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往事聊〈经历〉
作者 何斌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当兵难、想当兵、得经过政审和体检两大关，即便是体检合格了，也不见得能当上兵。这是因为、上线合格人数大于应征人数，虽然你政审及体检都合格了，能不能当上兵，也很难说。
那么在文革期间的军队大院子女，当兵就相对比较容易些，因为他们的父辈们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生与死的贡献。所以，在特定的环境下，军队大院子女（含曾经的大院子女），多数凭借父辈的光环，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且多数子女连初中都没念完。也可以说，军队大院子女是根红苗正、三观正吧。部分子女在参军前，填张应征青年入伍登记表，盖上武装部公章，这兵就当成了。而有部分子女是先到部队当兵，后办的入伍手续，甚至有的人临近退伍时，才补办的入伍手续。
另外，在当时的环境下，父辈从事军人职业的，其子女全部或多数当了兵。而军队转业干部的子女，全部当兵的少，多数家中有1人或2人当了兵，还有全家子女1位当兵的也没有。在非常时期，有的军转干部子弟，在师招待所住了2-3个月也没当上兵。尤其是1977年前后女孩子想当兵，非常非常的难，甚至想都不敢想。
记得1969年夏天，母亲给朱月华副军长写了一封信，关于长子要当兵的事，朱月华副军长回信中写到，男孩子来吧，女孩子就不要来了。如果父辈是70年代未，80年代初转业的，子女当兵还是比较好安排的，原因是当时还在位。
在特定的环境下，70年代中期当上兵的人，特别是女兵(最小的12-13岁，最大的都可以叫阿姨了)，而且于体检和政审关系不大，基本上能当上兵。但是既便当了兵，在安排上也存在困难，原因是想要当兵的人数太多，接二连三，多到无法安排，人满为患，连师卫生科都无法安排。有些女兵不得不下到团卫生队(最多时能有5-6名女兵)。记得我337团1976年以前，还没有女兵的存在，而她们的到来，也成为兵营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如果是男兵，大部分都去了连队，有的连队(军内外的干部子弟），接连不断、纷至沓来，能达到10-20几人，甚至还要多。拿我们337团6连来说，仅我知道的、1970年及以前入伍的有：张冰华、孔小玉、李营、朱冬民、毛占忠、王振彪和我。而70年代中期，特别是1977年前，又有几位子弟到我6连当兵，这里我最熟悉的是李斌芳（其父李保太曾任过我连连长），其它名字就不一一说了。
左起：李营，张冰华，孔小玉
当然，70-80年代地方上也有种说法，叫接班。就是说子女可以接父母亲的班（仅限1人），以至最后、子女们都在父母亲的单位就业上班。但到90年代未期，国家实行关、停、并、转的政策，采取一刀切，原本企业经济效益挺好的(搞什么减员增效、国企变民营、国企变私企，集体变个体，特别是东北)，多数行业基本上是全员买断工龄，下岗转制，导至家庭成员中，全部下岗失业，无经济收入来源。而接班在事业单位的子女、如文教卫生等事业行业，相对比较稳定。
你虽然当了兵，摆在你面前的是，艰苦的生活环境和训练环境，在各种任务面前你可能没有经历过。比如: 农业生产、盐场生产、国防施工、抗震救灾，抗洪抢险，及政治运动等，还有时刻准备上战场，为国献身。所以说你虽然仅当兵2-3年，那也是一种历练，是件很光荣的事(有句话说得好、1人当兵全家光荣)，有可能影响到你的一生。
待当兵约2年左右，基本上才能掌握军事技能（要想全面掌握军事技能还需要时间）。连队会从表现较突出的，或上进的士兵中，任免正副班长，作为连队的骨干。如果赶上连队连续2年从事生产、国防施工等任务，即便你当了3年兵，也很难全面提高军事枝能水平。当正副班长，是不是党员这不重要，而是重在培养。如果是连队尖子班的班长，差不多都是共产党员。你只要是当了班长，一个班8-9个人的训练、执行任务、学习、思想工作、生产劳动等，都由班长说了算。特别是在完成连队交给的各项任务、工作、训练、学习、必须带领全班战士积极完成，坚决执行，一絲不苟，不能有私毫的马虎、和放松。
你虽然当了兵，摆在你面前的还有入党难、想入党没有3-4年的努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得时时处处的表现自己，那怕是平时的一点一滴，更何况在任何艰苦环境下，都要争抢去做，不能偷懒，咬牙坚持。不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战友们的眼晴是雪亮的。
在政治思想上、更要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做到令行禁止。如果你是高干子女，兵团级以上，入党相对较容易得多，有当兵1-2年内就有入党的，这也是我从多篇作者个人经历介绍中，常能看到的。
我本人是70年1月参军，73年3月入的党。1971年，我团进京参加阅兵式，训练足有半年的时间，训练强度大、而且非常的辛苦。特别是在伏天里，酷温气蒸灸热凶、骄阳似火暑横空，真的是汗流浃背、挥汗如雨、风雨无阻。后因九一三事件，国庆阅兵活动取消了。
1971年参加国庆阅兵式，住在矿业学院照片。
1972年，我们连队在河北省易县山区执行国防施工任务，挖电缆沟，那时我就与爆破打交道，基本上掌握了爆破基础常识和操作。
左朱冬民，右张赢忠副营长，1972年在河北易县国防施工中，利用休息日，练习木枪对比刺场景。
1973年，部队又在北京门头沟执行国防施工任务，环境相当艰苦。我们在崇山峻岭上，天天同钢钎、大锤、钢锹、大镐、雷管炸药打交道，天天搞爆破，通过爆破大大提高了施工进度。那么对于同爆破打交道的人，稍有不慎随时都可能危及到个人和他人的生命，我就是在那种环境下，荣立三等功一次，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果是平时的话，入党考验的时间会更长，平时发展党员数量，比起国防施工、抗洪抢险、抗震救灾、阅兵、演习等，数量要少得多。
1973年在北京国防施工时，在天安门前留影。
1973年，何斌荣立三等功，立功喜报。
今年十一，同分别47年的老连长谢玉亭联系上了，我非常高兴，同时也感谢老连长对我的关怀、培养教育。当年我6连指导员是崔明宇、2营营长是王富润、教导员是王友富、团长是王昭明、政委是卜川。
【谢玉亭连长留言：何斌亲密战友，看到您的信息。我心情高兴又激动，我永远忘不了北京门头沟西山上施工中，一块巨石拦在当中，直接影响我们连工作进程，让我们无奈，为了安全，就让全连撤退回住地，你主动要求留下和我一起解决这个拦路虎，经过仔细观察，想到了办法，我们用地震爆破办法，用了十几包炸药把巨石搞定，把我们二人弄得灰头灰脸，十分狼狈，我们还是非常开心。事后营团首长知道了事情经过后，严历批评了我，没有请示太危险，可又表扬了我们说，好样的，我们经历过，永远不会忘记，从这件事情后，我心里就很喜欢你，分别数十年，我们的过往永远埋在心中，我们友谊长存！】
所以说，战士入党没有3-4年的努力，恐怕都难。那年代入党，和现在差不多，得先有介绍人推荐，本人还得经常向党小组、党支部写思想汇报。特别是在批准入党的当天，还得讲入党动机、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最后等待全体党员表决的那一刻，心情紧张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1976年在北京军区大院施工期间照片。
你虽然当了兵，还有提干难，可以说在部队提干比入党还要难，说不好听的话，是难上加难、举步维艰(没有4-5年的兵龄)，别想提干。这里指的是父辈们是军、师、团级以下多数子弟。如果父辈是兵团级职务以上，其子女提干一般不会超过2-3年。如果在非常时期，父辈受文革及四人帮等政治运动影响，你干得再好也不会提你，所以部队提干也是百里挑一。拿我们337团6连、或2营来说，干部子弟提干，没有个4-5年的努力，别想被提干。
如果你参军后，能遇到父辈的老战友、老部下担任师、团级的领导，你入党提干可能不成问题，但这不是绝对的。相对而言，你必须表现出众，军政素质过硬，而且要吃苦在先，享乐在后，还要适当地走动，有空串个门，不然的话，你再努力、再拼命干，上面没人了解你。还有虽然都是子弟，但父辈在职与不在职、在位与不在位也有很大关糸，有句话说得好，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你就怨不得别人，事实上也是如此。你虽然在父辈的老战友、老部下当兵，可你当了4-5年兵，没人知道你，更别提关照了。我那时在连队当兵，很多战友也不知道我家庭情况，也包括部分连队干部，只知道是后门兵。
当然了，干部子弟中，也存在吊儿郎当，出工不出力、混子日的也有，那只是极少数个别人。如果不出来当兵，按当时的政策，都应该是下乡知青了。待等到70年代后期，在位的父辈老战友们，特别是团以下，基本上都离退休了。师一级的父辈老战友们，在80年代初期，多数也已经陆陆续续离休了。到那时候，基本上没人关照你，除非你出类拔萃，全凭个人能力了。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在部队里提干，是有指标的，一个萝卜、一个坑。特别是70年代后期，部队上也存在老乡观念，有圈子、相互关照也属正常。那时期从东北入伍的兵非常少，像70年入伍的沈阳兵，全团只有2-3人。而整个70年代入伍的沈阳兵，加起来也不够一个班的人，其中提干的人，也没有几人。所以啊，那时期的东北兵、老乡观念淡薄，不抱团。
文革期间，虽然兵役制是3年，但那时期因各项工作都受到影响，士兵服役多达5-6年，甚至更长。如果按现在服役年限为2年制的话，是根本无法培养军队干部的，只能是从地方院校和军队院校选拨培养了。
拿60-70年代(文革时期)，那时期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上，干部晋升行政级别，长达10几年、甚至近20年，才晋升一至二级。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前，军队干部的行政级别，有段时间，无论你是团长、营长、或连长，在职务上有区分，而行政级别上无区分，同属19-20级等。所以说，部队上有些人事工作不好做，跟这有一定的关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也是挺难的。到了1983年左右，团里的主官们都是65年入伍的兵，副职基本上是68年左右入伍的兵，而团里68年入伍的连队指导员们各营都有。
父亲何世举，从1957年到1983年仅升过二级。
拿提干来说，我是70年1月参军，1976年2月提的排长。当时连队通信员把我叫到连部后，李长发连长（60年入伍四川人），对我说，你的排长命令下来了，被任命为2排长。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我没想过的事，只知道在部队要好好干，干个8年，等回到地方上，起吗弄上个三级工干干。
我连有位干部子弟，也是非常优秀的班长，69年参军，77年初才提为排长。而且在一段时间内，我连的2排长赵际生、3排长黄祖光，炮排长李焕江都曾是代理排长，后又因年龄等其它原因，都没有被转正(也挺让人寒心的)，你能说他们干的不好吗？他们不优秀吗？他们比谁都更加努力和付出。
而军内高级干部的子女，有当兵2-3年就提干了，他们仅1-2年的努力，能超过人家5-6年的付出吗？而有些子弟，当了5-6年的大头兵，也没有被提干的希望，最终还是复员了。但话又说回来了，一个连队那么多子弟，干得都不错、都挺上进的，你们说提谁不提谁，当领导的也难啊。然而，凡是坚持到最后的，才会有希望。以至到最后，我6连就剩下我和朱冬民2人了。
想想看，在野战军步兵连队当兵，能坚持到6年以上实属不易，部队无论执行任何任务、都是非常繁重和艰巨的，而且非常艰苦。拿训练来说，那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拿10公里武装越野和武装泅渡来说，只有当过兵的人才能体验到那种滋味。在这种环境下，有的子弟不是调走、就是复员了。那时期给我的感觉是，60年代的工农子弟，提干还是比较快的。我参军时，我连的几位排长差不多都是，65年或66年入伍的兵（如石化龙、庹迎春、陈德厚、任景成等）。而68年入伍的兵，多数是73年后才提干，也就是说工农子弟也都非常优秀。到了70年代后期，连队土生土长的干部少，往往是外来的多。
这里可能有人要问，部队服役期一般是2-3年，在士兵服役期内，是无法培养军队干部的。可大家别忘了，那个年代什么都有可能，士兵当4-5年兵一点都不奇怪，超期服役纯属正常。更何况、那时的大院子弟大都是小兵，当个7-8年兵的话，提干也不会超龄的。如果是女兵的话，想要提干，那是难上加难，因为没有编制，而且能够被提为干部，那也都是巾帼不让须眉。
到了80年代初，因为干部政策的调整，部队提拔干部得经过入考军校，才能提为部队干部。这里指的是，从地方院校毕业生中招考和军队院校招考国防生来培养军队干部，或是从部队中选送一部分骨干，经军校学习后，向部队输送干部。
在和平年代，即便你被提为干部，一般晋升到连、营级，因为很多因素的影响，大部分人都将面临转业（这里就不分什么子弟不子弟了），都得重新找工作，要第二次创业。能够提升到团、师岗位是难上加难，能提升至军以上、那真是登天了。拿我连的几位指导员来说，如崔明宇、任景成、候锡顺等，他们的兵龄、干龄加起来，都17-18年了，最后还是在指导员的职务上转业到地方上工作。又如从我连出去的：宋树民、何冬升、王应考、何义荣等战友，都是在副营职务上转业的。而晋升到正营职、副团职，最终还是得转业或自主择业，如从我连出去的陈得厚、郭九三等战友。那么从我连出去战友，晋升到师一级职务的有5人，如孔小玉大校、卡广根大校、正师级。还有3人是副师级（名字记不住了），都是在岗退休了。
我连参加北京军区军事体育表演会后与军、师、团首长合影。
从1978年以来，部队恢复和开办了很多军事院校(有初级有高级的)，很多营连排干部被选送去学习，可学习之后，在很长时间内得不到提拨和使用，这部分人后来基本上选择了转业。这里有个小小的插曲，1979年，我连在平谷拍飞虎电影（外影）三个多月，临结束前，八一厂要调我连三名战士，当时我连连长石化龙、政指任景成，好兵不愿给，把养猪的、种菜的、做饭的给了八一厂了，最后这三个兵都是副师职退休。我记得在80年代初，这三位战友还回到连队，看望连队领导和战友们。
你如果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时，摆在你面前的是，困难重重。首先是年令规定，男27周岁、女23周岁才能结婚。而年令到不是问题，问题是在你法定的年令规定时间内，你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对象、合适的人这很重要。
如果你处的对象是保定周边的，比如北京、天津、石家庄以北还好些，路途相对较近，当天能返回部队。像我家在沈阳，仅单程就需要一天的时间，而且部队上也不允许啊。
当你达到结婚年龄时，这里有很多条件等着你。一是军人不准在部队内或是驻扎地找对象，在服役期间军人也不得结婚，在军校学习期间也不能结婚。二是军人需要遵守婚姻法，不乱搞男女关系，要成为人民的榜样，不得未婚同居，不得产生婚外恋。三是需要响应晚婚的号召，男女双方都为军人的，不仅会有3天的婚假，还会再给予7天晚婚假，工资照常发。四是服役期间的军人寻找恋爱、对象，一定要慎重，确定恋爰关系之后，需要向上级打恋爱或结婚报告，团级以上的政府机关对于恋爱的对象进行政治审查。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部队上干部探亲假是每年一次，时间是20天，如果是已婚的干部，时间是30天。而没结婚的干部时间是怎么打发的，拿我来说，虽然处过几个对象，但真正意义上说，和没谈过恋爱差不多。路子基本是这样，收到家长来信，然后待探家时，回到沈阳在一周内能见一次面（80年代初期通讯联系不便，得先通过介绍人来传达口信）。
我处的第一个对象是1980年夏天，探家时同女方见过面，感觉对方还不错，人长的一般，白白净净、身高1.62米，身体苗条，工作稳定。可当第二次见面时，女方说她有个姐姐都26-27岁了，而且还没处对象，怕刺激到她姐姐，咱俩谈恋爱的事先放一放。这样一来，她一句话就把我晒一边了，而且假期时间过去三分之二了，我这趟探亲假是算白回来一趟。待我返回部队后的几个月里，她到我家好几次，想恢复恋爱关系。待收到母亲来信后，我说还是算了吧，这段恋情就结束了。
而第二个对象，同前面差不多，也是收到家长来信，然后利用1981年春节前回趟家。其实回家前就收到母亲来信，说女方家境一般，兄弟姐妹6-7人，当时我就不同意见面。可都是父亲老战友介绍的，同意不同意也应见一面。待见面后，知道女方在制锁厂上班，企业没什么发展前途，之后连谈都没谈，我这次探亲假20天又荒渡了。
而第三个对象，也是收到母亲来信，得知是父亲单位的一位统计员（后来是人事股长），人长的不错，大专学历，其父是省交通运输局的一位老科长。我们相互通信有半年之久，1981年秋天利用公出回沈阳见了一面，並确立了恋爱关系，也就是我现在的老伴。有人问我，你在保定那么多年，怎么没在保定找对象。这么说吧，从一开始、也没想过在保定找对象，最终还是要回到父母身边的。
在我转业回到沈阳37年后，从战友那里得知个消息，他曾经想给我搭线做红娘。我战友李海川（原是我连卫生员），后调到团家属院卫生所做卫生员。因接触团首长夫人较多，他同我在微信中说：
【李海川战友留言：不知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佟副政委，后来去了石家庄步校任职，他们家共计五口人，我在家属院卫生所时，他们家老太太是肠结核，每天都需要打针，由于时间长了，和他们家人就熟了，他有一儿一女，女的叫丹丹，男孩叫丹弟，我忘了阿姨姓什么了，特别善良，让我管丹丹叫丹姐。长的特别漂亮，当时我想到了你，我想给你俩当个红娘，当向阿姨提到了你时，她说认识你，我一说当红娘的事，她说这事你得和你丹姐说去，我不管，我哪敢和丹丹说呀，我怕她打我，这事也就不了了之啦。】
你虽然结了婚，但家属来队居住，一般只允许1个月的时间。那时团里的家属招待所，条件非常差，基本上都是单间，面积也就10平米那么大，做饭洗衣服都在一个屋子里。接下来还得过牛郎织女生活，各在天边。只有满足两个条件，家属才可以随军。
我是1982年结婚的，婚后爱人来队没在团招待所住过，暂住连部，那时我负责留守工作（当时连长是张大志、指导员是候锡顺、副指导员空缺）。爱人两次来队，每次只能住半个月（仅有半个月假），也没有单独起过火，连队做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当年连队都在外执行任务。每到周日，如连队没什么事，我会带爱人去军、师首长家里看看，那时首长们基本上都离休了。我同爱人结婚也没举行婚礼，采取旅行方式，去了北京、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南京、上海转了一圈。回来时走到天津，先在王军战友家住一天（337团7连战友），后在王向清叔叔家住了一天（王叔当时任天津独立师师长，曾任337团团长）。如果1984年中旬不提出转业，年底不走人，爱人也够随军资格了。
军人家属随军政策建立于1963年，1991年又重新完善和规范，2011年又进行了调整。1963年制定的制度，一是副营职家属即可随军，二是军龄满15年家属即可随军。而1991年制定的制度是，一是副营职军人家属即可随军，二是正连职务即可以随军。而在京的部队，原规定正营职家属可以随军，改为副营职服役15年家属可以随军。而2011年调整的政策是，驻全国一般地区部队干部的家属随军条件，由副营职或服役满15年，统一调整为正连职等5项新的军人家属随军条件，与以往相比明显放宽。其中第四项是，将驻京城部队干部的家属随军条件，由正营职或服役满15年副营职统一调整为副营职。
当时随军也好不随军也好，由干部自己决定：一是家来至农村籍的干部，家属一般都会随军，个别除外。二是来自城镇籍的干部，家属一般都不会随军，因为她们都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爱人一但随军，待到转业时，要想回到原籍都很困难，其中家属选择随军的也是少数。三是有少数干部在当地找的对象，成家后，爱人在保定市里有工作，这部分人基本上没选择家属随军，像我连的石化龙连长，任景成指导员。四是军队大院子弟，基本上没有选择随军的，一但成家后，也只有一周回一趟家了，这里指的是家在保定地区的。另外，大部分干部的晋升是有限的，转业是大部分军队干部不可回避早晚的事。如我团沈阳籍的干部，金宝坤政治处副主任、邱佩峰干部股长、崔明宇指导员、郭杰教导员（爱人是沈阳人），他们都没有选择家属随军。
我还记得82年夏天，金宝坤副主任、郭杰教导员、还有我、赶上同一时间休探亲假。2人来我家看望我父亲，后来听邱佩峰干部股长讲过，金副主任，曾做过父亲的警卫员，原来如此。我父亲留2位在家吃的饭（父亲是特别爱好客的人）。饭后郭杰教导员跟我说你家房子挺大呀，我说是吗，我家的房子也不大呀（大间有15-16米吧）。
几天之后，我来到沈阳红十字会医院，看望郭杰教导员（其爱人在医院上班，是护士长）。当时教导员和爱人刘占荣带着2个女儿，住在由内科病房改成的宿舍里。本来能放4张床的房间，大约有17-18平方米，被用木方及胶合板隔成2间细长条的屋子，住着2户人家。教导员家从里往外摆放着1张高低床，1张单人床，1个小饭桌，剩下的空间就不大了，行走都困难，说话都不敢大声说，如同立锥之地。而随军的干部家属起码：连职一室半，营职二室，团职三室或四室一厅（好像比龙山家属宿舍面积还小）。那年月，随军也好、不随军也好，住房都相当紧张，跟现在没法比。对了，郭杰教导员1984年初转业到，辽宁省第二建筑公司，在机关科室和工区担任领导职务，住房大大得到改善，今非昔比了。
那年月，无论家属随军也好，不随军也好，都挺难的。你家属虽然随军了住在家属院里，但营以下干部，只能是周六晚和周日才能回家居住（家在保定市里的也是如此）。80年代初，我连连长石化龙，家住在保定市胶片厂对面路口处，一处独居的平房。指导员任景成家住在保定市变压器厂宿舍里。那时一但爱人有了身孕或有了孩子，遇到头痛脑热的、或有个急病什么的，都没人帮忙，还得靠邻居，虽然近在咫尺。后来我连候锡顺指导员，家属随军住在团家属大院里。那时部队常年在营房外执行其它任务，有时1年都难回一趟家，更别说关照父母妻子儿女了，这就是军人的职业所在。
上述经历，都已成为过往，凡是当过兵的人都不觉得陌生。我们为之努力奋斗过，我们手握钢枪保家卫国，一腔热血献青春，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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