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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注释】

    [1]挟:倚仗、凭借、依靠。

    [2]孟献子:即鲁国大夫仲孙蔑。

    [3]费:春秋时的诸侯国名,在今山东省境内。

    [4]亥唐:晋国人。

    [5]入云、坐云、食云:即云入、云坐、云食。云,说。

    [6]蔬食:粗糙的饮食。

    [7]甥:古时妻子的父亲被称为“外舅”,因此女婿也称“甥”。

    [8]贰室:副宫。

    【译文】

    万章问孟子道:“请先生给我讲讲交朋友的原则。”

    孟子回答道:“所谓交朋友的原则,就是不倚仗年龄、不倚仗地位、不倚仗势力地交朋友。交朋友交的是品德,不能有任何倚仗心理。孟献子是一位拥有一百辆车马的大夫,他有五位朋友,有两位分别叫乐正裘和牧仲,其余三位的名字我忘记了。孟献子和他们交朋友,心里没有自己是大夫的感觉,同样,他的这些朋友如果在心里把孟献子当作大夫,也就不会跟孟献子交朋友了。

    “不仅拥有一百辆车马的大夫是这样的,就连小国的国君也是这样的。费惠公曾经说:‘我把子思尊为先生,我和颜般是朋友,而王顺和长息只不过是侍奉我的下人罢了。’不仅小国的国君是这样的,就是大国的国君也是这样的。晋平公对待亥唐很恭敬,亥唐叫他进去他才敢进去,叫他坐他才敢坐,叫他吃他才敢吃——即使是糙米饭和菜汤,晋平公也能吃得很饱,因为在亥唐面前,他不敢不吃饱。不过,晋平公也就是做到这些罢了。

    “不与贤者一起位居人臣,不与贤者一起处理国事,不与贤者一起接受俸禄,能做到这些的,只是世人对待贤者的一般态度,不是王公贵族对待贤者的态度。从前,舜拜见尧帝,尧便留舜住在他的副宫里,还请舜吃饭,舜也请他吃饭,二人互为主客。这是天子与普通百姓交朋友的例子。地位低下的人尊敬地位高贵的人叫尊敬贵人,地位高贵的人尊敬地位低下的人叫尊敬贤者,因为尊敬贵人和尊敬贤者的道理是一样的。”

    【阐释】

    人生在世,离不开朋友。朋友之间的友谊是人际交往中结出的美丽花朵,它在人生旅途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地位。因此,孟子的弟子万章特地专门请教老师有何“交友之道”,孟子先用否定性的语言,讲了三个“不”字,即“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又用肯定性语言明确结论:“友其德”。即交朋友一定看重对方的品德。

    孔子曾把朋友分为“益友”和“损友”两种相互对立的类型。他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这就是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同正直的人交朋友,同诚实的人交朋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便有益;同善于谄媚逢迎的人交朋友,同心术不正的人交朋友,同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人交朋友,便有害。可见孔子的“择友”标准是重人品、重知识。孟子则特别强调交友要重“德”,反对重资格、重权势、重钱财。因为一个人的内在品德如果高尚、优良,那么其外在表现必定崇高、伟大。尽管其外在表现多种多样,但无一不是“德”的“外化”。所以,孟子抓住了交友最核心、最本质、最关键之点,明确将它表述出来,这就不仅继承了孔子的交友理论,而且发展和深化了这一思想。

    【原文】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1]击柝[2]。孔子尝为委吏[3]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4]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5],而道不行,耻也。”

    【注释】

    [1]抱关:即守门的士兵。

    [2]击柝:打更。

    [3]委吏:管仓库的官吏。

    [4]乘田:管园林的官吏。

    [5]本朝:在这里指朝堂、朝廷。

    【译文】

    孟子说:“尽管做官并不完全是因为贫穷,但有时也是因为贫穷才做官的;娶妻并不完全是为了孝敬父母,但有时也是为了孝敬父母。如果是因为贫穷而做官,就要自觉居于低位,自觉领取微薄的俸禄。既然要自觉居于低位,还要自觉领取微薄的俸禄,那做什么官才合适呢?就做守门或者打更一类的小官吧。孔子曾经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官,每天只说‘出入仓库的帐目都清楚了’这一句话,曾经还做过管理牲口的小官,每天只说‘牛羊都长得很结实’这一句话。如果身居低位却议论国家大事,这就是罪过;如果在朝堂上做官而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就是耻辱。”

    【阐释】

    “位卑未敢忘忧国。”

    忧固然是忧,但如果你高谈阔论,指点江山,评议朝纲政纪,那可就要小心你的脑袋了。

    因此,孟子有“位卑而言高,罪也”的看法。尤其是在暴政的时代,更是如此,所以有“莫谈国事”的警告。另一方面,如果你不是“为贫而仕”,不是为了拿工资混饭吃,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而做了高官,“立乎人之本朝”,更加应该关心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政见,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不然的话,“道不行”,就是耻辱。总之还是《中庸》所说“素位而行”的意思。担任什么角色就做什么样的事,说什么样的话,尽什么样的力。即便圣人如孔子,不也是管帐就说管帐,放羊就说放羊吗?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多余的话可说呢?

    【原文】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译文】

    孟子对万章说道:“一个乡的善良之士就和一个乡的善良之士来往,一个国家的善良之士就和一个国家的善良之士来往,天下的善良之士就和天下的善良之士来往。如果觉得和全天下的善良之士来往还不够,便向上追溯古代的善良之士,朗诵他们的诗句,阅读他们的书籍,但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这样行吗?所以,还要了解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这才是与古代的善良之士交朋友的方法。”

    【阐释】

    孟了的本意是论述交朋友的范围问题。乡里人和乡里人交朋友,国中人和国中人交朋友,更广泛的范围,则和天下的人交朋友,也就是朋友遍天下了吧。如果朋友遍天下还嫌不足,那就只有上溯历史,与古人交朋友了。当然,也只有神交而已。这种神交,就是诵他们的诗,读他们的书。而为了要正确理解他们的诗和他们的书,就应当要了解写诗著书的人,要了解写诗著书的人,又离不开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这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问题了。

    实际上,孟子这段话对后世真正发生影响的,正是“知人论世”的主张。它与“以意逆志”一样,成为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也奠定了孟子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事实上,直到今天,无论现代主义以来的新兴文学批评方式方法已走得有多远、多新奇,但在我们的中小学课堂上、大学讲台上,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依然在主要使用着的,还是“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方式方法。所谓“时代背景分析”、“作者介绍”、“中心思想”、“主题”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无一不是“知人论世”或“以意逆志”的产物。由此足以见出孟子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深远影响,而这种影响之一,正是由本章的文字所发生的。

    【原文】

    齐宣王问卿。

    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1],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2]。”

    王勃然变乎色。

    曰:“王勿异[3]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4]对。”

    王色定[5],然后请问异姓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注释】

    [1]贵戚之卿:指与国君同宗的大臣,即后世所说的皇亲国戚。

    [2]易位:指另立国君。

    [3]异:奇怪、责备。

    [4]正:诚。

    [5]色定:意思是说,大王理解了孟子的意思之后,脸色恢复平静。

    【译文】

    齐宣王向孟子询问有关卿大夫的事。

    孟子问齐宣王道:“大王问的是哪一类的卿大夫?”

    齐宣王疑惑不解地问道:“难道卿大夫还有不同吗?”

    孟子回答道:“当然有不同。有宗族卿大夫,还有异姓卿大夫。”

    齐宣王说道:“那我就问问宗族卿大夫吧。”

    于是,孟子说道:“如果国君犯了重大的错误,他们就出面加以劝阻。如果国君不听他们的劝阻,他们就会考虑改立国君的事。”

    齐宣王听了,立即就变了脸色。

    孟子看了一眼齐宣王,继续说道:“大王不要怪我说的直接。大王亲自问我,我只好实话实说了。”

    齐宣王的脸色这才正常了一些,于是又问道:“再说说异姓卿大夫吧?”

    孟子回答道:“如果是异姓卿大夫,看见国君犯了错误,也会加以劝阻,如果国君不听他们的劝阻,他们就辞职离去。”

    【阐释】

    在国君国家,为卿相之道,有亲疏之分,故有经权之别。亲疏之分,则有贵戚之卿及异姓之卿的不同。经权之别,有:如国君无道,反复劝谏而不听,则贵戚之卿,因血缘关系而不能离去,又不忍坐视其亡,故可易君之位;而异姓之卿无此挂碍,离开即可。但其中特别提出“反复之而不听”,正是为了劝告帝王当“虚己受善”之意。孟子从不主张“愚忠”,相反对国君更多地是主张“易位”、“诛一夫纣矣”,甚至对国家机器“社稷”,也可“变置”。通观《孟子》一书对国君的要求与对大夫官员们的要求是一样的,并未赋予任何特殊的权力,此点几乎随处可见。而提出“愚忠”的理论,是法家李斯及后世犬儒为建立帝制、树立帝王的权威而提出来的。

    弘扬大臣的职责和权力而限制国君权力无限地膨胀,这也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内容之一,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色彩。

    王室宗族的卿大夫因为与国君有亲缘关系,国君的祖先也就是他的祖先,所以既不能离去,又不能坐视政权覆亡,当国君有重大错误又不听劝谏时,就可以另立新君。孟子在这里是弘扬宗族大臣的权力而限制国君个人的权力,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但我们知道,这种另立新君,在实践上往往酿成的,就是宫廷内乱.所谓“祸起萧墙之内”,弄得不好,还会引起旷日持久的战争。

    对异姓卿大夫来说,问题就要简单得多了,他们既没有王室宗族卿大夫那么大的权力,也没有那么大的职责。所以,能劝谏就劝谏,不能劝谏就辞职而去,各走一方罢了。其实,这也是孔子“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意思。

    总起来说,孔、孟都提倡臣有臣道,臣有臣的气节和人格,反对愚忠,反对一味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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