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光辉
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是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多事之秋。
宣德十年，宣宗朱瞻基英年而崩，年仅8岁的英宗朱祁镇承袭大统，越明年立国号“正统”（1436——1449）。幼帝登基的宿命便是受制于人，大权旁落。尽管有张太后和“三杨”辅政，但朝中大权还是落入太监王振之手。“土木之灾”朱祁镇为蒙古人所掳，“国不可一日无君”，英宗之弟朱祁钰继承了皇位，是为景泰朝（1450——1456）。景泰立朝仅七年，在“夺门之变”中，英宗又从其弟手中夺回皇权，改号“天顺”（1457——1464）。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历时短暂（三朝共历28年），传世、出土的瓷器数量甚少，有关三朝窑事的历史文献也极为有限，学术研究比较薄弱，故古陶瓷学术界将这三个朝代称为“空白期”；又因三朝国事倾颓，内忧外患，民生凋敝，导致景德镇瓷业生产与前朝永乐、宣德比较有所下滑，烧瓷情况难以洞明，故也称此三朝为明代窑业的“黑暗期”。
一、空白期不空白 明代窑业的黑暗期乃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下出现的，而学术研究的空白正在成为历史，“空白期”其实已不是一片空白。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藤冈了一对空白期作了初步探讨；已故南京博物院王志敏对1964年南京明故宫玉带河遗址出土的三朝瓷片进行了研究，在揭示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民窑青花的基本特征方面作了开拓性的研究，使学术界对三朝民窑青花瓷有了一个基本认识。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三朝纪年墓出土了一批青花瓷器，在景德镇珠山明代御窑厂遗址正统地层、景德镇窑里、湖田窑址中也发现一批三朝官民窑青花残器、瓷片，在国内外公私收藏中还发现有三朝款铭的青花瓷器及一批无款铭而带三朝独有特征的传世青花瓷器。 上述出土、传世青花瓷的发现，使我们对正统、景泰、天顺三朝青花瓷的认识和研究再往前推进了一步。可以说“空白期”已不再空白。 尽管前贤对“空白期”的研究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但三朝出土、传世物及相关史料毕竟还十分有限，要彻底弄清三朝青花瓷的发展脉络及其艺术全貌还需假以时日。 二、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烧瓷概况 1、官窑烧造情况 虽然迄今为止，还未发现署有年号御窑厂纪年的三朝官窑瓷器，但烧瓷的文献记载表明此时御窑厂一直是烟火袅袅，窑事不断： “正统六年五月巳亥在光禄寺奏……其金龙、金凤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饶州府造。”（《明英宗实录》） “……宫殿告成，命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既又造青龙白地花缸。王振以为有璺，遣锦衣指挥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明史》卷八十二） “正统九年庚戌，江西饶州府造青龙白地花缸瑕璺不堪，太监王振言于上，遣锦衣指挥杖其督官，仍敕内官赍样赴饶州更造之。”（《英宗实录》） “正统元年奏准，供用库瓷坛，每岁只派七百五十个。景泰五年奏准，光禄寺日进、月进内库，并赏内外官瓶、坛，俱令尽数送寺备用，量减岁造三分之一。天顺三年奏准，光禄寺素白瓷、龙凤碗碟，减造十分之四。”（《大明会典》卷二百九十四） “宣德中，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正统初罢。天顺丁丑（天顺元年）仍委中官烧造。 ”（《浮梁县志》卷四） “（天顺三年）光禄寺奏请江西饶州府烧造瓷器十三万三千有余，工部以饶州民艰难，奏减八万，从之。”（《江西大志·陶书》） “天顺八年正月乙亥诏：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明宪宗实录》） 以上史料揭示，三朝官窑一直窑火不断，只是在个别年份有所减烧，但并未像有人认为的那样“一度停烧”“由于朝廷严禁烧造各种瓷器，景德镇的瓷器生产直落而下，官窑停烧，民窑也受到打击和限制。” 但上引史料有两处被认为是表明官窑停烧者：一为“正统初罢”，二为“（天顺八年）悉皆停止”。其实这是误读所致：前者所“罢”的是“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而改由饶州地方官督陶，所罢者是督陶的原人选，非窑事也。同样，后者“悉皆停止”的也是“在彼烧造磁器”的“内官”（太监），而非烧瓷之事。为什么要罢督窑内官？《明宣宗实录》卷三十四透露：“宣德二年十二月癸亥，内官张善伏诛。善往饶州监造磁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磁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上命斩于都市枭首以徇。”太监把持窑务是几乎伴随明代始终且挥之不去的痼疾，屡革屡起，此弊政在明末还酿成“激变良民”的“群体事件”。故罢撤督陶内官的诏令时下，如《孝宗实录》：弘治三年十一月甲辰“上曰：……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庶副畏天恤民之意”弘治十五年三月癸未“命取回饶州府督造磁器内官。”…… 至于三朝官窑减烧的原因，有国力不济的无奈及节民力、彰俭德的姿态，而先朝遗存的大量未启用御器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因素：“宣德八年，尚膳监题准，烧造龙凤瓷器，差本部官一员，关出该监式样，往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大明会典》卷二百九十四）这样庞大数量的御用瓷器在两三年后的正统朝将有多少遗存！另外，从元代开始由西亚传入的“大食窑”铜胎珐琅器，经明初永乐、宣德的发展，至景泰年其品质已相当精良，工艺水平十分高超，被誉为“景泰蓝”。皇室对景泰蓝的偏好也导致了御窑瓷器生产的相对减少。但御窑瓷器减烧并不等于断烧，而且，由于量的减少，反而促使其质量和艺术水平的提升。 2、民窑烧瓷情况 有种流行广泛的观点认为，三朝民窑生产深受官方限制，正统间朝廷屡次严令民窑烧制各色（包括青花）瓷器，甚至极刑威逼，故民间窑业凋零。“由于瓷器在民间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缺，禁烧的戒令尽管森严，景德镇的窑户为求生存难免冒险私造。”（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空白期内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包括青花瓷在内的有色瓷器是在朝廷严格控制之下的，但民窑仍有违令生产。”（《明代“空白期”纪年青花瓷概述》） 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我认为朝廷只是限制民窑烧造“官样”瓷器，“民样”瓷和“官民通用”瓷不但不禁，而且鼓励生产。 这里不妨引文献两条以证之： “正统元年九月乙卯，江西浮梁民陆子顺进磁器五万余件，上令送光禄寺充用，锡钞偿其直。”（《明宣宗实录》）卷二十三）按陆子顺进贡的瓷器肯定不是朝廷所禁的“官样”瓷，但也不应是纯粹民样的日用粗瓷，而是在形制、色彩、纹样等方面官民通用的精品瓷。从数量看，一个民间窑户一次向朝廷进贡五万余件精品瓷器，其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非小，斯时民间窑业未衰可见一斑。 “正统元年三月戊寅，江西按察使石璞等奏，所属诸县耆老言，唐江西观察使韦丹，教民陶瓦，修筑陂塘，蜀旌阳令许逊尝至豫章诛蟒戮蜃，皆有功德于民，宜在祀典。臣等议，以许逊铁柱宫庙犹存，可举祀事。韦丹庙废已久，可于铁柱宫旁空庙内祀之，以慰民望。事下行在礼部，覆奏从之。”（《明英宗实录》卷十五）从英宗从准石璞等人的奏请，将唐代“教民陶瓦”（烧制陶瓷和建造房舍）的韦丹列入祀典“以慰民望”表明：朝廷非但没有抑制民间窑业，反而鼓励民窑生产。 实际上，鼓励民间业陶，既能利生安民（正统朝曾在东南爆发邓茂七农民大起义），对增加朝廷财政收入也十分有利，何乐而不为？据《明会典》卷三十五载：“景泰二年，青花钟（即“盅”，杯子。）每个收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四百文。”可见三朝间，民间窑业税收之丰厚。因此朝廷并无任何理由限制与民生息息相关，且于朝廷财政大有贡献的民间窑业。且历观历代陶政，对民间窑业鼓励扶植者有之，而从未有限制打击之事。只有在现代，因为环保原因才有限制民间传统小窑生产之举。而这种限制，也不是限制陶瓷生产，而是促令民间窑业的技术更新，在规避环境污染中提升生产力。所以限制民间窑业的举措，实在是古今未有之事。 那么所谓朝廷严厉打击民窑生产，致使民间窑业凋敝的观点其依据是什么呢？不外出自以下三条文献： a.“正统元年，浮梁民进瓷器五万余，偿以钞。禁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诸瓷器，违者罪死。”（《明史》卷八十二） b.“正统三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九） c.“正统十二年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喻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卫边，知而不以告者连坐。”（《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六十） 对于这三条文献的不同研读可以导致不同的结论。如果盲从文献，并仅从字面理解文献的含义，则很容易得出正统年间朝廷屡次仅烧各种瓷器，甚至不惜极刑威逼，严厉打击民间窑业的结论。但文献学原理告诉我们，一切历史文献的使用，都不能采取未加任何考辨、生吞活剥的“拿来主义”，否则将导致谬误。 在此不妨从常识、语言逻辑和存世实物（出土物和传世品）方面对三条文献予以分析。 a条前句说“浮梁民进瓷器五万余”，朝廷“偿以钞”。显然“偿以钞”不只是等价给钞的意思，还带有体恤奖掖之意，从语意中我们可以看出朝廷对民间窑业是持鼓励态度的。但后句忽然又说“禁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诸瓷器，违者罪死。”“变脸”何其速也？前句和后句显然自相矛盾，不符语言逻辑。再看前后两句的语序也缺乏连贯性，后面一句来得很突兀，似乎从别处移来嫁接于此。如果再看c条也有类似的句子（“正统十二年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所禁瓷器品种完全一致，违禁处罚如出一辙，则a条自相矛盾可知矣：原来《明史》（a条）是将《宣宗实录》中有关正统年陆子顺进瓷的事（已见前引）和《英宗实录》有关正统十二年禁烧事（c条）糅合在一起，并将禁私造事也归入正统元年了。如在查核《宣宗实录》在正统元年均无禁烧事记载，更可明了原来a条后句实为从c条移接而来，事实上，正统元年并无禁烧之令。 再看b条。此条记载正统三年都察院出榜禁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请注意此时禁烧者除青花外，并未涉及其它品种，并且所禁青花瓷只限定在“官样”范围，也就是说，除了“官样青花”，绝大多数民样青花仍可烧造，禁烧范围十分有限，几乎不影响民窑的多样性生产。尽管对违禁者处罚相当严厉，但从禁烧的范围来看，比起此前此后的官方禁令可谓宽矣。此条文献我认为较可采信。 最令人不解的是c条。其载正统十二年禁造瓷器有“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几乎包括当时所能生产的所有瓷器釉色品种，甚至可谓搜尽人间七彩！这种禁令的可行性可以判定是不存在的，如果真的实行，那几乎是无瓷可烧了。这与直接下令民间烧瓷、取缔民窑有何区别？而常识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再让老百姓的生活退到“饭于土簋，饮于土铏”（《韩非子·十过》）的原始时代。可是这条明显违反常识的记载，却被不少学者乐引不疲，拿它来作为朝廷严厉打击民间窑业，进而推测此时民间窑业式微凋零的“文献依据”，而从来未见有对此质疑者。 那么正统十二年的禁烧令是否纯属子虚乌有？也不是。我认为从正统三年到正统十二年，官方出于体现皇家独尊的纯属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而非出自经济利益）而禁造部分特殊瓷器，并且禁令有所扩大应是合乎逻辑的，但这种扩大是有限度的（如限定在“官样”范围），并且以不伤害朝廷的经济利益和民生为前提。倘若扩大超出“合情合理”之限，政令贯彻不了，导致政令流于一纸空文，反而削弱了皇室的“权威”。 这里依《英宗实录》正统三年的行文（即上引b条）推测，c条有脱文，即在列举禁烧诸色瓷器之前漏掉了“官样”二字。在正统三年的记载中，其所禁“青花白地瓷器”前有限定词“官样”，而在正统十二年的记载中，所禁诸色瓷器之前却不见“官样”二字了。就“官样”二字的遗漏，彻底改变了文献的原意！ 因此，如果我的上述判断无误的话，正统十二年的禁造范围只是增加了官样的品种，官窑以外的民样“诸色瓷器”仍可烧制。 再从三朝存世实物考察之。在正统十二年以后至景泰、天顺的纪年墓的出土瓷器及署纪年款民窑瓷器中，不仅有青花瓷，还有酱色釉（紫釉）瓷、釉里红瓷、霁蓝釉瓷（蓝釉瓷）、素三彩瓷等“诸色瓷器”，这些具有三朝风格或纪年的瓷器的出土证实了我的推论：即正统十二年对诸色瓷器的禁烧确实只限于“官样”。 三、正统、景泰、天顺三朝青花瓷的发现 1、官窑青花瓷 目前尚无明确署三朝年号的官窑器发现，但通过对景德镇珠山明御窑厂正统官窑遗存的残器和同一地点、地层叠压关系虽紊乱，但风格在宣德和成化之间的出土残器、残片的考察，三朝官器的大致面目已能有所了解。另外有皇室贵胄背景的墓葬出土瓷器也是我们考察三朝官窑器的重要参考。 1988年11月，珠山明御窑厂西墙一带发现一正统官窑遗存，出土有：青花云龙纹大缸、青花海马仙山纹四铺首器座、青花球花缠枝花纹四棱双耳瓶、青花海涛纹把杯、青花海涛纹碗、青花瑞兽莲池纹盘、青花缠枝花纹葫芦瓶、青花缠枝托八宝纹碗、青花海涛白龙纹盘、青花刻白龙纹盘、青花九龙纹直壁碗、青花斗彩莲池鸳鸯纹碗等。这批瓷器的主要特征： （1）青花大多采用浓艳型钴料（即所谓“苏麻离青”者。所谓“苏麻离青”实为浓艳型国产钴料，我在《元代青花瓷》中已有论证， 此不赘）。发色浓艳，与宣德青花无异。 （2）把杯、盘、碗造型与宣德相似，而龙纹大缸、四棱双耳瓶、四铺首器座既不见于早于此的宣德朝，也不见于晚于此的成化朝，属本朝独有器型。 （3）纹饰有与宣德相近者，如龙纹、缠枝花卉、边饰纹样，更有正统独有纹样，如汹涌的海涛、海马、云气、海涛仙山及球花纹等。八吉祥纹中之鱼纹画为“单鱼”，斗彩莲池鸳鸯纹中之鸳鸯画如小鸟，莲荷花大而叶小，均具正统特色。（参见《正统朝青花瓷独有纹饰》——格古日记· 1995年在珠山明代御窑厂西侧东司岭宣德官窑纪年瓷遗存地层之上层，出土了数块青花八仙人物大罐瓷片。这些瓷片的胎、釉和青花色泽与宣德青花瓷相似，但纹饰独特：在人物周遭有弥漫的云气，即日本瓷界所称的“云堂手”画面。此大罐从出土地点地层及其瓷质、工艺、青花呈色等方面综合考察，应为正统官窑器。 1958年江西新建明代正统二年朱盘烒出土青花缠枝莲纹盖罐5件。这5件青花罐胎质洁白细腻，釉面莹白肥厚，纹饰精美考究，青花色料采用浓艳型钴料，发色清新浓艳。器底为细砂底，有窑红。朱盘烒为明宁献王朱权长子，生于洪武二十八年，卒葬正统二年正月。这批盖罐显然为王室所有。 1956年，江苏江宁县牛首山在正统七年重修的弘觉寺塔基圆洞出土一座高35厘米的鎏金喇嘛塔。塔座分别放有玉瓶、角雕卧佛和四件青花瓜棱小盖罐。盖罐的胎质细白，釉面滋润，青花明艳，足际露胎处有窑红，盖与肩各绘一周覆莲纹，一件腹部绘缠枝牡丹，三件腹部在菱形开光内绘杂宝。塔座下枋上前刻“金陵牛首山弘觉寺永充供养”后刻“佛弟子御用监太监李善福奉施”御用监为宦官十二监之一，“凡御前所用围屏、床榻诸木器及紫檀、象牙、乌木、螺钿诸玩器皆造办之。”作为御用器玩的造办太监，其虔诚供佛之物定非一般民用之器。考虑明初有以皇帝御用之器玩赏赐臣属的惯例（《大明会典》：“景泰五年奏准，光禄寺日进、月进内库，并赏内外官瓶、坛，俱令尽数送寺备用”）又有监窑内官以所造御用瓷器分馈同列之事（见前引《宣宗实录》卷三十四），这批盖罐不排除为官窑所烧的可能（但也有可能为官民通用的民窑精品瓷，如前述正统元年陆子顺所进呈者）。 1964年，湖北省武昌市郊流芳岭一带，在明八王墓群中陆续出土了一批青花器。所谓“八王”，系明太祖朱元璋第六子朱桢的八个儿子。朱桢在洪武三年被封为楚王，十四年就藩于武昌，共有九子，但在武昌地区就封藩王的只有八位，故有八王之称。八王及家眷多数卒年在正统年间。其墓葬出土青花器俱正统特征的有青花龙凤纹梅瓶、青花云凤纹梅瓶、青花莲池鸳鸯纹盖罐、青花云龙纹盘、碗及高足碗等。这批八王墓青花瓷器应为正统官窑器无疑。 1993年6月，在明御窑厂遗址西侧基建工地发现一批宣德、成化年官窑款瓷片和无款青花瓷片。这批遗物所在土层无叠压关系，当是宣德至成化的扰土或填土层。其中无款青花瓷片上的缠枝花极似正统风格，但发色不如正统明艳，盘的圈足较正统大，胎、釉不及正统细洁，足墙低矮微内敛，风格与正统和成化均有异，根据地点，可能为景泰或天顺官窑瓷残片。 1988年4月，广东东莞市黄村区天顺三年罗亨信墓出土青花缠枝莲纹盖罐5件。这批瓷器胎体灰白，釉面温润，发色深蓝，色浓处泛黑，纹样规整，绘笔活而不乱，布局边饰密而主纹疏，颇见艺术功力。墓主罗亨信为“通议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乃正三品高官。这批瓷器的性质是官是民说法不一，但至少是民窑精品无疑。其时间应在景泰至天顺之间。 宣德官窑瓷盛行书写年号款，而紧接其后的正统、景泰、天顺官瓷却不见书写年号款者，这一现象令人不解，其缘由为何？有种种猜测。我认为这与书写年号款尚未成为定制有关。如果朝廷未有硬性规定必书年号款，那么御窑厂督窑官肯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旦书写不合规矩，或有“重大笔误”，即使辛苦制作，在胎釉、器型、纹饰上都无可挑剔的成品也必然面临落选的命运，并且还有“杖责其督官”的惩处。 明代学者何孟春在《余冬续录摘抄》中就向我们提供了陶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例证：“（窑变器）盖数十窑中，千万品而一遇焉。然监察官见则必毁之。窑变宝珍奇，而不敢以进御，以非可岁供物也。”因为窑变器固然神奇，但毕竟是造化之功所致，非人力能随意为之，不能作为常规的供御之器，只能毁掉它，否则皇帝喜欢上，要“依样令制”，乃至列为“岁贡”（每年派烧）将何以堪？ 至于民窑器之书写年号款，因为没有供御的心理负担，也就没有必要规避不写了。 2、民窑青花瓷 三朝民窑青花瓷的发现多于官窑，且瓷器本身有带纪年铭款，故其面貌更为清晰，以致有人认为对正统、景泰、天顺三朝青花瓷的描述应是以民窑为主的瓷器特征的分析。但我认为三朝官民窑瓷器有趋同现象。由于民仿官盛行，故朝廷才严令禁造官样民用器。值得注意的是禁烧令仅见于正统三年和正统十二年，而景泰和天顺未有禁烧令。这样看来，正统三年之前，景泰、天顺二朝，这三个时间段民造官样瓷必定会有，而且经由正统年的两次严厉禁烧，景泰、天顺的民仿官瓷器必呈反弹趋势而比正统三年之前出现更多。这是民间消费心理的必然表现，而作为商品生产的民间瓷业必然要反映这种特殊（畸形）的消费心理。 另外，三朝官窑烧瓷也出现“官仿民”趋势。如珠山正统官窑地层出土的青花四棱双耳瓶上的球花纹、八仙人物大罐残片上的“云堂手”绘风、朱盘烒墓出土青花盖罐上之桃形莲瓣纹、太监李福善供奉的瓜棱盖罐上的缠枝总角牡丹都是民窑绘风，这些青花瓷可看作三朝官仿民的代表作品。 三朝民窑青花瓷出土和传世品有如下发现： 1989年3月，江西德兴市黄柏乡福泉山正统十二年张叔嵬墓出土青花瓷器3件。其中青花缠枝莲纹象耳瓶2件（一对），青花缠枝莲纹筒炉1件。 在张叔嵬墓左侧有景泰二年张□墓，出土物中也有青花瓷三件。其中青花缠枝花戟耳瓶2件（一对），青花折枝花卉纹索耳三足炉1件。 1974年，在景德镇市唐家坞村景泰四年严升墓中出土7件青花瓷：青花折枝花卉纹月牙戟耳瓶一对、青花折枝花卉戟耳长颈瓶一对、青花折枝花卉纹筒炉1件、青花宝杵纹小碟1件、青花松竹纹净水碗1件。这批青花瓷青花色泽浓艳，色浓处均有铁锈斑凹入胎骨。纹饰有折枝花、缠枝莲、松竹梅、卷云纹、灵芝、月华、结带宝杵、回纹和梵文等。 同年在景德镇北郊刘家坞景泰七年舒母袁龙贞墓中出土青花瓷7件：青花卷云兰草纹碗、青花卷云兰石纹碗、青花缠枝莲托八宝纹碟、青花折枝花卉纹戟耳方瓶（一对）、青花折枝花卉方耳带座炉（一对）。 另外，南京明故宫玉带河出土明代青花瓷片中有不少三朝民窑青花瓷片。景德镇窑里、湖田等窑址中也发现一批三朝青花瓷片。 国内外收藏纪年铭三朝民窑青花瓷有： （1）正统二年款青花缠枝牡丹纹兽耳尊 1986年见于香港苏富比拍卖会。撇口，丰肩，圆腹下敛，平底足外撇。肩部饰对称兽耳，颈部绘锦地开光八宝纹，上肩绘变体覆莲瓣纹，下肩绘缠枝莲，腹部主纹会缠枝牡丹，胫部绘变体仰莲瓣纹，五层纹饰之间均以双弦纹隔开，兽头耳涂青，胎体厚重，露胎处有褐斑，无釉砂底上墨书“大明正统二年正月吉旦弟子程进供奉”。本器青花明艳，布局繁密，花大叶茂，缠枝牡丹花瓣及叶脉留白的画法具有宣德风格，但青花发色没有宣德青花特有的浓重铁锈斑疤，莲瓣画法为正统风格，故此器应为宣德晚期到正统间物。 （2）正统八年款青花山形笔架 广东省博物馆藏。弯弧五峰山形，中空外开两圆孔，可兼作水滴使用。凸面以青花勾画重峦三层，凹面主峰直书“正统捌年”青花款。胎厚重，釉层黄白，釉面肥润，开有纹片，青花蓝黑带褐斑。 （3）景泰元年“奉天敕命”青花瓷碑 1978年江西文物商店征购，江西博物馆藏。碑为内空长立方体，高48厘米，宽33.3厘米，厚7厘米。上下边饰为双龙戏珠纹，龙为五爪；左右两侧饰以回纹。碑额自右至左横书“奉天敕命”四个大字，碑额下自右至左直书敕命一篇，文曰： 行人之职所以宣达命令于四方，必得才学通敏之士，庶几不辱国命。肆我祖宗，必择进士任之，该慎重其选也。尔修职郎行人罗如墉，发身贤科，授以斯职，式克勤慎，以举其官。比以随征，陷于战阵，劳苦可悯。是用锡之敕命，以示褒嘉。于戏！人孰无死，惟死于国事者为荣也。尔尚袛服隆恩，永慰溟漠。敕命 景泰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此碑胎体洁白细腻，釉面肥厚润泽，釉色白中闪青。青花呈色深蓝，未见铁锈斑。瓷碑正反两面均施釉，上下左右四边露胎无釉。四角及四边中间均有圆孔，起固定之用。 查罗如墉，字本崇，江西吉安人。正统七年进士，授官行人。《明史》卷167 ：罗如墉，字本崇，庐陵人，进士授行人。从北征，濒行诀妻子，誓以死报国。嘱翰林刘俨铭其墓，俨警 拒之。如笑曰“行当验耳！”后数日果死。民国《吉安县志》卷34人物志云： 罗如墉 字本崇气（左加“火”字）下人 ……举正统七年进士。授行人。也先寇宣府。王振请上亲征。如墉扈驾。过其乡同年生刘俨，具言已与妻子诀，是行当死节。官下及土木败绩，如墉死之。又《明通鉴》卷24 英宗正统十四年载：是役也，官军死伤者数十万。文武从征扈行之及于难者 英国公张辅…… 行人罗如墉……凡五十余人事定 闻于朝 皆锡谥赠官有差。由此可知罗如墉还是一位忠君爱国的烈士。 如此高大的瓷质碑铭世所罕见。此碑到底是朝廷命御窑厂烧制后颁予罗如墉家人，还是罗氏族人依朝廷所颁赐的绢帛敕命到景德镇定烧，无从知晓。但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朝廷烧制瓷质敕命颁赐臣工既无先例，亦无后例。我估计此瓷质敕命当是罗氏族人为显示家族荣耀而定烧，然后镶嵌于本族祠堂之壁者。如是这样，则此瓷敕命碑还是民窑性质的作品。 （4）景泰二年款铭青花白莲纹小罐 1991年出现于伦敦苏富比拍卖行。器高10.8厘米，唇口，短颈，圆肩，敛腹，圈足，砂底。颈肩部绘缠枝花，腹部主纹绘硕大白莲绽放于碧波之上，胫足部绘仰莲瓣纹一周。器底有“景泰贰年岁次辛未肆月吉日立”青花款，款下有一“正”形花押。 （5）“天顺三年”款铭青花海涛异兽纹长方砚。江西南昌县博物馆藏。 （6）天顺五年许愿文款铭青花贴塑蟠螭缠枝牡丹纹长颈瓶。香港艺术馆藏。 （7）“天顺年”款青花波斯文三足筒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8）天顺七年款青花波斯文三足筒炉。山西省文物商店藏。 四、正统、景泰、天顺三朝青花瓷 特征 如前所述，三朝官民窑瓷器有趋同现象，民仿官、官仿民，二者双向效仿、相互渗透。故对三朝青花瓷特征的描述不宜孤立地将官、民窑二者截然分开。另外，对于海内外公私收藏的一些无款而具有三朝风格的精美青花瓷器，如一些“云堂手”、孔雀牡丹纹青花瓶、罐，到底属于官窑还是民窑精品，争议颇大，目前还未有定论。故我认为现在对三朝青花瓷特征的描述不宜采用官民窑分述的作法。但这并不等于说三朝青花瓷官民不分，毕竟二者在胎釉精粗、青花色泽、纹样风格等方面还是有总体上的区别的，我们可以根据这几方面的差异结合器物的其它因素（如出处）将二者区分出来。不过这种区分不可绝对化，如认为官窑在胎釉、工艺、青花色泽等方面一定优于民窑、某种纹样一定是官窑特有，如此则流于单线思维，难免出现谬误。事实上倒过来的情形（即官窑不如民窑）在中国瓷史上也是司空见惯的。 故我强调判断三朝官民窑瓷器除注意考察其作品本身之特征，还需与其出处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辩证思维。在目前三朝官民窑瓷器的不同特征还未十分明了的情况下，侧重其共有的时代特征之分析将更具有学术意义。 1、正统青花瓷特征 a.器型 有缸、带铺首器座、四棱双耳瓶、葫芦瓶、象耳瓶、兽耳瓶、筒炉、冲天耳三足炉、宝珠顶盖罐、瓜棱盖罐、把杯、高足碗、五山弧形笔架、盘、碗等。其中四铺首器座、四棱双耳瓶乃本朝特有器型。 b.胎釉 胎体厚重为多，胎骨细白坚致。釉色青白，釉层莹润。少数釉色泛黄，釉面开纹片。 c.青花 青料有浓艳型和非浓艳型两种。用浓艳型钴料者发色浓艳，有铁锈斑，色浓处闪锡光，个别青花蓝中泛绿；用非浓艳型钴料者发色黑蓝或蓝中泛灰，均有黑褐锈斑，黑斑处略下凹，下凹程度不及浓艳型青料的铁锈斑那样深入，也不见锡光和泛绿现象。另有浓艳型与非浓艳型配伍使用者，呈色明艳（注意“浓艳”和“明艳”的区分），较少锈斑出现。 d.纹样与绘风 常见纹样有云龙纹、龙凤纹、云凤纹、海马图、海马仙山图、海涛纹、海涛白龙纹、海水姜芽纹、莲池鸳鸯纹、莲池瑞兽纹、缠枝莲纹、缠枝牡丹纹、缠枝宝相花纹、缠枝莲托八宝纹、松竹梅、八仙人物、琴棋书画、携琴访友、仙女、亭台楼阁、云山楼阁高士图、麒麟、瑞兽驮宝、孔雀牡丹、菱形开光填绘杂宝、球花纹、蕉叶纹等。 绘画布局承续宣德风格，多繁密，但线条不及宣德豪壮而趋于精细灵巧。 八吉祥纹中鱼纹画为单鱼，莲池鸳鸯纹中的鸳鸯画如小鸟，莲荷花大叶小。云纹有三眼蝌蚪云、“壬”字型灵芝云纹、飘带状如意云纹、成“器”字形排列的“壬”字云与蝌蚪云组合等画法。龙首火珠绘成喷吐无数火焰之大火珠，缠枝莲花绘法是以尖瓣围成上尖下宽芯内开光再填一瓣，状如松塔。孔雀颈、腿粗壮，状如鸵鸟。楼阁人物图之类常有大片弥漫天际，或从地皮涌起或缭绕于楼阁的重云，造成一种亦仙亦幻气氛。 云纹的轮廓线甚宽，沿粗线轮廓内侧再用细笔画数层连弧云纹或涡状云（至景泰，连弧演变为弹簧状，可称“弹簧云”），这种绘风日本陶瓷界称为“云堂手”，为三朝独有。作为边饰的重瓣莲瓣纹有画如桃形者，沿轮廓内侧复勾一层后再向内画螺旋纹数重，状如螺纹，这种莲瓣纹为正统独有。海涛中的礁石呈三角状倒插，十分险峭。莲塘荷花画法常在正面大朵盛开莲荷后衬以细高蓼兰两株，兰穗下垂。作为边饰的蕉叶纹多为连弧状宽边，主脉空勾留白，支脉画并列细斜线（这种画法延续至天顺）。松针早期为圆形，后期呈椭圆形。梅花早期多蓓蕾及半开放小朵梅花，后期夹画数朵大梅花。竹子早期竹竿空勾，晚期改实线一笔画成。柳条画如断续之雨点。 e.底足 圈足挖足较浅，足深小于或等于足高。足墙外直，内壁外侈，足端平切。琢器多无釉细砂底，露胎处常见窑红和褐斑。也有细洁无杂质者，多见于精品瓷中。 f.款识 未见官窑款识。民窑器有墨书“大明正统二年吉旦弟子程进供奉”铭款和“正统捌年”青花款，均为行书款。 2、景泰青花瓷特征 a.器型 有梅瓶、月牙形戟耳瓶、戟耳长颈瓶、戟耳方瓶、带座兽耳长颈瓶、兽耳尊、罐、筒炉、索耳三足炉、净水碗、盘、碗、碟等。 b.胎釉 胎体厚重敦实，胎质细腻、粗糙并有。胎色有洁白向灰白转变。釉色白中泛青，色深者如湖水之色。釉层肥胰如脂，有时由于釉层厚，釉中气泡密集，致使青花纹饰不够清晰，有朦胧之感。 c.青花 青花色泽有浓艳明快、深蓝、黑蓝等色调。浓艳者色浓处有铁锈斑，凹入胎骨，系采用浓艳型钴料之呈色。后二种色调系采用非浓艳型钴料之呈色，时有晕散。 d.纹样与绘风 常见纹样有缠枝花、折枝花、水波白莲、松竹梅、卷云兰草纹、卷云兰石纹、缠枝莲托八宝、结带宝杵、麒麟、八仙朝圣、仙人乘鹤、仙人乘槎、举杯邀月、携琴访友、琴棋书画、仕女游春、高士、三国故事、童戏、梵文、内旋桃形莲瓣纹、星座纹、蕉叶纹、回纹。 缠枝花与折枝花并用于一器为景泰瓶类惯用构图。空勾硕大白莲绽放于碧波之上为此期特有纹饰。竹竿实心，竹叶如蒲葵叶。梅花均为小朵。松针画成椭圆。人物画多衬以坡地，地皮上缀以幽兰花卉，有时还配以湖石，石洞画成螺旋状。 空勾不染为此时惯用笔法，见于白莲、白菜、湖石、竹叶图上，留白手法也较常见。“云堂手”画出现以夜色衬出星座和翻卷之白云的画法，诡异莫测。另正统后期出现的宽边外廓内画连弧的大片流云画法仍延用之，但画笔更其泼辣恣肆，内连弧已变为弹簧状，层数增多，多在三层以上。 e.底足 圈足挖足较正统深，足深与足墙相当或大于足墙，内墙向里倾斜，足端平切，外底中心偶见小乳突，时见跳刀痕。 f.款识 不见官窑款。民窑有“景泰二年岁次辛未肆月吉日立”青花款，款下有“正”字形花押。 3、 天顺青花瓷特征 a.器型 有梅瓶、贴塑蟠螭长颈瓶、盘口高足桥耳玉壶春瓶、盖罐、三足筒炉、砚台及盘、碗等。 b.胎釉 胎色洁白或灰白，釉色青味减少，白度增高，釉面平整莹润。器物表、里、底釉色比较一致。 c.青花 大多采用非浓艳型钴料。呈色深蓝，色浓处泛黑。也有偏灰者，色泽淡雅，向成化青花的呈色靠近。还有少数采用浓艳型钴料者，色泽浓艳。 d.纹样与绘风 常见纹样有缠枝莲、缠枝莲托八宝、缠枝牡丹、孔雀牡丹、菊石图、海涛异兽、莲池图、三狮踏浪图、双狮戏球图、云鹤、杂宝、拜月图、访友图、醉扶图、担箧图、城门归晚图、策马图、波斯文、莲托梵文、蜗牛、花坛等。 独特边饰有：三眼右摆蝌蚪云纹、多重（四重以上）二方连续回纹、锦地如意云肩开光填折枝花、连弧边粗茎留白蕉叶纹、重十字梅点菱形纹、三叠或多叠龟背纹等。 许多作品线条细腻，布局疏朗，设色淡雅，已初俱成化青花风格。“云堂手”画发展出简、繁两种风格：简笔云纹在规整宽边轮廓内沿勾细线一层，其内侧再缀细笔连弧云纹若干，笔触工细，云纹层次较少，留白多；繁笔云纹在宽边轮廓内侧沿轮廓以急速之笔势圈画弹簧云纹数重（多者达五重），绘笔比景泰更雄放恣肆，嶂岚鬼气，动人心魄。其中简笔云纹一路沿袭至成化。 e.底足 圆器多为釉底，少见砂底。圈足足深大于足高（挖足过肩）、等于足高、小于足高三种均有。小于足高者足径颇大，多见于盘类。足端平切，足墙向里倾斜。 f.款识 未见官窑款。民窑款见有“天顺年”款、“天顺七年大同马造”款、天顺五年许愿文铭款，均为青花行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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