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与黄州，坊间已有很多的研究文章。苏轼贬谪黄州近五年间，无论是文学创作、书法艺术，还是学术研究，这位天纵之才均达到了巅峰状态。有人说，苏轼的成功，缘于他的天分，在某种程度上，此论只说对了一半。苏轼的天分是超过常人的，但黄州彼时的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苏轼与父兄一道出蜀为官，足迹从北到南，虽屡有佳作呈献，为什么只有在黄州期间才这样集中的、高质量的成批涌现呢？如果有人说，文人是“诗穷而后工”，那么苏轼的贬官生涯，除了黄州之外，还有惠州和儋州，那些地方为什么没有成为苏轼文学创作的福地呢？如果说中国文化的丰赡深厚与异彩纷呈的底色中，有苏轼那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个曾经偏僻的乡野黄州，则是托举苏轼走上竞技台的一块高地。
一
元丰三年，对于44岁的苏轼来说，是悲欣交集之年。
因为“乌台诗案”，他在御史台的大狱里关了145天，现在，又由御史台差人押送他从汴梁来到黄州府。正月初一告别家人，整整走了一个月，风雪交加，跋涉一千余里。进入黄州地界的这一天，是元丰三年的二月初一，正是江南阴湿寒冷时节。
苏轼还没有到黄州时，地方官员已经接到朝廷的邸报。苏轼官职被降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是一个从八品的小官员，并明确规定他不能签署文件，不能离开黄州地界。
苏轼的文名，大宋朝的官员无人不知。但由于苏轼与司马光一道，对神宗初年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持有不同的意见，结果不同的政见发展到党派之争。他从知密州、徐州调任江苏太湖的湖州，到任后，写了份谢恩表，本来是例行公事，先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现在皇恩浩荡，让自己有了这个位置。可是苏轼不喜陈词，一开口就露了底儿：“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知时，难以追陪新进，或能牧养小民。”可是党争中的得势者，监察御史台里的舒亶、李定等认为苏轼讽刺新法中的执行者。为了坐实政敌苏轼的“罪行”，他们组织人马，经过四个月潜心钻研，从驸马都尉王诜出钱刻印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终于找了几首语带双关的诗。内容是关于农人青苗贷款，农人三个月没有盐吃，还有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寓言等。于是上奏弹劾，说苏轼“讽刺新法”、“讪谤朝廷”。正在湖州任上的苏轼，被兵丁押送入京，关在御史台大牢中。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反复审讯后，案子报到皇帝那里，结果皇帝和太后惜才，没有判苏轼入狱服刑，而是将他发配到黄州。所以对于苏轼而言，到这个偏远的下等州虽属无奈，但也属于不幸中的万幸。
黄州没有官舍，太守陈君式只好将他和同行的21岁儿子苏过暂时安排到城外一个小寺院中住。寺院叫定慧院，这里的和尚对这位犯了错误的朝廷官员尚算客气，苏轼父子在寺院搭伙，粗茶淡饭，布衣蔬食，到了这种地步，苏轼也就随遇而安。定惠院在长江边，晚饭后往往由儿子陪着他到江边散步。看远方苍翠的群山，看从家乡眉州流下来的浩浩江水。四个月二十天的牢狱之灾，因他而受到牵连的众多朋友，流放的，罚铜的，贬官的，风流云散，一切都像一场梦。现在家人跟着一同被贬的弟弟子由还在去九江的路上。虽然苏轼生性豁达，但面对现实，孤独、寂寥、落寞，加之对未来的担忧涌上心头，住在定惠院时，他写了几首诗，但这阙《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则很好地记录下了当时的心境。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因为是戴罪流放，很多朋友不敢再与他来往，怕受牵连，没有一个亲友写信来安慰他。他主动写了一些信给亲友，结果也很少有人回复。此种情景，他在给友人李端叔的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他写给参寥子的信中，也透露出忧谗畏讥的心理。“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平生亲识，亦断往还”。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让苏轼倍感心寒。
除此之外，因为被降职，收入减少，他还担心没有饭吃。到黄州后，他在给丞相（参政谏议执事）章惇的第一封信中写道：“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虑，不能不少念。”章惇当年与苏轼煮酒论诗，过从甚密，虽然二人后来政见不同，但在苏轼被囚御史台时，章惇却是鼎力相救。苏轼到黄州后，首先想到给这位老友写封信。至于后来章惇变本加厉迫害苏轼，元符年间，章惇因故也被贬海南，世事莫测，则是另一篇文章的事了。
众叛亲离，衣食无着，在苏轼的眼中，自己未来在黄州的贬官岁月将是暗淡和悲凉的。正如他被关在御史台的大牢里时，一度心灰意冷，连绝命诗都写好了一样，他对自己在黄州的结局感到不可预测。苏轼的担心也许并不多余，他后来被贬儋州时，穷到一度断炊，与儿子苏过忍饥挨饿，只好煮苍耳充饥。虽然宋朝有不杀知识分子的传统，但作为政治家的苏轼知道，封建统治者反复无常，随时有变脸的可能。黄州对于正当壮年的苏轼来说，或许就是人生的一道鬼门关。
以苏轼44年的人生体味，他不知命运这只无形的手会如何捉弄自己，但之后近五年的时间里，黄州的人民所给予他的，让这位富于想象力的诗人出乎所料。
二
很多研究文章，包括苏轼的诗文中，都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他在黄州的艰苦生活，与京城比，与杭州比，苏轼确实从天堂掉到了人间。仅凭他个人的收入来看，一个从八品的编管人员，俸禄大幅下降，生活水准相对会降低。其实，我们回头看看，如果黄州没有为苏轼的创作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和宽松的精神生长环境，苏轼再有才华，怎会在贬官岁月里出现创作上的一个爆发期、丰收期？是黄州以自己的宽容和大度，敞开胸怀接纳了苏轼，是黄州及其周边的文化生态，影响了苏轼。从当地的最高官员和普通的百姓，从文人学士和贩夫走卒，从僧道尼姑到妓女歌伶，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尽可能地给予了苏轼以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元丰三年的五月，被贬到高安担任酒监的苏辙，带着苏轼的一大家人，来到了黄州。定惠院不能是家属院，太守陈君式与鄂州太守朱厚叔一起努力，让他们一家住到驿馆“临皋亭”去。临皋亭是朝廷命官巡视黄州时所住之地，陈君式安排他一家住到这里，不仅破了先例，而且承担了一定的政治责任。苏轼对这个临江的驿亭很满意，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介绍道：“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他又在《迁居临皋亭》一诗中说：“……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苏轼家人多，临皋亭窄狭，后来，陈太守派人为苏轼在亭旁又搭建了一个书斋。
临皋亭虽然是一个年久失修的政府招待所，但让苏轼一家有了一个漂泊中的港湾。苏轼一生写了2000多首诗词，有三分之一是在黄州期间写的。他最有影响的《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书法艺术的代表作《黄州寒食帖》，《易传》《论语说》《书传》等学术研究的代表作，均是在这个小招待所里蘸着长江的涛声所创作。元丰五年，黄州府又据淮南使蔡景繁的建议，在亭南建房三间，大大改善了苏轼一家居住条件。
也许有人认为作为贬官的苏轼，地方政府为他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是应当的。但大宋朝并无这项制度，苏轼在政府招待所里暂住无妨，但一住多年，并且又动用公帑为之建房，倒不能不说这是黄州三任太守的担当。晚年苏轼被贬到儋州时，太守张中将他安排到驿站里居住，结果被朝廷派来巡察的官员发现，苏轼本人不仅被逐出官舍，连太守张中，也被革职查办。
对苏轼生活上关心照顾的，还有一江之隔的鄂州太守朱康叔。现存的苏轼与他的通信，有20封之多，占苏轼在黄州通信的近五分之一。苏轼写给他的第一封信，是元丰三年四月，那时，苏轼还住在定惠院中。
武昌传到手教，继辱专使坠简……双壶珍贶，一洗旅愁，甚幸、甚幸！佳果收藏有法，可爱、可爱！……
以后苏轼致朱康叔的信中，多次提到朱康叔派人给他送食物。如在第4封信中，苏轼写道：“兼承以舍弟及贱累至，特有厚贶，羊面酒果，一一捧领讫……”在第16封信中，苏轼写道：“叠蒙寄惠酒、醋、面，一一收检，愧荷不敢言。”
太守送吃送喝，好酒好肉，虽不贵重，但对苏轼一家是雪里送炭。同样是吃，当苏轼兄弟二人日后在贬去海南的路上，雷州太守因为热情接待，并送酒食，第二年也因此遭受弹劾，调离任所。
当然，周济食物虽只能让苏轼暂时一饱肚腹，但重要的是，说明在这个世态炎凉的社会，还是有人并未因他被贬而拒之千里。这让丧魂落魄的苏轼，感受到朋友伸出的温暖之手。
但这些食物，并不能解决苏轼一家的经济困窘，他从太守的位置，一下子被贬到从八品的团练副使任上，经济上有了山大的压力。有研究者认为，宋朝贬官没有俸禄，从目前存世的资料来看，有无俸禄并无确切的记载。从情理上分析，贬官既然还担任一定的职务，应当按照新的职务享受待遇。至于苏轼被贬后是否仍享有俸禄所产生的歧义，主要是他本人在书信中传递出的不同信息。如他致秦观的信中，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还有前文提到他在致当朝大红人章惇的信中，也说到“廪禄相绝”。从上述书信来看，苏轼到黄州后似乎没有了俸禄，但苏轼在《初到黄州》诗中又写道：“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他并且自注：“检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酒袋是压酒滤糟的布袋。宋代官俸一部分用实物来抵数，叫折支，所以苏轼的俸禄有一小部分是用“压酒囊”抵的。这说明他还是有一份薄薪的，只是与过去相比，是大大减少了。另据《文献通考》记载，“（宋朝）文官料钱，一分见（现）钱，二分折支”，查元丰改制前，团练副使从八品官员的俸禄为“授永业田3顷、职田2.5顷、禄米62石/年、月俸650文、食料300文/月……”(见张全明《也论宋代官员的俸禄》)。据我看来，苏轼在书信中说初到黄州“廪禄相绝”，一种可能是官家尚未向他支付俸禄，另外是他希望求得别人的同情。当时苏轼家大口阔，妻儿加上小妾，还有乳母、家僮等共有20口人之多，如果没有俸禄，仅凭他的一点积蓄，是难以为继的。他在给秦观的信中说，“但痛自节省，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例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这“四千五百钱”，可能是用早年的积蓄来补贴日常开支。
这时，与苏轼交往了二十余年的朋友马正卿也来到了黄州，他看到苏东坡经济状况堪忧，便自告奋勇去找新到任的黄州太守徐君猷，要求将城东几十亩荒地拨给苏轼。那个地方原来是军营，久废未用，徐太守素仰苏轼的文名，他没有犹豫，便爽快地答应了。
关于马正卿，很多有关苏轼的研究文章和传记中，对他的身份有不同解读。马正卿本来担任过太学正，后弃官而去，追随苏轼二十年。清光绪《黄州府志》记载马正卿元丰年间在黄州任过通判一职，所以很容易为苏轼要到了这块土地。但苏轼在元丰四年十月所写《有识之士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饮酒，以诗戏之》中，通判是孟亨之。如果马正卿在黄州任过职，肯定不是苏轼贬官黄州这段时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后又到京担任要职，马正卿是否追随而去，并无记载。如果马正卿在黄州担任过文职官员，可能是在苏轼被召回到朝廷担任吏部尚书这段时间。当然，不管马正卿以后是否在黄州任过职，此次他出面相求，徐太守慷慨地将这块地给了苏轼耕种，是确凿无疑的了。
这块在黄州城东的坡地，很快成了苏轼的乐土，他向白居易学习，以此为号，曰“东坡居士”，从此，中国历史上有了一个苏东坡，一个让人仰止的文学大师。尽管从地理上看，东坡并不高，只是一个小山岗，但在后世人的心目中，却是一个高耸云间的文学和艺术高峰。
苏东坡乐此不疲，在朋友的帮助下，和家人一起清除瓦砾，刈割荆棘，终于整理出五十亩田地来。他购买了一头耕牛，冬种麦，夏种稻，还种了蔬菜瓜果，从未劳作过的苏轼尝到了开荒种地带来的苦与乐。后来朋友来得多了，临皋亭住不下，他又在这块地上盖了五间房。落成之日，恰好天降瑞雪，苏轼非常兴奋，在草堂墙壁上画满了雪花，将屋子命名为“雪堂”。后来他灵感频现，为这块地写了不少诗，其中《东坡八首》叙述了这块地的来历、耕作的辛劳、种植的体会，对主动相助的黄州人潘正明、古耕道、郭兴宗的感谢，还有对故人马正卿企图“刮毛龟背上”的调侃。
这几十亩地虽然让苏轼“垦辟之劳，筋力殆尽”，但缓解了他一家的生活困难，让他从中获得了一些收益。到了元丰六年，苏轼一家经济状况已大有改善，他决定在此地购买田产养活一家老小。于是，经人介绍，他亲自到黄州沙湖“相田”，也曾让儿子到鄂渚预付二百千钱买了一个“小庄子”。
苏轼在黄州还得到了当地一批淳朴善良的普通乡民的帮助。
元丰三年三月，当地开着酒家的文人潘丙得到苏轼贬黄州的消息后，当即前来拜访，请他到家叙饮。潘丙家在樊口，在长江的另一边。苏轼坐着潘丙的小船，与儿子过一起到潘家做客。苏轼在给秦观的信中写道：“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酽。”他在《东坡八首》中，写下了在贬谪岁月里温暖自己的这些普通人。“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家有十亩竹，无时客叩门。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在自己旧交断绝来往的日子里，却有另外一批朋友来了。他们除了潘丙，还有侨居当地的郭兴宗和古耕道三个人，他们古道热肠，都有一定的文学和艺术修养，懂得音律，是苏轼贬官岁月里相濡以沫的知音。
从此，潘丙、郭兴宗、古耕道三人与苏轼朝夕相从，他们帮助苏家种地，一起赏竹、踏春、饮酒，苏轼在黄州的日子充满了俗世温暖。元丰七年苏轼离黄去汝，三个人联袂相送到磁湖。东坡离开黄州后仍感慨道，“某向者流落，非诸君相伴，何以度日。”临别时，苏轼将雪堂和东坡地尽数托付给了潘丙照顾，此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
与苏轼密切交往的，还有一位神医庞安时。
元丰五年三月，苏轼到沙湖去看别人准备出售的田地，归来时左手有恙，经人介绍，他找到神医庞安时。庞安时耳朵聋，与人交流要靠写字。苏东坡以纸画字，几个字庞安时就明白了他要表达的意思。东坡笑着对他说：我是以手为口，你是以眼睛为耳，我们都是一时的异人啊！庞安时只扎了一针，苏轼左手就痊愈了，二人自此结为好友，经常一起畅游山水，畅饮而归。庞安时知道苏轼喜欢唐人的廷墨，刚好有一位拥有此墨的人身患重病，经庞安时医治后痊愈。此人病愈后，庞安时不收取他的酬金，独求此墨，将收到的墨悉数送给苏轼。庞安时著有《伤寒总病论》，流传至今，现已列入《荆楚文库》出版计划中。
朋友们的来往，驱散了苏轼的寂寞，他在东坡的雪堂中，每天总是高朋满座，否则他就要外出访友。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载，“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黄州城外不远处有一个安国寺，距定惠院很近，安国寺的晨钟暮鼓之声，他都能清楚听见。苏轼来黄后，几乎一两天就去一次，“焚香默坐，深自省察”。他除了与继莲大师经常参禅论佛外，每月都要在安国寺沐浴。继莲大师总是让人准备足够薪炭，烧好热水等着他。他在来黄州的当月，写下了在《安国寺浴》一诗：“老来百事懒，身垢犹念浴。衰发不到耳，尚烦月一沐。”
安国寺的茂林修竹，陂池亭榭，还有继莲大师的宠辱不惊，永远地留在苏轼的《黄州安国寺记》中了。
三
用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的说法，苏轼在黄州“现在过的是神仙般的生活了”。首先，苏轼没有公务，他有的是大把的时间；同时，他有了东坡的五十亩地，也已经没有经济压力；另外，他在黄州有了一大批朋友：上至黄州和武昌的太守，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都对他这位贬官呵护有加。苏轼本生性豁达，与人一见如故，吃饭喝酒，无话不谈，苏轼刚来黄州时的孤独、寂寞和痛苦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黄州宋时属淮西西路，下辖三个县：黄冈、黄陂、麻城，不过，他也到附近的蕲春、蕲水，黄梅、广济、罗田和隔江的武昌去。这里到处都有美好的风景，到处都有热情的友人。他寄情山水间，诗兴勃发而不可收，写下了一大批流芳千古的诗文。
有一个时期，月与夜，成了苏轼作品的重要背景。他的哲思与诗情，在黄州月亮的照耀下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离黄州不远的长江边，有一个耸入江中的小山，因岩石赭红，当地人称赤鼻矶。山上树木茂密，怪石嶙峋。那是元丰五年七月十六日仲夏之夜，苏轼与道士杨世昌驾着一叶扁舟，来到赤鼻山下的长江中。此时月上东山，雾笼江面，船行江中，如梦如幻，二人喝完酒，拍着船舷唱起了歌：“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朋友善吹箫，箫声在空明的月色下响起，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细若游丝。箫声感动了水中鱼儿，也感动得旁边船上的一个寡妇低声哭泣，当然，此情此景，也感动了苏轼，于是，二人有了一番颇富哲理的对话。关于历史、英雄、生命、人的价值与存在，在长江边的月色中徐徐展开。
也许月与夜这种意象本身所具有的诗意，还有长江与赤色石壁刚与柔的对比，打开了诗人思绪的大门。在这年的初冬，明月在天，人影在地，苏轼与道士杨世昌、朋友潘大临从雪堂步出，感叹良宵美景，不可辜负，朋友有鱼，妻子有酒，于是，三人带着酒和鱼，又来到了长江边赤鼻山下。与几个月前江水汤汤不同，长江水落，赤壁石出。苏轼如一顽童，独自攀岩而上。“划声长啸，草木震动”。尔后，登上小舟，月色中顺江而下。时孤鹤掠空而过，以至当晚飞到了他的梦中。
还有一个很短的名篇，也是写月夜的。与前面写月夜的赤壁不同，这次是到黄州城南的一个小寺中。全文很短，只有85个字。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又是月夜。年年有月，处处有竹柏，但没有苏轼这种美的眼光，没有苏轼这种淡然闲适的心境，是绝然写不出来的。
当然，苏轼还写过不同的月夜，那种格调与心境，与《前后赤壁赋》《记承天寺游》中对人生的慨叹又完全不同。那就是他雄浑苍凉，大气磅礴，给人以力量的《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些作品，是苏轼的代表作，它们均出自苏轼在黄州期间。所以，苏轼的黄州，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
本来苏轼以为此身将会终老黄州，与清风明月为伴，与长江赤壁为伍，但没有想到，元丰七年三月，皇帝亲拟一封诏书，要将他调到河南汝州去。职务依然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团练副使，依然是不能签署文书。接到诏书，苏轼有些犹豫，这里有他经营近五年的东坡，生长茂盛的茶树、柑橘、还有那片竹林，高朋满座的雪堂。时间久了，他已融入了黄州。他曾写信给赵晦之太守，言“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他本来想拒绝此次毫无意义的调动，但苏轼又找不出理由违背皇帝的任命。
临行前，从官方到私人，都来为他饯行，酒酣耳热之际，不少人向他索要墨宝，他来者不拒，握笔均一挥而就。这一次，新太守杨采和黄州的名士们在州署里举行欢送宴会，官署里能歌善舞的歌伎都来了。别的歌伎都得到了大名人苏轼的墨宝，唯独不善言词的李宜一无所有。她趁为苏轼奉觞之机，取下领巾恳请苏轼作书。氛围很融洽，苏轼也很感动，他提笔先写下了“东坡四年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宜”两句，然后大家又吃饭，又敬酒。在座的人很诧异，这两句诗太平常。酒宴快毕时，苏轼却叫过李宜，接着又续上后面两句：
恰是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
苏轼将自己比为杜甫，将李宜比为海棠，说我四年了都没有为你写过诗，真是遗憾。后两句如画龙点睛。从此，歌女李宜因苏诗而芳名流传。
这天苏轼终于要启程了，太守杨采带着一行人来送行。苏轼心情激动，与众人依依难舍，有人提议，请大诗人为黄州留一首诗。苏轼没有犹豫，当场口占《别黄州》：
病疮老马不任鞿，犹向君王得敝帷。桑下岂无三宿恋，樽前聊与一身归。长腰尚载撑肠米，阔领先裁盖瘿衣。投老江湖终不失，来时莫遣故人非。
苏轼在黄州的一大群朋友也来送行。潘丙、古耕道、郭兴宗，还有前后来看了他六七次的诗友陈季常（苏轼来黄的路上，曾在他隐居的麻城岐亭住了五天）。当然，还有诗僧参寥子，道士乔仝等十九人，他们先一起过江到了武昌，在潘家的酒店里欢聚了半天，然后又登上武昌西山。站在西山山巅，回望黄州，隐隐听见黄州城中传出的鼓角之声，忆及近五年的黄州岁月，苏轼不由感慨万千，即兴写下《过江夜行武昌山上，闻黄州鼓角》一诗。
清风弄水月衔山，幽人夜渡吴山岘。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来不辞远……
苏东坡经过一番周折，一年后又被皇帝召回京城。他再度受到哲宗的重用，做过翰林学士知制诰、吏部尚书，但很快在党争的漩涡中又被外放，先流放到广东惠州，最惨的时候，被贬到海南儋州。建中靖国元年，也即1101年，苏轼遇赦返回中土，因病死在常州。25年后，北宋亡。但苏轼在黄州的故事，并没有因此结束。多情的黄州人，将苏轼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
四
江水流日夜，时隔近70年，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陆游受命为四川夔州通判，次年，他沿江前往赴任，于八月间到达黄州，专程来到苏轼的东坡。
东坡还在，雪堂还在，苏轼临走前，将东坡的五十亩土地和上面的建筑物，都委托给了潘丙一家照料。满墙的雪花仍在飘扬，当中一幅画像，苏轼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不过，雪堂由于党争和金人的烽火，两毁两建，陆游看见的苏轼画像，是后人重新绘上去的。
陆游对苏轼很景仰，宋室仓皇南逃时，“乌台诗案”的很多审讯材料被带到了临安，陆游据此编纂了《乌台诗案》一书。现在，他站立在苏轼的像前，深深地鞠上一躬。然后，写下了《黄州》一诗。
雪堂可能只是纪念苏轼的一个遗址，贬官苏轼在黄州从何时被搬进庙堂，成为人人景仰的神祇，已无确切的史料稽考。现今我们尚能看到的有关苏轼这方面的史料，有文字为证的，是南宋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
《舆地纪胜》四十九卷，文选楼影宋钞本，耀盈堂刻本。在“淮南西路·黄州·景物”中，有若干条关于苏轼的文字。《舆地纪胜》的作者王象之是南宋婺州金华（今属浙江磐安）人，庆元二年（1196）登进士第，做过知县一类的小官，后无意仕宦，中年潜心史地。他的《舆地纪胜》写作始于1221年，资料来源主要是诸郡县地志、图经和地理书。
翰王公指的是曾知黄州的唐诗人、散文家王禹偁。忠献韩公指的是北宋三朝为相的韩琦，宋理宗图画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韩琦曾位列其中。他们和苏轼一起，被黄州人列为“三贤”。陆游到黄州时，“三贤堂”是否已经修建，陆游是否拜谒，史无载，陆游的《黄州》诗和散文《入蜀记》里都没有写到。
感谢胸怀博大的黄州人，对一个落魄文人的惦记，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如若没有他们将苏轼在黄州的点点滴滴收藏起来，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将会留下一大块缺失。感谢王象之，为后代留下了黄州人纪念苏轼的最初纪录，留下了黄州人最为美丽的背影。
当然，黄州人不满足于将苏轼的遗迹留在山川大地上，仅成为人们凭吊的景致，他们要将苏轼请进庙堂，在虔诚的仪式中，植入信仰，让一代代人赓续文脉，辉耀乡邦。至于何时开始将苏轼当作偶像，从史料看，南宋时黄州郡学内的“三贤堂”，应当是苏轼神祇化的开端。后来，黄州及其周边的人们意识到苏轼之于黄州，之于鄂东的历史价值，他们纷纷效仿，开始在更大范围内祭祀苏轼。
从现有资料看，供奉苏轼的祠堂共有单供和合供两种形式。如明弘治戊午年（1498），黄州知府卢濬在府治所建的忠节祠中，苏轼作为附祭者被供奉。明朝嘉靖年间，黄州知府郭凤仪在蕲水县建三贤祠，苏轼与王羲之、陆羽一同被供奉。祠堂里设东坡雕像或设神主龛、神主牌，每年举行一些祭祀活动，平时老百姓呈上供品或进香。
单独供奉苏轼的祠堂出现在南宋后期的宝祐年间，最早不在黄州，而是在与黄州一江之隔的武昌县（今鄂州），这大概与此地也是苏轼经常活动的区域有关。武昌县除了建有单供的苏文忠公祠外，还有“三贤祠”。这个三贤祠里除了苏轼，另供有陶侃、元结。明正统六年（1441），黄州通判黄客在赤壁矶建东坡祠。明天顺辛巳年（1461），黄州佥事淮南沈靖在洗笔池畔建苏文忠公祠。明万历年间，黄州知县茅瑞征重修雪堂。清康熙初年，黄州通判宋荦在县治西南东坡洗墨池旁重修竹楼雪堂，名宋贤祠，祔祀王禹偁、张耒、秦观等人。康熙年间，在黄州有两个苏文忠公祠，一个在赤壁，一个在县学。道光六年（1826），湖北汉黄德道周凯主持在赤壁设“苏文忠公祠”，中悬苏轼小像，旁边是他的手书诗词和竹石画。同治七年（1868），刘维桢主持重修东坡赤壁，重建苏文忠公祠。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人物被后世铭记并成为偶像和神祇，主要取决于这个人在历史上的贡献，同时，取决于一个时代的胸怀和气度。北宋的党争，残酷异常，卷入其中，轻则丢官，重则有生命之虞。但黄州的父母官，在苏轼离开后，特别是苏轼因为党争再度流放贬谪后，仍以保留维护苏轼的遗产为己任。如徽宗朝时，蔡京当权，在京城端午门立“党人碑”，苏轼名在其中，黄州当地的驻军曾派人拆了东坡雪堂，时任黄州知州安信可获悉后，训斥了主管驻军的官员，下令收回材料，重新修建雪堂。建炎四年，金军南侵，烧了雪堂，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黄州知州韩之美在苏轼门人帮助下又重修了雪堂。历朝历代，在黄州人的心目中，雪堂绝不仅仅是五间草房，那是苏轼气节文章的象征。近千年间，风云流变，但由于黄州一代代人对苏轼留下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苏轼文化精神的传承，苏轼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早已化为文物声明，植入黄州人的信仰和基因中。因此，近代以黄州为中心的鄂东，才涌现了一大批俊彦。从宋代的活字发明家布衣毕升，到明代的医圣李时珍，再到清末的状元陈沆，还有近代的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熊十力、闻一多、胡风、汤用彤、王亚南、黄侃、李四光等，如群星璀璨，辉耀乡邦。正如光绪《黄州府志序》所言：“自宋王元之、苏子瞻二公以气节文章照临此邦，山川亦勃发其清淑之气，笃生俊哲，自是以还，理学名儒，文采经济，史不绝书。见于明史者，五十三人。文物声明，遂为楚中之冠。”斯言于是，深中肯綮。
因此，苏轼在黄州，绝不是一段茶余饭后的轶闻趣事，也不仅仅是留下几个供人一游的景点而已。苏轼从贬官到神祇的历程，更多的是在告诉未来：关于文化，如何学会珍惜和尊重；对于人才，如何学会包容和宽松。那么，我们的中华文明，则将更加丰饶和绚丽；我们广袤的土地上，将会有更多东坡这样的文化高地。
—END—
《长江文艺》2020年第8期
责任编辑 | 何子英
周百义|
周百义，作家，编审。曾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长江出版传媒股份公司副董事长。现任湖北省编辑学会会长、湖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大型文化工程《荆楚文库》编委、编辑部主任。曾先后获湖北省政府首届优秀出版人物奖，获“湖北出版名人”、湖北省“文化名家”，“新中国60年100名优秀出版人物”、“新中国60年60名优秀编辑”称号。2014年获韬奋出版奖。曾先后出版小说集、报告文学集和出版研究专著11部。《白话五经七书》获北方十五省社会科学一等奖。论文《论出版社可持续发展》获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民营书业发展要迈的三道坎》获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2014年出版三卷本《周百义文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