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叫南阳的地方俯拾皆是，我的故乡南阳是闽东寿宁的一个乡下小镇。我在那里出生、长大，直到小学毕业后才开始到其它乡镇读书。真正意义上的离开是考上大学以后，我到镇派出所开出户口迁移证明，接过母亲打好的背包，登上了前去省城的班车。从此，故乡就成了节假日里偶尔回去的驻足。到最后，我把父母接到城里，故乡终于成为了一个符号。
我所离开的是一个异常贫困的小山村。村子里房子挨着房子，就连每家的简易厕所，也挨得紧密。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的一举一动也无法逃离家长的目光，就如偶尔哪家孩子跑到隔壁人家的厕所去方便，父母马上就会扯着喉咙大声责骂：“败家仔，连屎都要送到别人家去拉。”邻居也多不以为意，事实上他们闲暇时还经常会提着一个竹篓到村里的各个角落去捡牛粪狗粪，为来年积肥备料。
在这个村子，钱是最不重要却又是最为无奈的东西。小学毕业以前，我根本没有钱的概念，父母平常也很少提起钱，那个时候的乡村生活好像是不需要钱的。但是，儿子已经成年的父母们最忧愁的却是钱的事情，一下子要他们拿出数以千计的彩礼让他们愁眉不展。于是，这个时候的夜里，就经常可以看到要娶儿媳妇的父母到邻里各家串门，一家三十五十地借，直到凑足数额巨大的钱款。
村子里的主要经济收入是茶叶。每年春天采茶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茶山忙碌。茶山多的人家采不过来，就请少的帮忙。我家属于后者，每个周末母亲都会带我上山一起帮助村里的大户人家。母亲一天可以采上30多斤，而我一天也可以采上7斤左右。那个时候，工钱是一斤一角钱。
我考上大学在村子里算是大事，邻居们都用朴素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祝贺。有的送来几个鸡蛋，有的是三五元钱，就连一直很不待见我家的远房叔公也送来了一盒当年认同度很高的蜂王浆。母亲把这些东西都装进了我的行囊，我接过来时有些恓惶，安慰自己说将来总有机会报答他们的。可我后来发现，所谓报答只一个自欺欺人的借口，多年以后我感觉可以回去看望他们时，却被告知许多人已经去世了，或者搬到了他乡，不知所终。
甚至我连自己的父母也都报答不了。直到大学毕后很久，他们还在贫脊的土地上辛苦劳作着。他们种植稻谷，那个时候一担谷子的价格是80元，这个钱刚好可以让我与朋友两个人到肯德基填饱肚子，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很排斥去吃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想过要赚好多好多的钱，让父母和乡亲们能够过得更好一点，可我终究是一个没有经济头脑的读书人，解不透经济规律，也参不透人性的纷繁复杂，最终无果而终，继续清贫地生活。有时候会感觉抱愧父母，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特别偶尔回家，看见父母从地里干活回来的疲惫身影，都会怀疑自己选择读书的道路是否正确，至少感觉到自己的选择对于父母来说是一个残酷的剥削。
2.
故乡在我的眼里既可以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也可以具体到一村一屋、一花一草。
作为具体的故乡，就是我前面所写的村庄，它是南阳下属一个村子，叫作龟岭，距离南阳镇还有十几里的路程。不过，在我的认识里，南阳也同样是我的故乡，只是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洞宫山脉与鹫峰山脉在寿宁相遇，隆起了一座高山，就是海拔高达1450多米的南山。站在南山之巅往南眺望，渔溪三十六村莽莽苍苍，尽收眼底。
所说的渔溪，就是南阳的古称，而三十六村，就是南阳下辖的村落。所以，从古代开始，南阳就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只是镇上5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万左右的人口，还必须包括众多星罗棋布的小山村，以及各个村子里世代辛劳耕作的人民。
许多时候，村庄之间的区别只是迁居时间的不同。北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龚氏最早从浙江金华府迁入，他们自然定居到了南阳境内土地最为平坦的南阳村和洋边村。然后吴、王、夏三姓相继迁入，也在南阳、洋边、东吉洋等较为平坦的地方定居。等到1035年张氏从浙江莒溪迁入时，也只能退求其次，到了村尾和龟岭一带安家了。一千多年来，来自各地的70多个姓氏占据了南阳的各个角落，他们相互通婚、彼此迁徙，最终形成了目前各个姓氏既大杂居又小聚居的局面。
我查阅我的家谱，发现我的高祖娶了邻村下房的陈氏，曾祖和祖父则娶了洋边与南阳的龚氏。如果再往前，这种村庄之间的通婚就更多。从这个角度出发，在古代相对封闭的南阳，各个村落其实早就形成了共同的血脉和文化心理特征，在这个范围内，其实哪一个村庄都是一样的，整个南阳都是我实实在在的故乡。
考古发现南阳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这或许带有许多猜测的成份，比较确切的还是一些姓氏族谱的记载，满打满算，也就是一千多年的历史。这在浩浩荡荡的中华文明面前显得短暂了一点，所以每当听故乡的人说自己村庄的历史有多悠久时，我多少都会有一点尴尬，不消说同中原文化相比，就是与本省的闽北、闽中，甚至与同是闽东的霞浦、宁德相比，故乡的文明也是短暂的。
然而，就在这一千年左右的时间里，即便扣除了没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宋元时期，仅就明清两代，勤劳勇敢的南阳人民也创造了令人尊敬的文化成果。龚、张等姓氏从科举中走出了一大批官员，仕宦全国各地，在封建社会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南阳还出现了一批文化贤达名流，有龚若琬、龚建森、龚灵翼、吴受卿等等，他们呤诗作画、为文赋词、研修中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举人龚若琬执教过济南府书院，与状元吴宗骏等关系甚密，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文化名士。龚建森善画白菜，闻名遐迩，画作被收藏家视为珍品。
南阳文明的另一种存在形式是各个村庄的古建筑，有宗祠、厝桥和庙宇。年幼时我的村子就有一座建于明代中前期的“张氏宗祠”，三进五间，占地很大，木料选材考究，雕刻工艺精细，气势恢弘，堂皇气派。这样的建筑许多村子都有，比较综合地反映了当时各地的文明程度。
我发现这种文明多多少少影响了南阳人的气质，最突出的便是对于自己文化的自信，就如几百年来那句“寿宁好南阳”的古谚一样，彰显了南阳的文化底蕴。
3.
说到底，“寿宁好南阳”的自信还是源自于境内那座幽静、巍峨的南山。相传唐长安三年（公元703年），长溪县石矶津人薛令之曾在南山之巅结庐苦读，706年他高中进士，成为开闽第一进士。那个年代福安与寿宁都未建县，同属长溪县，薛令之到离家不算太远的一处名胜苦读，是一件稀疏平常的事情，但南山却因为薛令之的发达声名远扬了。特别随着明代邑人柳元和清乾隆《福宁府志》《八闽通志》对薛令之南山读书故事的传播，南山成为了当地文化的一个象征。此后到此谒拜成为了当地长官和读书人的必修之课，许多官员和文化名士还留下了关于南山的优美诗句。
南山超越了一个历史遗迹的存在，它流淌着南阳文明血脉的灵性，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南阳人不断进取，创造出力所能及的奇迹。
寿宁境内第一位进士陈洪轸是南阳下房村人，在闽人极不受待见的北宋，他知洪州事，率师平复鄱阳熊万叛乱，官至兵部侍郎，一度被当成在京闽人精神领袖，创造了一个奇迹。
明清两代苦读成才之士更多，仅南阳本村就有任广东顺德县正堂的进士龚世禄，钦赐四品的龚建籍，钦加五品的龚祖培，六品的龚宣沉、龚建勋等。到了民国时期，又有龚孟元、龚书元、夏家驹考取黄埔军校，毕业后勇赴抗战前线，留有芳名。
我在省城遇到了龚孟元、龚书元的后人，一个年龄略长于我的老哥，他的故事精彩之处在于他青年时期所进行的命运抗争，他克服了家庭成份不好的藩篱，千方百计地考大学，读大学，把自己的人生推向了顶峰。可贵的是他身上那股永不服输的精神。遇见年轻人，他总是温和地鼓励他们在去奋斗，去进取。他的正能量深刻地影响着他身边的人。近年来，他老家“半月山下”小小的范围之内，一下子冒出了多位教授、专家和政府官员。
南阳文明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知止，也同样发祥于南山，并从南山流淌进每个南阳人的灵魂。
我的村子清朝乾隆年间出过一个叫张大筹的举人，当过漳州教谕，在贫困偏远的小山村，也算是一个殊荣了。最后，张大筹从迷茫的仕途里醒悟，在南山顶写了一首彻悟人生的《咏南山顶》：
满疑穿云扣上方，尘缘驱出几回忙。
利名径上催人老，清净关头笑客狂。
世态炎凉浑是梦，山容苍翠不须妆。
菩提无树原无种，儒释同分寸地光。
相对于年轻时期追求探索的勇气，这是知止，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
2500多年前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意思是要认识到过分的欲望追求带来的后果，知足才不会受辱，懂得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这样，才可以长长久久。
可惜自以为聪明的人类，对老子的警句经常置若罔闻，最终把自己弄的狼狈不堪。想到在这一点上，我不禁又想起母亲对电视上被审判的贪官的不屑表情，她口中总会搭上一句：“何苦呢，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作为一个南阳人，尽管她没有什么文化，但深懂“知足者，藜羹旨于膏梁，布袍暖于狐貂，编民不让王公”的道理。
终于，我抱愧父母的心理开始舒缓，过惯故乡小山村生活的父母，应该不会在乎钱多钱少的问题。我总算与自己达成了妥协，原谅自己在这方面的无能。
30多年前，南阳与清源交界之处有一座名叫“蛇眉桥”的木拱廊桥，桥的西侧围墙上题写着一首无名氏的七绝：
风皮身世一孤洲，四海为家逐浪游；
日夜无眠归便得，消闲好约与沙鸥。
风皮是乾隆年间一种私铸的劣币。从诗句内容判断，作者应该是清朝乾隆年间或这之后不久的读书人，他厌倦漂泊他乡，希望能回到故乡与沙鸥相伴。
这何尝不是我想念家乡时的感觉呢？只是南阳对于我，就如余秋雨所说的，已经是一个没有家的家乡，而我现在所呆的，却是一个有家的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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