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二世生命中的最后十六个月是人们长期感兴趣的话题。在俄罗斯以外的地方，他被描绘成一位充满爱心的丈夫和父亲、一位被处决的前君主。在他囚禁于沙皇村、托博尔斯克和叶卡捷琳堡，度日艰难之时，他通过书籍滋养自己高贵的品质。罗伯特·马西与苏珊娜·马西所著的《尼古拉与亚历山德拉》在1967年成为全球畅销书后，这一模式化的形象达到了顶峰。马西夫妇重点描绘了伊帕季耶夫宅邸中集体处决的可怕景象。他们的书触动了数百万读者的神经，这些读者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十月革命后的第一年，俄国开展了大运动，而沙皇夫妇在1917年失去权力并非因为他们思想和行为有过。英国哈默电影公司拍摄的《妖僧拉斯普京》则对导致二月革命爆发的一系列事件进行了较为理性的叙述，该片由克里斯托弗·李主演，着重描绘了在尼古拉皇位背后暗中运作的黑暗势力。（但剧本奇怪地省去了尼古拉这个角色。）这些作品都围绕着一条相同的主线创作，即罗曼诺夫一家失去权力后，俄国便走上了一条越发奇异怪诞的道路，它已经逐步衰落。
苏维埃的作家没有注意到这些趋势。官方口径始终声称君主对公共事务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只是强大经济力量的傀儡。尼古拉则成了证明这种分析推断的例子。官方争论的问题是，这位末代沙皇是致力于捍卫祖辈大地主精英阶层的利益，还是按工业和金融新势力的要求管理国家。还有人问，尼古拉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到底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大国，抑或只是其他帝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玩物。二战前后，苏联境内不允许出版任何全面讲述尼古拉统治的作品。沙皇一家在叶卡捷琳堡的最后时日一直不为外人所知。
但在保密的背后，莫斯科一直努力收集有关1917年至1918年间罗曼诺夫家族成员经历的文件和证词。接替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呼吁披露苏维埃过去隐蔽角落里的事件。他的主要目的是寻找不利于斯大林的资料。赫鲁晓夫的另一个当务之急是发掘一些振奋人心的内容。他们辛勤地深入挖掘每一件事。就尼古拉遇害事件，伊帕季耶夫宅邸行刑队的幸存队员接受了采访，采访过程用录音带录下来了。这么做的官方目的之一是证明莫斯科与处决罗曼诺夫一家的命令无关。接受采访的人也尽责地遵照要求讲话。但是伊帕季耶夫宅邸的这场处决总有一丝尴尬，采访的录音带被保存到了档案馆。更重要的是，没有人严肃地将尼古拉的长期执政或他被临时政府和人民委员会拘禁的命运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赫鲁晓夫的继任者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位时，为了防止君主主义情绪死灰复燃，他们甚至决定拆除位于叶卡捷琳堡、原为伊帕季耶夫宅邸的博物馆。
西方历史作家对苏联的主张做了零星回应，他们关注逃脱主题，除了“阿纳斯塔西娅”的例子以外，他们还轻信了很多所谓成功逃出叶卡捷琳堡的罗曼诺夫家的成员。1976年，英国广播公司的调查记者安东尼·萨默斯和汤姆·曼戈尔德出版了《沙皇文件》，声称尼古拉一家遇害的整个事件以前讲得都不对。萨默斯和曼戈尔德认为，沙皇家有一人或多人逃到了彼尔姆避难。但他们提供的证据很少，注释也少得可怜。我曾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研究同一份“文件”（主要是尼坎德·I.米罗柳博夫收发的一系列信件），注意到萨默斯和曼戈尔德忽略了这些信中的语句，这恰好证明他们对纳塔利娅·穆特内赫等证人的可靠性的怀疑存在漏洞。尽管如此，这本书现在仍在出版。此外，书中有关罗曼诺夫全家被转移到彼尔姆或周边地区的基本假设仍然引发了不少作家的想象。虽然英国作家似乎已经垄断了有关罗曼诺夫一家的各种猎奇叙述，但美国作家也加入了竞争。也许人们对温莎家族私人生活的广泛兴趣也催生了他们对过去与现在的所有统治王朝的轻信。
职业历史学家对尼古拉二世的兴趣逐渐减弱，他们对早期的俄国沙皇如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更感兴趣。不过，多米尼克·利芬在1993年撰写的严谨传记是一个例外，这本书将末代沙皇置于他所在时代的政治框架中进行讨论。理查德·沃特曼最近重点研究尼古拉发明的一些符号和仪式，他用它们来传播他心目中理想俄国的理念。杰弗里·霍斯金研究沙皇与其杰出的保守派首相彼得·斯托雷平之间的紧张关系。海因茨-迪特里希·勒韦探讨1917年之前尼古拉同反犹太组织和反犹太学说的关系。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研究尼古拉作为统治者的失败，同时表明他和亚历山德拉的婚姻结合了对彼此的激情和支持。海伦·拉帕波特调查了叶卡捷琳堡的当地特点。可喜的是，这些研究不同于市面上曾经泛滥的有关尼古拉的煽情造作的文章。它们还强调了为什么尼古拉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关注的话题。
1991年苏联解体后，尼古拉便开始在俄罗斯得到公众尊重。叶利钦总统将此前几十年定义为“噩梦”，他对罗曼诺夫皇朝的评价也比对其后的时期更为积极。即便如此，尼古拉仍被许多作品描绘成黑暗反动的人物，亨里希·约费坚称是叶卡捷琳堡方面，而不是莫斯科方面独自做出了处决罗曼诺夫一家的最终决定。但人们渐渐改用同情的笔触描绘尼古拉，将他视为牺牲品。事实上，沙皇及其家人的浪漫形象成为通俗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剧作家爱德华·拉津斯基尤其积极宣传他们的这种形象。
同时，许多调查学者如V.V.阿列克谢耶夫、A.N.阿夫多宁、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与美国历史学家马克·斯坦伯格一起）、L.A.雷科娃、I.F.普洛特尼科夫和尤里·茹克，还挖掘出有关罗曼诺夫一家被关押直至遇害的新资料。他们明智地避开了西方国家对阿纳斯塔西娅或其他所谓的叶卡捷琳堡幸存者的争议。但他们专注于俄罗斯国内的信息来源，对西方国家掌握的资料并没有给予同样的关注，因此往往限于讨论在乌拉尔的拘禁和处决情况等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对君主主义者抱有同情。
叶利钦决定于1998年7月17日，即沙皇一家遇害八十周年时，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重新安葬他们。这进一步恢复了罗曼诺夫一家的名誉。人们在叶卡捷琳堡外废弃的矿井内部及周围进行了法医考古发掘，挖出的骨头经过基因鉴定，证明属于罗曼诺夫一家。叶利钦本人曾在1973年执行勃列日涅夫的命令，拆除了伊帕季耶夫宅邸，他后来万分后悔。然而，俄罗斯东正教会拒绝完全同意，因为在骨头和衣服残片里并未找到所有被拘押的罗曼诺夫家成员的遗骸。可以预见，这给那些试图让全世界相信有一个或多个罗曼诺夫家成员逃脱了处决的人带来了新动力。2000年接替叶利钦的普京总统鼓励公众继续对遇害的罗曼诺夫一家表示尊重。尽管阿列克谢主教对近期的科学调查结果持保留意见，但他仍对罗曼诺夫一家忠心耿耿，并封他们为“殉教圣徒”，称他们始终按照福音书的原则处事生活。
尼古拉和家人在伊帕季耶夫宅邸遭遇了可怕的结局。前皇帝在被囚禁的情况下仍维持着尊严，这令人印象深刻。他的确是一位忠诚的丈夫和父亲，他在二月革命中失去皇位，主要是因为他无法与身患血友病的儿子阿列克谢分离。真正动摇了他作为君主的信心的是，最高统帅部不再支持他。他在治理国家方面能力平平，而他的任性专断摧毁了让国家逐步过渡，最终成为一个更安定的宪政国家的所有可能性。人们普遍视他为一位无可指责的君主，这一形象难以令人信服。无论在执政期间还是在下台后，尼古拉都是一位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一个被迷惑的怀旧派和一个恶毒的反犹太主义者。在被关押于沙皇村、托博尔斯克和叶卡捷琳堡期间，他阅读了讲述罗曼诺夫皇朝的祖辈艰辛立国治国的历史文献，以此来理解自己当下的处境。他还阅读了一些描写俄罗斯帝国社会阶层的书籍，在此之前他对这些社会阶层毫不了解。沙皇夫妇仍然珍视俄国人民，尽管他们对人民的想象是理想化且具有误导性的。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都没有充分思考过他们退位的原因，当尼古拉试图了解这些事情时，便指责境外势力欺骗并操纵他曾经的臣民。
1918年至1919年展开的调查集中关注尼古拉一家在被拘禁和处决期间的情况。值得称赞的是，当时的调查人员克服困难重重，查明了大多数事情的真相。那些原始的审讯记录是本书的写作基础。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查看到尼古拉·索科洛夫当年无法获得的文件和回忆录。显然，我们终于可以解决几个长期存在的争议：雅科夫列夫将罗曼诺夫一家从托博尔斯克转移走时选择的路线、乌拉尔领导层在1918年初的政治管理、夏天制定政策时所起的作用，以及莫斯科和叶卡捷琳堡之间的关系。
我写作此书更重要的目的是从政治和个人的双重角度考察沙皇从退位到去世这段时间的经历，并查明他在退位后对俄罗斯、政治、统治、战争、国际关系，以及对自己的态度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他不再掌控国家事务后，他的日记、谈话记录和阅读习惯都反映了他的思想。他在1917年之前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引发了数十年的争论，人们也在争论他是否真如敌人所称的那样思想僵化。有证据表明，敌人所言有一定道理。在监禁期间，他本有时间认识自己的错误，并纠正自己的基本分析。然而事实上，他什么也没做。虽然他后来同意如果儿子阿列克谢能够继承皇位，他便愿意尝试某种形式的君主立宪制，但他从未反省过，这一后果本在他掌权时就可以避免。
不过，尼古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远非人们轻易能够了解。他的许多思想从未透露给大臣、革命者，甚至是随从。他结识了全权代表潘克拉托夫和政委雅科夫列夫，这是他与他人交流的最好机会。对于亚历山德拉来说，她同样可以通过与孩子们的教师比特纳交谈来吐露心声。面对自己并不认同的人，尼古拉比亚历山德拉更愿意去了解他们的某些观点。不过即便如此，他的基本观点没有发生丝毫改变。从心理层面上看，这并不令人惊讶。1913年，他为罗曼诺夫皇朝建立三百周年举行了庆祝活动。四年后，在工人和士兵抗议“血腥的尼古拉”的政治示威游行中，他失去了权力。当然，他不愿意承认是自己导致了大多数的社会动荡，也不愿意去理解二月革命或1917年的十月革命。
退位后，他生活在闭塞的环境中，而俄国却不断地经历变革。临时政府改变了官方政策的根本特征，而后它又被布尔什维克推翻。布尔什维克则确定了一系列更为激进的革命目标。
莫斯科和叶卡捷琳堡的领导人非常憎恨和鄙视尼古拉，他们根本不愿意去了解他本人或是他的观点。很明显，在伊帕季耶夫宅邸的事件发生前那几周，乌拉尔地区的同志就经常向布尔什维克委员会请示如何处理叶卡捷琳堡的事情。斯维尔德洛夫巧妙地清除了他们牵涉处决命令的任何痕迹，并和同志们一起毫不犹豫地对前皇帝一家表示同情。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他们很显然必将永远与革命事业同命运。末代沙皇的传说与可证明的历史记录之间不一致之处颇多，自1918年乌拉尔发生血案以来便一直如此，也仍将继续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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