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读书笔记之三
文｜徐淑红
面对疫情，西方各国表现各异，引发争议不断，这让我想起加缪在《鼠疫》中的描写和他鲜明的态度。
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城，即使确定了身陷鼠疫的危害之中，是否应该与之斗争也仍然充满争议。
面对鼠疫
“本市中许多新派伦理学家，当时竟然说，无论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只能跪下求饶。”
面对新冠疫情的蔓延，西方有些国家提出了所谓“群体免疫”理论，甚至还有一些国家首领说“抱歉，一些人会死去，他们确实会死去，这就是人生。”这不就是《鼠疫》中中所说的这种人吗？面对病毒束手就擒甚至“跪下求饶”。
加缪在小说中鲜明地表明了态度：
“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决不能跪下求饶。问题全在于控制局面，尽量少死人，少造成亲人永别。为此也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同鼠疫搏斗。这个真理并不值得赞扬，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事。”
小说主人公里厄和塔鲁及其朋友都是这种态度。
我想起加缪的另一部名作《局外人》，对于主人公默尔索，很多人认为他是特立独行的英雄，也有人认为他其实是一个在内心冲突中失去自我的人。
但不管哪种观点，有一点都是不可否认的，就是默尔索对什么都无所谓，他是冷眼旁观着这个荒谬的世界（我认为这其实也包括他自身）。
在《鼠疫》里，鼠疫蔓延的世界无疑更加荒谬，主人公里厄却不再冷眼旁观，而是积极投身其中进行反抗。
如何反抗呢？
里厄是名医生，最早发现鼠疫并多方努力，争取到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之后一直奋战在抗疫第一线，无疑是名英雄。
但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与英雄主义无关，而是一种“诚挚”。
“诚挚”是什么？“诚挚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他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尽他的职责，都是在努力做好他的本职工作，而同鼠疫搏斗“这个真理并不值得赞扬，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这次面对新冠疫情的斗争中，无数医护人员都是像里厄这样尽职尽责的英雄。可敬的钟南山院士尤其如此，他的冷静果断、谦逊质朴都和里厄极为相似。前段时间在迎接8名广东援鄂医护人员隔离休整结束返回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时，钟南山激动地说我们“挺过来了”，同时表示国际疫情依然严峻“我们医护人员要尽好我们的职责，回来以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继续总结资料，为世界共同战‘疫’提供经验。”
另一名反抗者的代表则是塔鲁。他只是奥兰城的一名旅客，在此短暂居住，但当鼠疫蔓延时，他立刻主动与里厄联系，组建了由志愿者组成的卫生防疫队，弥补了当时抗疫人力的严重不足，成为里厄的得力助手，也是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
如果说里厄还可以说只是在努力尽职，那么塔鲁就可以说是真正的英雄了，因为他并非医生甚至都不是这里的居民，但他义无反顾，在与鼠疫的斗争中冲锋陷阵。
当里厄告诉他此项工作的危险性时，他回答：
“一百年前，一场鼠疫大流行，夺走了波斯一座城市全体居民的性命，唯独一人得以幸免，恰恰是一直忠于职守的那个洗尸体的人。”
但，塔鲁还是倒在了黎明到来之际，当疫情已经明显好转减退时，塔鲁却不幸染上鼠疫，健壮的身体被病魔一点点吞噬……
我想到了倒在回家之前的山东援鄂医疗队员张静静，想到了不辞辛苦，冒险接送金银潭医院医护人员上下班，并想方设法为他们筹集物质和食品的快递小哥汪勇。也想起了活跃在社区值班值守、协助排查、送菜上门、团购生活物资的广大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捐款捐物的明星和众多普通志愿者——从社区防控、生活服务到物质运输、心理疏导等方面都有勇敢志愿者们的身影。
里厄与塔鲁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但是里厄作为叙述者，却认为“由塔鲁倡导而组建起来的卫生防疫队，应给以充分客观的评价”，“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也就够了”。
因为
“过分抬高义举，最终会间接地大力颂扬罪恶。因为，这会让人猜想，义举十分罕见，才显得如此可贵，而邪恶与冷漠则是人的行为更常见的动力。”
里厄推举的英雄人物是极其普通，甚至看上去还有些窝囊的格朗，虽然收入低微，生活清贫，仍然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加入志愿队后利用专长一丝不苟地做好统计数据的工作。
做出反抗行动的还有其他人。奥通法官开始对鼠疫也并未太在意，甚至有些不屑，但在妻子尤其是儿子死于鼠疫之后 ，他在隔离期满后又请求再回隔离营，成了一名志愿者。
神父认为鼠疫是上帝对人类的集体惩罚，要人们接受并忏悔，里厄当然无法认同，但当塔鲁向神父发出邀请时，神父答应了加入卫生防疫队，里厄高兴地说“他讲道好，做得更好。”
在共同目睹一个无辜孩子饱受病魔折磨直至被夺去生命后，神父仍然低声地说“也许我们就应该热爱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里厄愤慨地回答“我誓死也不会爱这个让孩子受折磨的世界”，神父有些震惊，虽然他为无法说服里厄而感伤，但他仍然一直与里厄并肩战斗，并最终倒在了抗疫第一线。
甚至是科塔尔这个鼠疫发生前有案底并因此恐惧得上吊自杀的人，虽然并没有成为志愿者，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了反抗的行动，塔鲁认为：“这个人在成长。”
而一心想着出城与未婚妻团圆，指责里厄和塔鲁只在抽象概念里打圈的朗贝尔，也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在终于找到出城机会时也依然选择了留下。
他原以为自己是这场鼠疫的局外人
“可是现在，我亲眼看到了，就知道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属于这里了。这场鼠疫关系到我们所有人。”
其实，朗贝尔之所以发生改变，并非来自抽象的概念，而是因为听说里厄的妻子也在城外且病得很重，受到了震动。
而其实，真正让里厄投身反抗行动的也并非只有抽象的概念，当他回顾历史上死于鼠疫的人数大概有一亿时，想到：
既然一个人丧命，只有目睹其死亡，才有一定分量，那么，一亿具尸体，排列在历史的长河中，凭想象也无非是一缕青烟。里厄大夫忆起了君士坦丁堡流行的那场鼠疫，据记载，当时一天工夫就有上万人丧生。一万名死者，就是一家大型影院观众的五倍。要搞搞清楚就应该这样做。将五家这样影院的观众集中在门口，带到城里的广场上，全部屠杀，将尸体堆起来，这样就能看得稍微清楚些。
在他的医院里，鼠疫平均每星期要夺走五百人的生命，这些难道都是抽象概念吗？因此，当朗贝尔指责塔鲁的英雄主义是一种“理念”时，里厄毫不犹豫地站在塔鲁一边，反驳说“人并不是一种理念”。
许多人一方面反对疫情的抽象概念，另一方面又把死亡人数仅仅当成抽象的数字，面对惨烈的现实仍然以理性之名，对疫情不作反抗或只作出极消极的反抗。
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在日本地震后曾说过一段话：
悲恸是一种非常私人的经验。这次震灾并不能笼统地概括为“死了2万人”一件事，而是“死了1个人”的事情发生了两万件。两万例死亡，每一个死者都有人为之撕心裂肺，并且将这悲恸背负至今。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生命，每一个逝去的生命都是家庭之殇。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面对猖狂的病毒，我们应该怎么办？70多年前，加缪通过他的作品《鼠疫》清晰地表明了他的态度
“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决不能跪下求饶。“
这并不是从抽象概念得出的结论，而是对生命的尊重，对尊严的捍卫。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并非一种抽象概念，而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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