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夏季的上海濡湿闷热，租界的洋人们正沉浸在异域财富带来的快感与苦恼中，终日劳作的上海小市民们，口口相传交流着长篇故事片《阎瑞生》里的精彩情节。没有人注意到，那天下午，一位年近40岁，身材高大，连鬓胡子，貌似学者模样的外国人正踏步走下十六铺码头的台阶。
化名为安德莱森的这名外国人戴一副金丝边框眼镜，衣着考究，他搭乘的“阿奎利亚”号轮船经过近半个月的航行，绕道新加坡才来到上海。自3月份离开莫斯科后，他沿途游历维也纳、威尼斯，到达上海已是6月3日。满身疲惫的他来不及欣赏远东这个繁华的城市，而是急切地要面见李达、李汉俊两位中国人。
李达、李汉俊，这两位曾经留学日本并通读过社会主义文献的年轻人接待了这个陌生人。因为，他们之前已接到北京李大钊的来信——信中热情赞扬了这位有着丰富革命经历，兼通英、德、法等国语言的安德莱森，这名荷兰人正是苏俄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正式代表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此时他带着共产国际的任务而来，他要帮助中国的知识分子成立共产党的正式组织并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据他所掌握的情报，他知道在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上海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武汉的董必武、济南的王尽美、长沙的毛泽东、广州的谭平山，留日的施存统、留法的张申府已先后组建共产主义小组或支部。他自信地认为依靠共产国际的力量一定能将中国这些分散的小组发展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党。李达、李汉俊等人考虑了马林的建议，函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让每省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考虑到路途遥远，初来乍到的马林还从活动经费中慷慨地给每位代表寄出100元路费。
九十年前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夏日午后，李汉俊二哥李书诚的寓所“李公馆”。18平方米的客厅，一张铺有白布的长方形会议桌，十几把圆形椅凳。代表全国7个共产主义小组的13人齐聚于会议桌旁，之前一直忙于会务工作的李达、李汉俊脸上还沁着汗珠，鼻梁上的眼镜也浸满了汗渍。11名外地代表是接到上海的书信，秘密赶赴这里开会的，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端坐正中的那名外国人马林就是这次会议的幕后倡导者。对于这群年轻人以后峥嵘坎坷的人生岁月来说，这次会议或许只是历次有惊无险经历中的一次，以致多年后他们中竟无人能确切回忆出这次大会的具体日期。
不远处的白尔路389号（后改名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内外两进的石库门建筑，当时称为博文女校的地方是其中9名代表的临时住宿地。6月末到7月中旬的那个夏季，这群年轻人经历了路上的舟车劳顿，陆续秘密地赶到这里。他们操着不同的外地口音谈论着来时路上的见闻。最年长的前清秀才何叔衡已经45岁了，他和28岁的毛泽东一道，于6月29日悄悄从长沙赶赴上海。为了保密，他俩甚至没有告诉特来送别的好友谢觉哉此行的目的。年龄最小的邓恩铭刚年满20岁，还是山东省立一中的一名学生，他与王尽美一起作为山东代表比较早的来到了这里。
五四运动中以组织学生运动出名的张国焘也在此住下了。董必武与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秘密赶赴这里，二十八年后的董必武和毛泽东一起，成为这群年轻人中参加了开国大典的两位中共领导人。周佛海是唯一从日本鹿儿岛赶回来的“一大”代表。新闻记者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列席了大会，多年后学者们还在为他的代表权问题而争论。
与住在博文女校的这9名代表相比，有一个人的装束却极为时髦入流。他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花钱也十分阔绰。这位名叫陈公博的广州代表，携新婚娇妻住在繁华的南京路大东旅社，仿佛此行不是来开会的，倒更像是两人的蜜月旅游。
这是一次表面看来毫不起眼的会议。与这次会议失之交臂的李大钊和陈独秀或许没有预测到，这次会议被后来的历史赋予了多么重要的意义。当时这两位享有极高声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袖，被时人并称为“南陈北李”。两人在1920年2月前往天津的途中就畅谈过建党的方针策略，也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对于马林匆忙组织召开的这次大会，陈独秀表现出些许不屑情绪。他认为早在一年前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的社会共产党，就已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何需一个外国人来居高临下地指导中国革命；况且，自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公务繁忙，无暇赴会，于是委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代表他去了上海。儒雅温和的李大钊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夏末学校快考试了，实在分身乏术，他也非常希望挚友陈独秀能做共产党的领袖，而自己，愿意在其麾下做一名普通党员。
那是一个让人慵懒欲睡的午后，“李公馆”内秘密聚集了13名代表和两名外国人：马林、尼克尔斯基。由于“南陈北李”的缺席，大家推举学生运动领袖张国焘为大会主席，年轻的毛泽东与周佛海担任记录员。大会上，马林分析世界形势，介绍第三国际的活动概况，说明中共成立的重要性等，有一次竟滔滔不绝讲到了深夜。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好像要与反对者决斗的神情，毫无疑问，这些特质深深震撼了这群青年人。十几年后，毛泽东还记忆犹新，说马林“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也回忆：马林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大会开了第六次会议后，会场突然闯进一名法租界巡捕，马林不愧是位革命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他立刻让与会代表转移，好在李汉俊从容与一名巡捕周旋，化解了这次危机。“李公馆”是不能再开会了，经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牵线，代表们转移到距上海约100公里、当时的快车需两小时的浙江嘉兴，在南湖的一只游船上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马林生怕因自己的这张“老外”面孔而暴露目标，花花公子陈公博借故到杭州游玩，两人没有参加南湖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上，代表们推举了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尽管此时他仍在广州。
在历史上留下悬疑的不仅有这次会议时间的始末，代表权的争论，还有此次会议产生的两份重要文件。
经过代表们激烈争论后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确立了共产党的纲领及奋斗目标。令人惋惜的是，这两份珍贵文件的原件并没有保存下来，现存于世的有苏联的俄文版和陈公博的英文版。据陈公博的说法，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他带到广州去的，陈独秀以内容偏激为由“决定不发”，致使这份手稿未能发表。“一大”后不久即脱党的陈公博，1924年于美国完成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硕士论文，在其论文附录中收入了这两份文件，后来随着学术交流传到中国，这是英文版“一大”党纲的由来。
俄文版是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其中第九卷中有中共“一大”的这两份文件，现保存于中央档案馆。这两个版本的内容完全相同，只是在个别文字上略有差别。研读这份党纲，你会惊讶地发现，它与《美国共产党党纲》和《美国共产党宣言》内容较为相似，可见刚组建的中国共产党参考了曾经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美国统一共产党的章程和纲领。
1921年的中国并不太平。仅史书明确记载的地震就达10次，水灾、旱灾、火灾及鼠疫此起彼伏；国内军阀混战，匪盗和兵乱蜂起。若不是那个“莽撞”的巡捕那次不愉快的造访，这次秘密的中共“一大”不会引起当局的任何注意。
当年，参会13名代表的平均年龄尚未超过28岁，如初日般朝气磅礴，意气风发，其领袖陈独秀、李大钊亦只有42岁和32岁。他们中具有大学学历的有李达、李汉俊等7人，中师学历的有毛泽东等4人，还有高师学历的陈潭秋和中学学历的邓恩铭。
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中，他们辨别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在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复杂中选择后来的道路，这其中有奋斗目标始终如一的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和李达共7人，有脱党后为党作出有益贡献的李汉俊、刘仁静、包惠僧3人，也有脱党叛变为后人所不齿的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3人。而这次会议的开幕时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经学者多方考证，方才将其定格在1921年7月23日。（审稿：周晓瑛 秘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