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古代帝王中最可悲的“愤青”？纵观历朝历代的所有帝王，最当得如此称号的非面对全国山河一片穷而又无力回天的北宋神宗赵顼莫属。
神宗赵顼是大宋王朝的第六世皇帝，登基时还是年仅二十岁的少年天子。那是公元1067年的新年刚过，大宋的臣民还沉浸在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喜悦之中时，久卧病榻的宋英宗赵曙卧病于榻之上终于驾崩，年仅二十岁的赵顼初登皇位。此时，大宋王朝已见民穷财困、军政敝弛的衰象，少年天子即位后壮怀激烈，整日“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立志变法革新，励精图强，以期改变大宋江山近三十年来积贫积弱的局面。然而环顾满朝元老重臣和年轻新锐，几乎无人可以与之畅言中兴大宋的改革大计。转眼登基数月，始终找不到心仪的执政大臣，以解决朝政大事聚议纷纭、舍大取小、久论不决的局面，为此少年天子多日愁眉不展，寝食不安，经常彻夜难眠。
看到赵顼如此的神魂不安，太皇太后曹氏不由长叹一声。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过世的仁宗赵祯。十三岁当皇帝时，仁宗已喜怒哀乐不形于色、驾驭臣子于不动声色。而眼前这个二十岁岁的天子却把什么都写在一张脸上。她不知道这样热血冲动的皇帝主导的改革，会把朝廷变成什么样子。
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皇上无嗣，储位空悬，时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就不顾位卑职微，亲自飞马千里进京上呈奏章，力劝皇上早立皇嗣。后来升任谏议大夫的司马光又与同僚范镇多次上疏朝廷，奏请仁宗皇帝早日立嗣，以保证大宋江山社稷的稳定，并冒死进宫面奏仁宗皇帝，促其立濮王赵允让之子赵曙为嗣。在仁宗病危之际，已坐上龙图阁直学士职位的司马光，促请宰执辅臣韩琦夜召赵曙进宫继承了皇位，避免了大宋王朝因皇位之争而可能出现的内乱。公元1063年，仁宗驾崩，赵曙即位，是为英宗。此时的赵顼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天真少年，无忧无虑地在皇宫中读书。
四年之后，久卧病榻的英宗赵曙去世，年仅二十岁赵顼即位。从小到大，赵顼就生活在皇家温室里。因为老爹，他一早就注定是皇位接班人；因为爷爷，他从小就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好榜样。至于多年不立太子、做成功人物继承者的压力和阴影，都让他老爹一肩扛了。他所做的，无非是悠哉度日，好好读书，等着当登基皇帝。
历史造就一个愤青，通常需要两点：一是生活上优越，不为生计所苦的人，才有闲心去针砭时弊；二是好读书，有学问的人，才能把抱怨变成冲动的作为。一个北宋农家的儿子，就算对社会再不满，也只能在刨地时狠狠锄几下、骂几句罢了。
神宗赵顼不幸两点都具备了。这棵皇室独苗，一不走马斗鸡，二不惹事生非，一天到晚认真读书，以至于他老爹都担心他会读坏身体。随着年岁的增长，他日益成为一个热血少年，有满腔抱负，恨不能破茧而出、直上凌云。
但是，在皇家的保护下，少年天子赵顼缺乏平衡朝局的手段、循序渐进的耐心、消弭矛盾的智慧。这注定了即将开始的“熙宁变法”，将以大争议、大悲剧的姿态，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
赵顼接手的北宋王朝，从总体上看，的确存在危机。太平日子过久了，土地兼并和佃户问题十分严重，官僚机构和军队不断膨胀，所以财政吃紧。而六年之内，两次皇帝大丧，多次自然灾害，让朝廷的账本上竟然是空空如也。
年轻的皇帝急了。他看到一本空账，就认定全国山河一片穷。北宋的锦绣江山，在他激情的眼里，不过是摇摇欲坠。焉能不改革？
再没有政治经验，赵顼此刻也知道，必须得到朝廷大臣的支持。他苦苦寻找着能够辅佐朝廷中兴大宋王朝的魏征、张良。他想到过曾推行“庆历新法”的欧阳修、韩琦，但他总觉得诸臣都已年过古稀，耄耋老矣；他曾翻阅过翰林侍读司马光《进五规状》奏章，但觉其“礼柔平和，锐气欠劲”；他也曾阅览了苏轼几年前上呈的二十五章《进策》和二十五章《进论》，虽感到雄心激进，锐气逼人，确实不同凡响，但他又觉“文人之气太重，清谈之风甚浓”。这些无论元老重臣，还是年轻新锐，或多或少，或这或那，总是有一点不能符合这位少年天子的心愿。
突然一天，赵顼信手翻到一部十二年前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看着看着，他就被王安石雄才大略深深吸引住了。正在这时，王安石又上书一道《本朝百年无事札记》的奏章，赵顼看了这两道奏章，深感王安石见识高远、豪气万丈；变法之志，坚如磐石；忧国之心，跃然纸上。正是自己所寻找的魏征、张良！就这样两道奏章成为了历史的机遇，使愤青皇帝和怪才王安石走到了一起。
当时的王安石，是士大夫中的精英，改革派的灵魂，可谓天下愤青共同景仰之人。被老臣们接二连三的训斥弄得很不高兴的神宗赵顼，立刻把这位偶像抓了过来，作为改革的指导老师。
王安石说：改革变法，只要君臣一心，不要说汉唐盛世，便是再现尧舜，又有何难。这番话有如一剂强心针，赵顼立刻神采飞扬，拍案而起：这才是我的知音呀！
于是，不再理会朝廷上下的反对，公元1069年的初春，赵顼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推行新发，于是，农田法、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等九项新法先后颁行天下，“熙宁变法”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历代成功的改革，都必然有秦孝公和商鞅这种君臣绝配的影子，而神宗赵顼和王安石只能算半对。
赵顼急于改革，“同一战壕中”的战友情谊，让赵顼这位少年天子对王安石的信任，是空前未有的。王安石所推行任何改革法案，他都无条件支持。但是王安石的轻忽冒进，任用了一帮奸邪之臣，也就是他的组织班底出现了问题。因而遭到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这样的名臣、以及韩琦、富弼、文彦博这样的三朝宰辅的强烈反对。
当然，神宗赵顼力排众议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结果却恰恰相反。朝廷上下，不管什么派系，都彻底地和王安石划清界限。
王安石是一个历史的改革家，他的方案，超越了他的时代；然而他的组织措施，却忽视了人的因素。司马光、苏轼都曾劝过神宗赵顼，王安石“个性刚愎、不通人情”，这种性格并不适合拜相。当年王安石在包拯手下为官，一次宴会，包拯劝酒，王安石愣是从头到尾拒绝，幸好包拯只是一笑而过。但新法不是一杯酒，想喝就让大家陪你喝，不想喝就让满桌人都不喝。一个不懂得通融、包容、恰当和稀泥的宰相，必然会事事掣肘。
神宗也渐渐意识到了，他越是努力推行新法，越让自己和王安石陷于孤立。大规模的人事调动，已经震慑不住反对派，反而让中间派也走上坚定反对的道路。最后在他和王安石的手下，竟然无一可用之人。
但是此时正值年富力强的赵顼并没有后退，他的嘴角，掠过了一抹苦笑：他们不理解我，没关系，朕是为天下人的福祉而奋战的！
但这份自信在改革的第五个年头里，被彻底粉碎了！公元1074年，全国反对新法的声浪日益高涨，天旱无雨，饥荒蔓延。正当神宗心焦如焚时，宦官郑侠跪倒在地，送上一卷《流民图》，恳求神宗过目。画卷上，不是百姓安乐，而是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的惨状。
狂热的坚持，绝对的自信，在这幅地狱般的画卷前崩溃了。宋神宗终于同意撤换王安石，启用韩绛、吕惠卿。但很快，神宗察觉到吕惠卿不是可以托付之人。至此，赵顼不得不亲自动手，独撑变法大局。
虽然后来王安石短暂复出了半年，但可以说，从看到《流民图》的这一刻起，庙堂之高，国家之大，真正忧心于变法的，只剩下赵顼这位孤独的行者了。
而直到神宗赵顼三十六岁驾崩，他都没法改变这个僵局，就是为百姓福祉的改革变法，却遭到百姓的激烈反对；作为当今皇帝，他却被大臣们孤立；改革引起的争议，加剧了朝廷中的党争，他却无法压制下去。
从某种程度上说，神宗赵顼是为了变法忧劳而死的。但他死后留下的国家，却是一个变法失败、党争纷起的国家，财政危机日益严重，百姓贫苦不堪，对西夏和土藩的军事连年失利。直到四十年后，金兵南侵，马踏黄河，北宋灭亡。但是这一切，都和他富国强兵的心愿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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