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平王氏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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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琅琊王氏家族的歷史與文化 孙丽 王厚香
魏晋之际，是琅琊王氏接受玄学影响时期。当时，传统的儒学式微，儒、道融合的新哲学——魏晋玄学迅速兴起，风靡思想界。这一时期的玄学思潮按时间顺序可划分为正始玄学(曹魏正始年间)、竹林玄学(魏末晋初)、元康玄学(西晋中后期)，并出现了相应的士族名士群体：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元康名士。值得注意的是，王祥从兄王雄的后裔，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王戎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并且作为元老重臣，推动了元康玄学的兴起。其从弟王衍、王澄，则是元康名士的代表人物，王衍还是“贵无”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当时，许多世家大族由儒入玄，一时间，“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晋书》卷四十九《向秀传》)。王戎、王衍、王澄由儒入玄，正式扭转了家族学风。
(一)名教自然“将无同”
王雄官至幽州刺史，史载他“天性良固，果而有谋。……怀柔有术，清慎持法。……才兼资文武，忠烈之性，逾越伦辈(《三国志》卷二十四《魏书·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显然是一个儒门弟子。其子王浑、王义事迹均不详，王戎从崭露，角到名列竹林七贤，都与其父王浑的同僚阮籍有关。《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载：
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濬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
王戎十五岁是正始九年(248)。正始年问，何晏、王弼振起风，玄学清谈风靡上层知识界。阮籍名高于世，“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参加玄学清谈是毋庸置疑的。观其对王浑所言，则可知王浑似未染玄风，以至“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这一“谈”字，在正始九年，无疑是玄学清谈。
清谈并不限制谈者的身份、年龄、资历，但却要求有严密清晰的逻辑推理能力。王戎童年之时即神悟过人，又在盛极一时的论辩风气中长大成人，受其影响是必然的。经阮籍介绍，王戎参加竹林之游，“善发谈端，赏其要会”，与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刘伶号“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的思想与政治抱负并不相同，他们置身山林，只不过是为了避免卷入曹爽与司马懿政治斗争的暂时举措，他们始终密切关注着洛阳的政治风云变化，待机而动。不久爆发的高平陵政变，直接导致了七贤的分化。阮籍、山涛(《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及帝崩，复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山涛“与宣穆后有中表亲，是以见景帝。帝曰：‘吕望欲仕琊?’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王戎先后入仕。不肯与司马氏合作的嵇康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的罪名于景元三年(262)被杀。向秀失图，应本郡计入洛。次年冬(263)，与司马氏妥协合作的阮籍病亡。多年后，已是朝中显贵的王戎，再度经过竹林七贤曾经畅饮的黄公酒垆时，触景生情，感叹到：“自嵇、阮云亡，吾便为时之所羁绁”(《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羁绁”的结果是王戎逐渐改变了“纵酒昏酣，遗落世事”(《资治通鉴》卷七十八，景元三年)的竹林之习，转向儒家的“治国平天下”，进而在仕途上一路前行，直至司徒高位。
王戎的官职愈升愈高，钱财愈敛愈多，在清谈场上也名声日显。《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载：
朝贤尝上巳禊洛，或问王济曰：“昨游有何言谈?”济曰：“张华善说《史》《汉》；裴頠论前言往行，衮衮可听；王戎谈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著。”
《世说新语·言语》云：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乐广)问王夷甫(王衍)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王戎以平吴功封安丰县侯)说延陵、子房，亦超然玄著。”
元康元年(291)，张华、裴頠为侍中，与王戎共同辅政，永康元年(300)，张华、裴頠同时被赵王伦杀害。是以此三人并提，大约是在元康元年至永康元年之间。王衍称裴頠为“裴仆射”，考裴頠元康九年(299)八月始代贾模为尚书左仆射，而上巳则为三月上旬，故应是永康元年之事。张华“儒雅有筹略”，“造次必以礼度”，阮籍赞他有“王佐之才”，他协助晋武帝伐吴，立有大功，但为武帝所疑，“遂终帝之世，以列侯朝见。”贾后执政后，因张华出身庶族，“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遂委以重任，张华“尽忠匡辅，弥缝补阙，虽当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堪称一代贤相。他“强记默识，四之内，若指诸掌。……《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显然，张华对前朝往事、旧典甚为熟悉，故善说《史记》、《汉书》。裴頠“弘雅有远识，博学稽古，……通博多闻，……辞论丰博，……时人谓頠为言谈之林薮”(《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论前言往行“衮衮可听”，也符合他的思想和身份。王戎所论二人，子房即张良，秦末为刘邦出谋画策，灭羽，定天下，建不世之功，后功成引退，辟谷学道。季札则是秋时吴国贵族，多次推让君位，封于延陵。身为西晋高官的王戎，谈此二人，“超然玄著”，实与其身份不合，但仔细推敲却又与其思想一致。
晋武帝时期，王戎有意当世，然其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任荆州刺史时，险被羊祜所斩，后来又因遣吏修园宅，几被免官。为侍中时，南郡太守刘肇赠细布五十端，王戎并未接受，仍遭群臣非议。在官场上屡经磨难之后，王戎慕张良、季札之为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及贾后执权，诛杀宗室王公、顾命大臣，废杀太后、太子，毁弃人伦。不久，赵王伦废杀贾后，篡权称帝。随后，又有齐王同、河间王颙、长沙王义、成都王颖、东海王越纷纷介入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战乱一发而不可止，持续十六年之久(291—306年)，史称“八王之乱”。在这场浩劫中，身不由己卷入政治斗争旋涡的士大夫，朝不保夕，随时有杀身灭门之祸。王戎一度被免官，几为司马冏所杀。此时，晋室已乱，在黑暗险恶的政治形势下，王戎逃祸不暇，再也不能赖“治国平天下”安身立命，《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载：“戎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虽未如张良、季札一样彻底远离政治，然“位总鼎司，而委事僚采。”
乱世之中，王戎以避祸全身为上，他寄情于饮酒、服药和清谈，毕竟清谈内容为玄远虚无之事，不会引起执政者的猜忌与不满，而玄学清静无为的理论，又成为王戎从政的理论根据。王戎深通道家的无为之道，早在263年，钟会伐蜀前造访王戎，“问计将安出”，王戎曰：“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钟会不从，不久败死。291年，杨骏被杀，东安公司马繇“专断刑赏，威震外内”，王戎告诫他说：“大事之后，宜深远之”(《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司马繇不听，旋即被废。王戎为吏部尚书时，李重和李毅为吏部郎，李重“以清尚见称，(李)毅淹通有智识，虽二人操异，然俱处要职，戎以识会待之，各得其所”(《晋书》卷四十六《李重传》)。王戎“委事僚采”，让李重和李毅具体处理吏部事务，自己则从日常俗务 中摆脱出来，逍遥无为。
王戎崇尚老庄，追求率性自然。《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云：王戎“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仪”，与循规蹈矩、恪守礼法的王祥迥然不同。他常“乘小马，从便门而出游，见者不知其三公也。”居母丧，“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奕棋，而容貌毁悴，杖然后起”，哀毁过于“居父丧，以礼法自持，量米而食”的和峤，时人称和峤“生孝”，王戎“死孝”。《世说新语·惑溺》记载：“王安丰妇常卿安丰”，王戎初还责之以礼，“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经妻子解释：“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也就“遂桓听之”了。某一次，王戎一大早到女婿裴頠家，不经通报，直闯女儿、女婿卧室，“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世说新语·任诞》“裴成公妇，王戎女”条)。由此可见，在家庭内部，王戎的礼教观念已经颇为淡漠，表现出更多的道家色彩。
王戎的思想中，既有儒家，又有道家，二者孰轻孰重，只能根据他自己的言行判断。但王戎是竹林七贤中唯一一个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的人，要研究他的思想，只能根据问接材料窥测一二。《晋书》卷四十九《阮瞻传》载：
(阮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
儒家言人事，贵名教，道家主无为，任自然，名教是社会的伦理规范，自然则是指人的本性，二者具有明显的差异。自夏侯玄提出“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全三国文》卷三十九．何晏《无名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275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以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魏晋名士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涉及到儒学在魏晋时期的地位、作用和发展方向。对此，不同时期不同的人们，依据自己的需要，作出了不同的探讨和回答。
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援道入儒，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就其本意而言，决不是要抛弃儒学，另立新说，而是要以道家思想丰富儒学，重新诠释自东汉以来日益陷入僵化模式的儒学。他们提出“贵无论”，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出于自然，以此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并由此引申出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和人生态度，为曹魏政权的长治久安献计献策，这便是正始玄学。魏晋之际，嵇康、阮籍将正始玄学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推向极端，他们不满司马氏对名教的利用，强调了“名教”和“自然”的对立，竭力攻击礼法名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全三国文》卷四十七，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公然宣称：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在《大人先生传》中猛烈抨击礼法之士，讥刺他们“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将他们比为裤缝中的虱子，“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裩裆”(《全三国文》卷四十六，阮籍《大人先生传》)。在实际生活中，阮籍更做出许多有悖名教的狂怪举止，被当时和后世的礼法之士指为名教罪人，比之桀纣。待到西晋后期，郭象提出了“自生独化”说，认为名教即自然，力图使儒道为一，提出“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郭象《庄子·逍遥游注》，见《庄子集释》第28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将自然与名教融为一体，最终解决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从时间上看，王戎正界于嵇康、阮籍与郭象之间。他虽与嵇、阮同为竹林七贤，但嵇、阮是诗人、学者，王戎则是政治家，早在竹林之游时，便与嵇、阮意见相佐，嵇、阮讥王戎为败人意的“俗物”，王戎则预言：“卿辈意亦复易败耳”(《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鲁迅先生曾言，嵇康、阮籍等人认为司马氏打出儒家招牌，是“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嵇康、阮籍，外似放达，内心始终不能摆脱礼教束缚，终于一死于名教屠刀之下，一因无法消除“胸中垒块”忧郁而亡。王戎则不同，从他赞赏“将无同”三字来看，可知其思想不仅与嵇康、阮籍不同，与何晏、王弼亦有差异。他认为自然与名教是可以调和，并行不悖的。因此，他可以既为朝廷高官，拥有权势、财富，又可以不拘礼制，逍遥无为。王戎赞同名教、自然“将无同”，以他的身份与名望，无疑是促进了玄学的发展，使儒、道同，名教与自然同逐渐成为玄学的发展趋向，从而将元康玄学推入高潮。
(二)元康玄学
元康玄学的代表人物是王衍、乐广、裴頠、郭象、卫玠等人。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均与琅琊王氏有密切关系。
乐广出身孤贫，侨居山阳，虽善清谈，并不为人所知。王戎为荆州刺史时，举乐广为秀才，使他得以进入洛阳的清谈场。元康年间，乐广与王衍成为当时的清谈领袖，《晋书》卷四十三《乐广传》曰：“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
裴頠是王戎的女婿，是玄学“崇有”论的代表人物，元康年间，他与“贵无”论的代表人王衍互相攻难。《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载：裴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尊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弊……。”《世说新语·文学》载：“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
郭象，字子玄，是玄学“自生独化论”的代表，其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理论与王戎思想不异。《晋书》卷五十《郭象传》曰：“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郭象与王氏子弟交往颇多，《世说新语·文学》记载：“裴散骑(裴遐)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
卫玠是元康清谈场中最著名的少年才子，与琅琊王氏关系密切。王衍弟王澄为当时名士，《晋书》卷四十三《王澄传》说王衍“有重名于世，时人许以人伦之鉴。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尝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王澄)第一，子嵩(庾敳)第二，处仲(王敦)第三。’”但王澄每闻卫玠谈理，都要叹息绝倒。《世说新语·赏誉》“王平子迈世有俊才”条注引《玠别传》曰：“玠少有名理，善通《庄》、《老》。琅邪王平子高气不群，迈世独傲，每闻玠之语议，至于理会之间，要妙之际，辄绝倒于坐。前后三闻，为之三倒。时人遂曰：‘卫君谈道，平子三倒。’”
王衍是王戎从弟，比王戎小二十二岁，王戎为竹林名士，他则是中朝名士。当时文士成名的主要途径不是著书，而是在清谈场中驰骋辩才，如乐广善清言而文笔不佳，上表让河南尹，请当时的文学家潘岳代笔。王衍“初好论纵横之术，故尚书卢钦举为辽东太守。不就，于是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
王衍与王戎一样，没有留下理论著作，他谈《老》、《庄》，多是祖述何晏、王弼，《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载：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
正始时期，皇帝年幼，曹爽和司马懿辅政。适应大臣执政的形势，君主无为而臣下有为的思想随之抬头。曹爽的同党何晏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王弼提出了“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理论，即万物的本体是“无”，“无”是神秘的和不具有物质属性的，而“有”则是从“无”派生出来的。圣人体法自然，所以应当以“无”为本，运用到政治方面，即确立清静无为的君主政治，主张君主无为而臣下有为。唐长孺先生指出：魏晋玄学家抬出道家思想来的目的之一是“重新发挥老子无为而治的主张，指导怎样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这种政治主张随着门阀的发展与巩固，实质上是要削弱君权，放任世家大族享受其特权”(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23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元康时期，惠帝是一白痴，根本不能亲政，前期是皇后贾南风依靠张华、贾模、裴頠、王戎等人执政，后期则是诸王相继掌权。在这种政治环境中，“贵无论”产生并甚嚣尘上就不难解释了。王衍持“贵无论”之说，宣扬君主无为而臣下有为的思想，既是适应当时的政治状况，也是希望以文化来影响政治，为士族专权提供理论根据。
又，
衍尝丧幼子，山简吊之。衍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圣人有情无情之论，是魏晋玄学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最初是何晏提出圣人无情，而王弼以为圣人亦有情，因为圣人能体验“自然”而贯通“无”的道理，所以不会因此丧失理智而有过分行动，即不为情所累。圣人有情无情之争，并不是一场空泛的讨论，而与现实生活中自然与名教，情与礼的冲突密切相关，任情即顺应自然，用礼法名教约束情则有悖于自然。此处王衍所言“圣人忘情”，就是庄子之流，妻死鼓盆而歌，完全与自然一致。而“最下不及于情”则是指缺乏感情之人，亲人故去也会无动于衷。王衍之“悲不自胜”，既是真情流露，又未达到庄子的境界，置身于“忘情”与“不及于情”之间，故称“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融情与礼于一身，也就是合自然与名教于一身，实践了王戎自然与名教“将无同”的理论。
王澄是元康年间著名玄学名士群体——任诞派的代表。与王衍的“贵无”派，裴頠的“崇有”派不同，任诞派不大讨论理论问题，主要是追求个人心灵上的自由、乐趣，在行为上实践他们认为的老庄精神，做出种种放诞任达之举，以此作为标榜清高，追求享乐的手段。魏晋时期，随着儒学的衰微，名士们多弃儒经而尚老庄，蔑视礼法而习于放达，礼法名教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尤其在魏晋之际，嵇康、阮籍反抗礼教，不拘礼法，追求个性解放，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世说新语·德行》“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条注引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 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但是王澄诸人并不具备嵇康、阮籍反礼教，与社会对立的气质，他们所谓的名士风度，不过是单纯的纵欲而已，《晋书》卷九十四《戴逵传》云：“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王澄在京城与胡毋辅之等人纵酒任诞，穷欢极娱。出任荆州刺史，面对倾朝相送的官员，他脱衣上树，取出鹊巢中的幼鸟玩弄，神气萧然，旁若无人。到任后，日夜纵酒，对军政大事全不放在心上，最终打了败仗，自己也命丧王敦之手。
总之，魏晋之际，儒学的经世功能弱化了，玄学成为学术的主流，“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戎由儒入玄，名列竹林七贤，王衍、王澄兄弟，则是元康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声名显赫，王戎、王衍相继为三公，极大的提高了琅琊王氏的家族地位，从此，琅琊王氏真正成为政治、文化大族。王戎、王衍结束了琅琊王氏家族儒学独盛的历史，他们的儒家思想，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现实政治中，都已退居次要地位。王衍、王澄兄弟的死，既是王雄一支退出琅琊王氏发展的历史舞台的标志，也是琅琊王氏重玄轻儒告一段落的标志。此后，王氏家史新的一页由王览裔孙在江东翻开，琅琊王氏的思想文化亦开始了重新整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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