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将贝多芬饱受打击、坎坷多舛的一生与他同时期的作品“一同思考”，对他的刻板印象如下：一位充满英雄色彩，却易怒、郁郁寡欢、背负“宿命”的作曲家。
然而真实的他并非如此！2021年1月三联书店和吴氏策划合作推出贝多芬权威诠释者、钢琴大师鲁道夫·布赫宾德的音乐札记《我的贝多芬——与大师相伴的生活》，我们从中摘取了三段故事，试图还原一个最真实的贝多芬。
作者简介
鲁道夫·布赫宾德（Rudolf Buchbinder），享誉世界的钢琴家，以诠释海顿、贝多芬和勃拉姆斯最为知名，尤以对贝多芬三十二部奏鸣曲的演奏最为经典。1946年布赫宾德生于捷克，幼年随父母移居维也纳。从小天才横溢，五岁即被维也纳音乐学院录取，成为该院最年轻的学生，之后展开其辉煌的室内乐演奏家生涯。他也以独奏家身份与全球顶尖的古典乐团及指挥家同台演出，包括由安德里斯·尼尔森斯指挥的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由里卡多·穆蒂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由马利斯·杨松斯指挥的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由瓦莱里·捷杰耶夫指挥的慕尼黑爱乐乐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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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精绝的钢琴家
在成为能够震撼灵魂的作曲家之前，贝多芬先用非凡的钢琴演奏技巧、复杂的指法、娴熟的跳音和魔鬼般的即兴创作征服了欧洲听众。
贝多芬使用的康拉德·格拉夫(Conrad Graf)三角钢琴，直至去世作曲家都在使用它
作曲家竭尽所能地探寻了作为钢琴家的可能性，在那些年间无人能及。这不仅关乎技巧，更指表现力。仅仅是速度标记就能给我们传达出许多他的要求：关于身为作曲家的自己、关于表演，最终，也是关于听众。
珍贵手稿史料：贝多芬用自己的指法标注的练习以供教学使用。车尔尼赞道：“用最简练的指法演奏流传世界的伟大乐段。”
贝多芬在他的奏鸣曲作品中仅有三次标注了“最急板”(Prestissimo)：E大调第三十钢琴奏鸣曲 (Op.109)、c小调第五钢琴奏鸣曲(Op.10 No.1)和f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Op.2 No.1)的最后乐章。
珍贵手稿史料：典型的贝多芬手稿——《降B大调第十一钢琴奏鸣曲》
在f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的最后乐章中需要演奏“快板”和二二拍子(alla breve)——可以理解为：把每个二分音符看作是四四拍子中的两拍！如果今天有人觉得某位钢琴家的演奏速度过快，那完全是多虑：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做到贝多芬要求的那般快速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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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创作生涯的自由精神
贝多芬的意识启蒙离不开他的家庭音乐教师克里斯蒂安·聂弗(Christian Gottlob Neefe)。聂弗先生不仅让19岁的贝多芬进入大学深造，同时也教授他文学和哲学。
这使让贝多芬自由的灵魂羽翼丰满、振翅长空，让他在日后能化身成另一位充满激情的年轻席勒，成为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理想的拥护者：“自由、平等、博爱”，这次革命所倡导的基本原则，并非只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乐章中才宣之于世。
德国作曲家、指挥克里斯蒂安·聂弗
在1796与1797年之交，爱国的激情点燃了冬日的维也纳，法国的战争被推向第一个高潮。人们口中是对战争必胜的呼喊，艺术家同样也在抗争。当时，贝多芬也为那些爱国文字谱曲，那些虽简单却朗朗上口的旋律，可以通过贝多芬作品目录的旁注很快找到它：
“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
是力量，是正义！
法兰西，对此你们还心生怀疑，
法兰克人，对我们你们知之甚少。
我们有圣德的君主，
他让我们满怀勇气；
我们有美好的女子，
这一切世间无可比拟。”
贝多芬并未卷入战争，常年的肠绞痛让他不宜入伍。所以他并没有冲锋沙场，而是作为一名乐队队长表演爱国作品。人们伴随着贝多芬的音乐唱出这些文字，作曲家则亲自执棒——虽然他的身份仍属宫廷。当皇帝号召每个人都拿起武器加入军队、呼喊着“虽经过十年坚守，但奥地利公民还未取得胜利“之时，贝多芬也身在其中。
贝多芬作于1801年的《D大调第十五钢琴奏鸣曲》——即《田园》奏鸣曲的受赠者也能体现贝多芬进步的人道主义精神。
©弗朗兹·海基
约瑟夫·冯·索纳菲尔斯是当时维也纳戏剧改革背后的推动者、共济会“和睦会”的分会主席，同样也是维也纳“光明会”的头目，其先进思想促进了他在玛丽娅·特蕾莎女皇时期的开明举措。他在1775年发表的《关于酷刑的废除》(Über die Abschaffung der Tortur)推动了哈布斯堡王朝刑罚的废止。
贝多芬是一个公正的人，他的一生始终保持着独立判断的美德：他从不相信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也绝不偏听轻信、妄下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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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且善于表达的创作者
1808年末、1809年初，贝多芬迎来了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当时的威斯特法伦国王(König von Westfalen)、法国皇帝最小的弟弟热罗姆·波拿巴(Jérôme Bonaparte)向这位大师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提议：来卡塞尔当宫廷作曲家。
奥古斯特·博尔克曼绘制的“贝多芬与拉苏莫夫斯基四重奏”——一幅展示贵族音乐文化的画作。实际上，维也纳上流社会的宫殿是贝多芬的工作场所，也是城市的音乐舞台。我们熟知的音乐厅在当时还并不存在
然而维也纳的贵族们因此受到刺激，作曲家热心而忠实的学生鲁道夫大公、金斯基亲王及洛布科维茨亲王决意向贝多芬提供终生资助：贝多芬可以持续从他的贵族赞助者那里每年获得4000古尔登。从音乐史角度看，维也纳城提供的这一“资助”也保证了维也纳古典主义的最终形成！
贝多芬与鲁道夫大公、金斯基亲王及洛布科维茨亲王的合同草案：作曲家同意回绝威斯特法伦国王的邀请并留在维也纳。作为回报，他希望终身得到每年4000古尔登的资助，并享有自由艺术旅行的权利……
贝多芬与鲁道夫大公自1804年起相识，18岁的年龄差与阶级的鸿沟并不能阻挡二人间亲密的友谊。贝多芬与鲁道夫的私人关系持续到了1819年，直至鲁道夫必须就任奥洛穆茨大主教。
为鲁道夫加冕大主教，贝多芬准备写一部新的弥撒用以在这庄严的时刻的演奏，于是，他开始了《庄严弥撒》的创作，但直至大公迁居数年后这部作品才最终完成。这是一系列与鲁道夫名字有关、题献给他的高贵作品中最后的一部。
正因如此，人们将这部作品与同样献给鲁道夫的《c小调第三十二钢琴奏鸣曲》、《降B大调第二十九钢琴奏鸣曲》(即“槌子键琴”奏鸣曲)共称为“大公三重奏”(Erzherzogstrio)。
约瑟夫·卡尔·施蒂勒所绘的“创作《庄严弥撒》的贝多芬”
贝多芬的《降E大调第二十六钢琴奏鸣曲》诞生的整个过程，更是完全归功于这段关系。贝多芬明确地写出了下行的起始动机，用德语“告别”一词的三个读音（Le-be-wohl），并将第二乐章以及终乐章分别称作“缺席”和“重逢”。这首奏鸣曲中的音符代表着非常个人化的表达——贝多芬通过这部作品的出版将其宣之于世。
那是一场在维也纳与心爱学生的告别，鲁道夫的离开并非自愿——拿破仑的军队再次占领了维也纳。音乐诉说了作曲家对自己这位钢琴、作曲学生深厚的情谊，尽管这段关系常常因作品“Les Adieux”这个法语名字而误解。一切同样是出版商所为：布赖特科普夫与黑特尔淳将“Lebewohl”改为“Les Adieux”，这完全违背了贝多芬的本意，也令其非常愤怒。
人们很能理解这愤怒的原因：因为法语“Adieu” 一词是可以对很多人讲的，不足以刻画贝多芬对这次离别真挚的情感——因此，他选择了德语的“Lebewohl”。在第一乐章临近结尾处，他根本无法将自己从动机中抽离出来，而将其反复穿插交叠。那种离别之痛在乐音中长歌当哭，汹涌磅礴。
约翰·巴普蒂斯特·冯·兰皮所绘，作为奥洛穆茨红衣主教和大主教的鲁道夫大公
在原稿的第一乐章上，有贝多芬亲笔写下：“告别/维也纳，1809年5月4日/尊敬的S.皇室鲁道夫大公殿下/启程之时。”那充满欢乐热情的终乐章手稿并没有被保存下来，据说在其上也这样写道：“尊敬的S.皇室鲁道夫大公殿下归来之时，1810年1月30日。”
鲁道夫大公一直与贝多芬保持着联系。作为成立于1812年的音乐之友协会的赞助者，鲁道夫更是将自己全部的音乐遗产赠与协会的档案馆，这也是为什么今日音乐协会大楼内的丰富藏品中，会有珍贵的贝多芬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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