循女的，可王铎题签为《琅华馆帖》。由此至少说明琅华馆绝非张氏别墅。既然张氏所藏刻帖也称《琅华馆帖》，说明琅华馆也决非杨循女的斋馆号。唯一的可能就是王铎的斋号。
    其实，《琅华馆帖》中也有张鼎延斋名。二册五王铎“庚午夜坐玉调亲家德里山村斋”，其“山村斋”可能就是张鼎延斋号。
    《拟山园帖》有一帖谓：“辛卯二月十六日书于琅华斋中，与长男无党时进表入都，是日男出都之任平水，父痴庐道人年六旬书。”结合这段文字，可以确定琅华馆即王铎在北京之斋号。琅华斋应为琅华馆之别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出版物正实了这个观点。
    由于《琅华馆帖》出土较晚，流传不广，研究者不多，笔者此文仅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书界同仁关心《琅华馆帖》的研究工作。                                            （蒋宪岭）

参考书目：
    1、任博文《王铎〈琅华馆帖〉简介》
    2、《书法》1981年第5期 上海书画出版社
    3、《洛宁县志》1991年版  三联书店出版
    4、点注本《洛宁县志》民国六年本（河南省洛宁县地方志总编辑室）
    5、《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 刘正成主编  荣宝斋出版
    6、《王铎法帖墨迹珍品集》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7、《孟津县志》1991年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8、《琅华馆帖》1994年 孟津王铎书法馆编。

 

    王铎墨迹

 

又：

王铎的《琅华馆帖》是流传的最完好的王铎法帖集，但平时知之者却似乎不太多。

    1958年某日，河南省洛宁县的陈吴公社新寨村的村民在村中张氏旧宅遗址上掘土盖房时，突然发现地下有一层青砖，青砖下面有砖砌就的方池一个，方池里很整齐的排列着侧放的汉白玉条石十二方，方石的两边都镌刻着文字，石面漆黑光亮，字迹洁白晶莹可人，石面的侧面纹理清晰如新，好像是刚镌刻好之后就有意埋放在地下的。当时发现这些汉白玉石条的村民也不知这些石条是做什么用的，后来向县里做了汇报，不久，县文化馆的人派车到村里，把这十二条汉白玉条石运到了县文化馆内，藏在一间空屋里。以后再请有关专家来作研究，认定为明末大书法家王铎的遗帖《琅华馆贴》的石刻珍品。

    石刻《琅华馆帖》中有王铎的跋文，跋文中说：“是帖皆予与中承年伯、玉调亲家往还牍也。”这部法帖的内容所写的绝大多数是王铎和他的姻亲，也就是《琅华馆贴》的汇刻保存人张丁延氏往来的书信、聚谈唱和之作，总计有书信15函，诗44首，传记1篇，纪略1篇，跋文1则。

   《琅华馆贴》全帖分为两册，第一册约有2800余字，第二册约3300余字，书体有草书，行书，小楷。汉白玉条石长62厘米和98厘米，宽30厘米，共有12块，刻字20面。全帖刻石精细，石面完好似新，真是王铎书法中的珍品，这让书法爱好者以及王铎的研究者又多了一个宝贵的研究资料，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很高。

   王铎的书法集除了较著名的《拟山园帖》和这里简介的《琅华馆贴》之外，还有《龟龙馆帖》、《弘月馆帖》等。《弘月馆帖》久已失传，《龟龙馆帖》据说只有一二个拓片可见，至于《拟山园帖》由于过去经常拓印，失真度较大，而且石面斑驳，大部分字迹已经难以辨认，现在，只有《琅华馆贴》保存完好如新刻，这对于文化界和书法界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幸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