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含义及分类

 

文体名。“赋”的含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左传》里多有某人赋某篇的记载。“赋”是诵说的意思，不指文体。《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也是指这个涵义。《周礼·春官宗伯·大师》中有“六诗”的提法,《毛诗序》称之为“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据郑玄的注解,“赋”是铺的意思，即“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也不指文体。不过《诗经》中铺陈言志的手法，对于赋体的形成是有影响的。所以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赋用作文体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篇》，其中分别铺写了云、蚕、礼、知、箴五种事物，可以说是由铺陈发展到以赋名篇的肇始。但是，赋作为文学体制，则可追溯到楚辞。战国中期屈原的《离骚》、《九歌》等篇章，当时并不曾以赋题称，到西汉刘向、刘歆领校秘阁图书时，为屈原编集，始称之为“屈原赋”25篇，《汉书·艺文志》予以著录，同时还著录有“宋玉赋”16篇、“唐勒赋” 4篇。楚辞与赋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后代文体分类常以辞赋合称，并认屈原为辞赋之祖。但楚辞与汉以后的正宗大赋在精神和体貌上又有所不同，所以后人也有将辞与赋加以区分的。要而言之，赋体以楚辞为滥觞，至荀况始有定名，它出现于战国后期，到汉代才形成确定的体制，这就是赋的渊源。

    关于赋的特点,《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体物写志，指赋的内容；铺采□文,指赋的形貌。与“诗言志”的传统相比较，赋的特点首先在于“体物”，即摹写事物。《诗经》里只有很简要的景物描写，到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作品中，写景的成分和技巧都有了很大的进展。汉代大赋更多模山范水、叙写宫苑游猎之作，大量地罗列各种珍禽奇兽、名花异木、虫鱼水族、车旗仪仗，名目繁多。所以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鲜明地区划了两种文体在表现内容上的不同。然而，赋在侧重“体物”的同时，也注意到“写志”，这与“诗言志”的传统又是一致的。《汉书·艺文志》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魏晋间皇甫谧《三都赋序》也说：“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寝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可见辞赋的起源也是同讽谏述志相联系的。汉代大赋中铺张摹写物态的趋势虽发展到极点，“劝百而讽一”，但结尾仍不无讽谏之义。所以《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史记·司马相如传赞》也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通过摹写事物来达到抒发情志的目的，这是对赋体在内容方面的要求。

    赋在内容上既然要通过“体物”以“写志”，在艺术表现上就必然注重铺陈，形容事物的外象和内理。由于注重铺叙和形容，在语言上就不免要使用华美的词藻，着上绚丽的色彩。这也就是“铺采□文”的意思。另外，赋也很讲究声韵的美，它把散文的章法、句式与诗歌的韵律、节奏结合在一起，借助于长短错落的句子、灵活多变的韵脚以及排比、对偶的调式，形成一种自由而又谨严、流动而又凝滞的文体，既适合于散文式的铺陈事理，又能保存一定的诗意。这是赋这种文体的重要特征。

赋体（辞赋）的流变大致经历了骚赋、古赋、俳赋（骈赋）、律赋、文赋（散赋）、新赋各个阶段。 

骚赋

骚赋指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以及后世模仿楚辞的作品。其特点在于抒情浓郁，意象瑰玮，声调绵邈，句中或句尾各用“兮”、“些”、“只”等语助词调节音韵。它还不象汉以后的赋那样注重铺陈事物，也没有形成很固定的体制。

古赋 

古赋包括战国末期荀子的《赋篇》和汉赋。荀子《赋篇》分别写了礼、知、云、蚕、箴等5种事物，以韵散相间和问答体的结构方式 ，“ 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刘勰《文心雕龙·谐隐》）。汉赋渊源于荀子《赋篇》，并在文学体制上接受了楚辞和战国恣肆文风的影响。汉赋又包括汉初贾谊《鵩鸟赋》、《吊屈原赋》为代表的骚体抒情赋；西汉前期至东汉中期以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为代表的散体大赋；东汉后期以赵壹《刺世疾邪赋》为代表的抒情小赋。其中，汉代散体大赋是为正宗。

汉赋主要指汉代流行的大赋，由枚乘《七发》开其端，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汉赋的特点在于极力摹写各类事物，一般都是长篇巨制，结体严密，气象壮阔，文辞富丽，好用典故难字，表现出一种典雅堂皇、肃穆凝重的风格，被视为赋的正宗。章法上多采用问难对答的形式，句式参差明显，韵文中夹杂散文，诗的气息大为减弱

俳赋 

俳赋，即骈赋。以句尾有韵脚而别于骈文。“俳”的本义是游戏。宋代称对句为“俳语”，因称注重对仗的赋为“俳赋”。“骈”即对偶的意思，所以又称之“骈赋”。 

俳赋，魏晋体制未严。其特点是通篇基本对仗，两句成联,但句式灵活,多用虚词，行文流畅，词气通顺，音韵自然和谐，未讲四声八病。如曹植的《洛神赋》基本上顺语势作流水对，有三言句、六言句及骚体句。而西晋陆机的《文赋》以六言句为主，两句对联，体制已趋严整，但句式不避参差。 

俳赋，南朝体制特点是，通篇对联，技巧出新；炼词熔典，讲究声律；渐趋四六，渐近律赋。如庾信的《小园赋》，除连接转折的虚词外，句子字数虽有参差，但基本为四六节奏，两句一典，隔句对仗，犹如对联串缀成文。但较之唐代律赋，则四六未严，平仄欠备。所以程杲说：“四六盛于六朝，庾、徐推为首出。其时法律尚疏，精华特浑。”——《识孙梅（四六丛话）》 

律赋 

唐代时科举制度盛行，诗赋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于是产生了考试专用的试律赋，叫做律赋。律赋在骈赋的基础上更注重对仗与声律的工整严密，并对全篇字句数和韵式作了严格的限制。“律”是格律，指作赋必须遵守的对仗、声韵的限制。唐代进士科举考试命题作赋，除须遵守俳赋对仗声律要求外，还限定了表示立意要求的韵脚字，一般为四言两句八字，即限八韵。宋代试赋沿袭唐制。后世便通称这类限制立意和韵脚的命题赋为“律赋”。 

南朝俳赋的对仗、声韵有一定讲究，但未形成格律唐代进士科试诗赋，使士人必须熟悉对仗技巧和四声八病，掌握俳赋写作技能以应付考试。律赋，是对骈体赋的进一步规范。从四六文体在唐宋时的地位看，它是唐宋时代最广泛使用的文体，四六文的应用比起古文来还要广泛。

宋代是律赋的发展期，宋代科举考诗赋，所以一般的文学家也都从事于律赋的写作金代的科举也沿用了律赋，但成就不高，名家更寥寥。元代、明代不以律赋考试，所作的就很少。清代是律赋的高峰，无论数量上还是成就上都远远超越前代。有清一代，律赋名家辈出。律赋名家往往也是以才情学识见长的诗人学者。但其作品矫揉造作，失去了文学的真实生命，而作为利禄之途的敲门砖。

文赋 

文赋，文赋尚理而失于辞，故读之者无咏歌之遗音，不可以言丽矣。由于律赋，其变愈下，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中于徐、庾隔句作对之陋，终于隋唐宋取士限韵之制，但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而情与辞皆置弗论。古文家们的创作理论如句式取其自然、好用议论、注重借鉴秦汉文章等正是文赋产生的理论基石，而当时文坛上破体为文的创作风气以及律赋、咏史怀古诗、陆贽骈文的盛行等，也从实践的方面刺激了文赋的产生。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影响下，一部分赋又呈现出由骈俪返回散体的倾向，不讲求对偶、音律、藻采、典故，章法开放流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畅快的气势，称作文赋。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等，都是代表作。

新赋

新赋，亦称新体赋，是在总结赋文的基础上，用现代汉语将诗同歌赋融为一体，创造的新文体。新赋的语言特点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与赋一样讲求排比、对仗和押韵，可以换韵。在骈偶上，以骈为主，骈散结合，在表达文意中增强语感气势。新赋是辞赋文学体制的创新，由于其语言浅易，容易为大众所接受，新赋文学作品将会成为辞赋文化的新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