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可怜了胡宗宪东奔西走，换来一声长叹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改稻为桑是《大明王朝1566》虚构的一个事件，却足够真实。
且说嘉靖晚年，财政吃紧，亏空严重，朝廷急需开源节流。时任内阁首辅严嵩蹦出来，提出这个改稻为桑的法子。他算了笔经济账，认为改稻为桑能大大提高财政收入，又能应付答应洋人的丝绸订单，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嘉靖听后大喜，同意改稻为桑，同时嘱咐不要加税，以示对百姓的关照。
但这个事一传到下面，大臣胡宗宪就感到不妥。他认为：此事过于操切，如果三年缓改，改稻为桑或可成功。但执行者却要一年之内就出成果，要一刀切式地改。
纸面上看，改稻为桑不仅提高了朝廷收入，还振兴了整个织布行业，可中国的事，坏就坏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坏就坏在层层下推、不断变味儿。
果然，负责“改稻为桑”的官员背着“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的包袱，不顾浙江商贾和农户的实际情况，要求当地作坊一年内织出五十万匹丝绸。为了快速推行改稻为桑，当地官员不但派人骑着战马践踏秧苗，竟然还毁堤淹田，借天灾酿人祸。
在这件事上，嘉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关心的是在不引发内乱的前提下缓解财政危机，通过收银子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严党则不顾百姓死活，他们改稻为桑，一为收银子，二也是为了取悦君父。那么，下面的人怎么做呢？
郑何二人受严世蕃主意，毁堤淹田，借自然灾害（实为人祸）的借口把稻田淹了，借机低价收购甚至巧取豪夺农民田地。
而江南织造局兼浙江市舶司总管太监杨金水是司礼监方面的人，更准确地说，是皇帝的眼线。他被派往浙江，一是为了捞银子，二是为了盯人。毁堤淹田，他知道，但他心里想着的是订单、丝绸，农民的死活，也与他无关。
至于参与此事的浙江首富沈一石，他是商人，希望兼并土地、扩大生产。却发现自己只是上面的棋子，用之、夺之。沈一石没从改稻为桑里得到好处，最后，沿海边防军饷告急，恶政又需要“承担者”，嘉靖点头，官员抄家。一代浙江首富，就这样葬身火海。
改稻为桑没有一丁点配套政策，如何推行、如何管控、出了问题如何兜底，都没有完善备案。有的只是利益集团从中作梗，以改之名，苦害百姓。
所以，遭到迫害的农民怨愤道:“今年青苗已经下去了，要改桑只能等明年，你现在就让我改，不改就毁堤淹田，现在改桑，到时候没粮食吃，饿死了找谁去？难道去吃桑叶吗？朝廷哪能这样做事？”
皇权时代下的农民，吃饭是头等大事。哪怕盛世，农民能够不饿着就很不容易。庄稼、土地，这是他们的命根子，只要有土地，庄稼收上来，即便苛捐杂税，他们也不会造反。农民习惯了这种生存方式，满足于自给自足。他们轻易不愿折腾，他们更愿意做顺民，可恰恰因此，受欺负、受委屈的常常是他们。
毁堤淹田，这是要了农民的命根子。
但严党的人是铁了心了，甚至说出这样的话:
“改稻田为桑田是朝廷的国策，你们要么自己改，要么卖给别人改，死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全浙江的人死绝了也得改！戚继光把兵带走了，朝廷还有百万官兵！聚众对抗，本府台这条命陪着你们！改稻田为桑田，上利国家，下利你们！这么天大的好事，就是推行不下去！今天居然还聚众对抗！现在明白了，原来是有倭寇在煽动造反！”
结果，说这话的府台最后成为“背锅之人”。他对农民作威作福，自己却也只是砧板上的鱼肉，供人利用的棋子。
出乎严党预料的是，改稻为桑一发不可收拾，农民无地，变为流民，浙江局势骤然紧张。当此之际，向来站在严党对立面的徐阶、高拱、张居正首先想的不是救黎民于水火，而是隔岸观火，借浙江这一乱弹劾严党。
当浙江淳安、建德两县被淹，数十万灾民无家可归，胡宗宪想办法筹措粮食赈济。他首先向户部请求调粮赈灾，可徐阶、高拱却一番搪塞，暗示其无粮可调。而张居正在裕王府私下议事时也说：“户部，是不能给他调粮的。能调，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给他调了。”理由是：“干脆让浙江乱起来，就当做我大明朝身上烂了一块肉，这块肉一烂，严党这个脓疮，就到了该挤的时候了。”
烂了一块肉，轻飘飘的一句话，却是几十万人的生死。为了党争，黎民的死活都可以不顾。在这一点上，徐阶一伙人和严党没什么不同。
徐阶不允，也就可想而知徐阶门生、时任南直隶巡抚赵贞吉的态度。当胡宗宪前往江苏借粮，赵贞吉作为他的好友，也只能这样答复：“一百船、两百船粮，江苏都拿得出，却不能借给浙江。是朝局不容我借给你。”且“两边的人都不愿意我借粮给你”。
这两边，一边就是严党，他们毁堤淹田，为的就是逼农民把田地贱卖，好推动改稻为桑、土地兼并。而另一边，正是徐阶一派人，理由，张居正已经说得很清楚。
严党、徐党，政见不同，却在某些方面达成了惊人的一致。有趣的是，当严嵩倒台、徐阶升任内阁首辅后，他的儿子徐璠继任工部侍郎，负责给嘉靖修宫观的用度开支，而他的前任恰恰就是严世蕃。
可怜了胡宗宪东奔西走，换来一声长叹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这一点上，本剧主角之一海瑞显示出自己的洞见。在与谭纶的一次争论中，海瑞说出这样一番话，直指问题的核心，这段话很长，但有必要引用：
“郑泌昌、何茂才以及他们的前任官员仅在织造局沈一石一处贪墨受贿就达几百万之巨！还有田土赋税，盐铁课税，还有运河堤坝工程，查起来贪墨者更不知多少！不错，他们都是严党的人，不只浙江，两京一十三省还有更多他们这样的人。他们为什么就能够二十多年肆行贪墨而愈贪愈烈？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前面还有更多挥霍无度之人！从大明朝开国至今，亲王、郡王、皇室宗亲遍于天下。按照规制，一个亲王每年就要供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缎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绢五百匹，纱罗一千匹，冬布一千匹，夏布还要一千匹。其他各种开支更是不胜繁举。你们算过没有，一个亲王耗费国帑便如此之巨，那么多的皇室宗亲耗费的国帑又是多少！这些皇室宗亲、宫中宦官、各级官吏所兼并之田庄占天下之半皆不纳赋，小民百姓能耕之田地不及天下之半却要纳天下之税，这些更是人人皆知，人人不言！就拿浙江而言，每年存留粮米六十二万九千石，可供给皇室宗亲府衙禄米却要一百二十三万石。以两年存留之粮尚不能供皇室府衙一年之禄米。北方俺达年年侵犯，东南倭寇年年肆虐，危及天下，可将士的军饷粮草却要东挪西凑！这些事情如果只参劾严嵩、参劾严世藩能说得过去吗？
就像谭大人所言，历来参劾严党者都因牵涉皇室反罹其祸。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严不敢直言天下之大弊，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肆行贪墨而不倒。天下大弊不革，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严党要参，皇上要谏，致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之饥寒。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这样的道理我不明白为什么就不敢向皇上进言？！谭大人说我偏激，这就是我的偏激。请谭大人将我的这番话转禀赵中丞，也可以转禀裕王、徐阁老、高达人、张大人。倘若因此获罪是我海瑞一人之罪，与你们皆无关系。我海瑞无党！”
《大明王朝》里，作为民间形象的海瑞，他的清醒在于看清了皇权社会的话语术，把一个个平民当人看，而不是可以随意牺牲、保全大局的棋子。海瑞的确忠君爱国，有他的局限，但他是真正贯彻了朴素的民本思想，而更多官员看似老成，实则是官本位的维护者，顾全大局只会让历史一次又一次陷入循环，让政治生态缓慢烂掉。海瑞还有“不断的革新”的可能，这是他值得尊敬的地方。平民不是傻子，平民爱戴海瑞，因为只有这样的官员，在他们被抛弃的时候还可能伸手援助。而你以为大格局的官员，随时能把你像蝼蚁一样抛弃。
只可惜，海瑞的担忧再一次成真，改稻为桑成为党争的靶子，早在一开始，无论对于严党还是徐党，百姓的生死，变成了无非是“死亡数字变化”的问题。而赵贞吉作为“明察圣意之人”，也根本不愿彻查此案，只盼望着交付一个君父、老师满意的结果。
在改稻为桑之事的尾声，当沈一石家抄不出银子，国库亏空仍需要有人承担。这个担子，皇帝不行，代表皇帝的杨金水也不行，郑必昌、何茂才？他们的家产只够朝廷塞牙缝，又与杨金水牵连，让他们担，还是不行。再考虑到严党库存多、名声不好又气焰嚣张，从这时候起，嘉靖就有了“倒严”的意思。
这一点，杨金水知道。看原文:
杨金水看着他，好久才说道：“沈一石的家产只能卖给胡部堂的亲谊！”
赵贞吉有些激愤了：“为什么！”
杨金水看着他这幅神态不敢接言，而是用左手揭开了身边的茶碗盖，伸出中指在茶水里蘸了蘸，然后在案桌上写了一个大大的“严”字！
杨金水：“赵大人，最近内阁的变动你也知道了。皇上把内阁的实权交给了徐阁老。你可是徐阁老的学生，何必要为了别人牵上这个字呢？”
浙江贪墨一案牵涉严党，嘉靖有了借口，于是变动内阁，他命徐阶以次辅之身暂行首揆之权。吕芳、杨金水等人心知肚明，这是“倒严”的信号。只是，东南抗倭还指望胡宗宪、国库亏空也要有人填，严党还有用武之地，不能立刻倒。
剧中，嘉靖还授意让胡宗宪的徽商同乡接手沈一石的空壳子作坊，胡宗宪知道后一声叹息。他知道，徽商一时半会不可能拿出那么多丝绸，到那时，他们肯定会找自己求情，嘉靖一开始就算计好，要通过此事让胡宗宪入坑，便于他日查处。这个坑，胡宗宪爬不出去，嘉靖要查他，为的是给“倒严”铺路。
胡宗宪知道，只要东南平息倭患，飞鸟尽良弓藏，自己也就是棋盘上的弃子了。但他还是拒绝了严嵩的授意，平定暂时的倭患。这是剧中的胡宗宪难能可贵的一点，他信奉一句话——“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圣人教导我们：做事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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